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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柳荫诗作记



  我和柳荫同志,已经有三十多年没有见面。前两天他来天津公干,到舍下来,一进门就问:

  “你还能认得我么?”

  我一下就从声音、举止认出他来,两个人都乐了。

  一九三九年,我在晋察冀通讯社工作,就认识了柳荫。那时他和仓夷一道工作,两个人形影不离。我和他虽然并不是那么亲近,但给我留下的印象,特别深刻。在同伴们中间,柳荫被公认为“状貌如妇人好女”,正像司马迁形容留侯张良一样。

  现在他也六十多岁了。谈话间,他说晚年,有时感到寂寞。我劝他写点东西。他说,写一些诗,带来了,因为怕我没时间,放在了李湘洲那里。我说,我很愿意看看他写的东西。第二天,湘洲就把诗稿送来了,共三册。是用小学生的练习簿抄写的。字体细小纤弱,像是十三四岁女学生的手笔,偶尔抄错一两个字,还用白纸贴上,重新抄好。所用练习簿,如同新从南纸店买出来,干净得似未触手。

  三本诗稿,装在一个旧封套里,表面又糊上一层同样颜色的纸,写好他自己的姓名和通讯处,贴好邮票一角八分,旁注“挂号”二字。这是为的,别人看过以后,即可很方便地送到邮局,给他寄回去。

  我想:这都是老一代人的习惯。当天下午,我就坐在院子里,读完了一册。

  和其他文学形式相较,“五四”以来,中国的新诗,受外国诗的影响最迅速也最显著,这是诗的形式特点决定的。欧美各国的著名诗人,古典的以及新的流派,中国差不多都是很快就有了译本,加上会外语的人很多,他们的诗,在中国都曾有人学习过尝试过。但影响比较深远的,则要数拜伦、斐多菲、普希金、涅克拉索夫、惠特曼和马雅珂夫斯基。这些诗人的作品,有两种特点:热烈的情感和对现实的凝注。欧洲的形式主义的诗和象征主义的诗,在中国也曾得到流传,并有名家,但这种诗,多行之不远,影响不大。因为这都是诗人书斋里的玩意,广大的群众无法接受。

  与人民的现实生活及当前的命运相结合,在中国的土地上,不断产生自己的歌手。他们的成功之作,多在早期,即青春热情兴旺之时。这种热情多是单纯的,无私的,并没有其他干扰。及至晚期,经过各种消磨,大多失去朝气,影响也就渐渐微弱。

  我以为,中国的新诗,从诞生就是欧化的成分居多,受外来影响较大。但这究系形式,并不妨碍中国新诗的作者,发挥其天才及热力,为中华民族的兴盛而呼号。实际上,每当变革之期,都有代表这一时代的歌者,应运而生,作雄鸡之唱,风靡一代。中国新诗的形式,恐怕就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这是无法挽回,也无法改变的。

  对于柳荫的诗,我的印象是:婉约舒畅,节拍和谐,有一条脉脉的情绪,贯穿其间;有一点鲜明的理想,悬诸诗外。

  章法完整,读过后,余味无穷。

  不可讳言,我对他的诗的评语,是年岁相当,经历相同,处境相似的人的一种共鸣,也可以说是知音。有些青年诗人,恐怕就不是这样看的。他们会说,这是一种过时的诗歌,是涅克拉索夫、惠特曼的老调重弹。

  很可能是这样。我也承认,柳荫的诗,并不是雏凤之声,而是老凤之声。

  诗贵有我,我也是这样主张的。这个我,必须联系人民,联系时代,这也是没有争论的。但在中国,强调一面,总要渐渐走到它的反面去,虽圣贤豪杰之士,亦所不免。诗中有我,但如果把我神化,不断扩张自我意识,以自我为中心,观察一切,判断一切,并且不断神化自己的天才、灵感、胆量,渐渐也就会出现一种很不健康的症状。所写出的诗,也就会变成大言欺人的东西。这种诗,以其短促、繁乱、凄厉的节拍,造成一种于时代,于国家都非常不祥的声调。读着这种貌似“革新”的诗,我常常想到:这不是那十年动乱期间一种流行音调的变奏和翻版吗?从神化他人,转而为神化自我,看来是一种新的探索,新的追求。实际上这是一个连贯的,基于自私观念的,丧失良知的,游离于现实和人民群众之外的,带有悲剧性质的幻灭过程。

  我也明白,时代不同了,一切都没有过去那么单一了。战歌和牧歌,都不应时了。你听窗子外面是什么声音,斧凿叮咚,青年人在婚前,制造着一米多高的衣柜;“砖来!”“泥来!”

  是住户扩建几平米的小屋。伴奏着劳动之声的,是翻来覆去,百听不厌的《毛毛雨》和《桃花江》。

  在这种环境里,在这种气氛里,老年人感到一点寂寞,也是势所难免理所当然的吧。回忆过去,当然有你的自由。多数人在面对现实。

  我想,柳荫,正是面对现实,他才去写这些带有回忆录性质的诗的。

  什么事情,忘记根源,蔑视根源,糟蹋根源,都会受到无情的惩罚。陕西、四川因为砍伐了上游的树木,破坏了水土,都已经暴发了水灾。老的一代,经历了十年大雾四塞,荆天棘地,蛇蝎环逼的痛苦生活,创伤未及平复,又写下了回忆战争,回忆饥寒,回忆疟疾,回忆战友死亡的诗。它的意义或者说它的终极目的何在呢?当然不是对现实的失望或绝望,而是寄托着一种为了祖国,为了未来,为了青年一代的希望。

  读着柳荫的诗,我像听着暮鼓晨钟一样。也有回忆,也有憧憬;也有过去,也有未来;也有结束,也有开始。有多种情绪,有多种感慨,交织在我的心中。过去,是不可能这样想到今天的,然而今天,是无法忘记那样的过去的。

  柳荫这次来天津,在我这里只谈了两个小时,我想留他吃顿午饭,他也没有答应。办完公事,他就回到北京去了。今天,夤夜二时,我从床上爬起来,坐在灯下。只有这个时刻,我的周围最安静。我要利用它,来为故人的诗写点什么。晚秋的蚊子集中到我的脚面上来,我忍耐着。回忆着我们在穷山恶水的阜平,共同工作的那一段岁月。

  自从这个“敌”字被简化,故人随便加上一撇,便可以变成“敌人”。因此,故人的情况也已经变得很复杂了。有这样的故人:被一个跟着“四人帮”造反的头头,只是打了两拳头,就倒了过去。从此成了头头的随从、侍卫,端茶倒水,摆椅子,擦桌子,拿笔记本,捧眼镜盒。并且充当头头的密探,打小报告,甚至栽赃诬陷过去的同志。这种人现在正想着什么呢?

  这样的回忆,就使人不愉快了,这也就是容易使人感到寂寞的原因之一。但是,作人、写诗,总是不能排除回忆的。

  最近,我为吴芝麟同志抄了一段唐写本《世说新语》,在跋尾写道:“今日午睡起,拟写十年人物志,继思:以百纸写小人之丑事,不若以一纸记古人之德行,于心身修养,为有益也。”

  读柳荫的诗,帮助我回忆了过去的有益的生活,给了我生活的力量,使我对坚持民族传统道德更有信心。这种回忆,对于身心的修养,自然更是有益的。柳荫的诗,也可以说是哲理的诗。所谓哲理,是从生活的变化,推演出来的,这样的哲理才能使人信服。

  1981年9月26日晨,写完并改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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