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天故事汇 > 孙犁 > 孙犁散文集 >
记陈肇



  老友陈肇,于一九九○年十一月七日,病逝于北京。

  自一九三八年,一同任职冀中抗战学院起,至一九四○年,又一同在晋察冀通讯社工作止,我同他,可以说是朝夕相处,患难与共的。我在几篇回忆性的散文中,都曾写到过他。这里只能再记一些琐事。

  他去世后,我在北京的女儿,前去吊唁,慰问了已经不能说话的陈伯母。肇公的两个孙女和两个外孙,叫我女儿转告,希望我能写一点什么。

  我想,这些事,是我的责任,我一息尚存,当勉力为之。

  难道还需要孩子们对我进行嘱托吗?

  陈肇,河北安平县人。他毕业于天津河北省第一师范。老辈人都知道,这个学校,是很难考入的,学生多是农村一些贫苦好学的子弟。他的家我去过,不过是个中农。他父亲很有过日子的远见,供他念书,叫二儿子务农,三儿子去当兵。

  毕业后,他执教于昌黎简师。

  一九三八年的秋天,我和陈肇打游击,宿在他的家中,他已经和大嫂分别很久了,我劝他去团圆团圆,但他一定陪我睡。第二天天尚不亮,我们就离开了。陈肇对朋友如此认真,第一次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一九六二年夏天,我去北京,住在椎把胡同的河北办事处。一天下午,我与一个原在青岛工作、当时在北京的女同志,约好去逛景山公园。我先到景山后街的公共汽车站去等她。在那里,正好碰上从故宫徒步走来的陈肇。他说:

  “我来看你,你怎么站在这里?”

  我说等一个人。他就站在路边和我说话。我看见他穿的衬衣领子破了,已经补上。

  他一边和我谈话,一边注意停下来的汽车,下来的乘客。

  他忽然问:

  “你等的是男的,还是女的?”

  我说是女的。他停了一下说:

  “那我就改日再到你那里去吧!”

  说完,他就告别走了。我一回头,我等待的那位女同志,正在不远的地方站着。

  在对待朋友上,我一直自认,远不能和陈肇相比。在能体谅人、原谅人方面,我和他的差距就更大了。

  进城以后,他曾在国务院文办工作,后又调故宫博物院。

  一九五二年冬季,我到他的宿舍看望他,他穿着一件在山里穿过的满是油污的棉大衣。我说:

  “怎么还穿这个?多么不相称!”

  他严肃地望望我说:

  “有什么不相称的?”

  我就不能再往下说了。我在生活上,无主见,常常是随乡入俗,随行就市的。当时穿着一件很讲究的皮大衣。

  他住的宿舍,也很不讲究,可以说是家徒四壁,放在墙角的床铺周围墙壁上,糊了一些旧画。被褥、枕头,还按三十年代当教员时的方式叠放着。写字桌上,空空如也,却放着一副新和阗玉镇纸,一个玉笔架。他说:

  “三兄弟捎来的,我用不着,你拿去吧。”

  这以后,他得到什么文具,只要他觉得不错,就郑重其事地捎给我用。

  在故宫,他是副院长,就连公家的信纸、信封都不用,每次来信,都是自己用旧纸糊的信封。

  有一次,我想托他在故宫裱张画,又有一次,想摘故宫一个石榴做种子。一想到他的为人,是一尘不染的,都未敢张口。

  他多才多艺,他能画,能写字,能教音乐,能作诗,能写小说。这些,他从不自炫,都不大为人知道。我读书时,遇到什么格言警句,总是请他书写后,张挂座右。我还一直保存他早年画的一幅菊花,是他自己花钱,用最简易的方式裱装的。

  琐事记毕,系以芜辞:

  风云之起,一代肇兴。既繁萧曹,亦多樊滕。我辈书生,亦忝其成。君之特异,不忘初衷,从不伸手,更不邀功。知命知足,与世无争。身处繁华,如一老农。辛勤从政,默默一生。虽少显赫,亦得安宁。君之逝也,时逢初冬,衰草为悲,鸿雁长鸣。闻君之讣,老泪纵横!

  1990年11月22日病起作悼康濯整整一个冬季,我被疾病折磨着,人很瘦弱,精神也不好,家人也很紧张。前些日子,柳溪从北京回来说:康濯犯病住院,人瘦得不成样子了,叫她把情况告诉我。我当即写了一封信,请他安心治疗,到了春暖,他的病就会好的。但因为我的病一直不见好,有点悲观,前几天忽然有一种预感:

  康濯是否能熬过这个漫长的冬季?

  昨天,张学新来了,进门就说:告诉你一个不幸的消息,我没等他说完,就知道是康濯了。我的眼里,立刻充满了泪水。我很少流泪,这也许是因为我近来太衰弱了。

  从一九三九年春季和康濯认识,到一九四四年春季,我离开晋察冀边区,五年时间,我们差不多是朝夕相处的。那时在边区,从事文学工作的,也就是那么几个人。

  康濯很聪明,很活跃,有办事能力,也能团结人,那时就受到沙可夫、田间同志等领导人的重视。他在组织工作上的才能,以后也为周扬、丁玲等同志所赏识。

  他和我是很亲密的。我的很多作品,发表后就不管了,自己贪轻省,不记得书包里保存过。他都替我保存着,不管是单行本,还是登有我的作品的刊物。例如油印的《区村和连队的文学写作课本》、《晋察冀文艺》等,“文革”以后,他都交给了我,我却不拿着值重,又都糟蹋了。我记得这些书的封面上,都盖有他的藏书印章。实在可惜。

  “文革”以前,我写给他的很多信件,他都保存着,虽然被抄去,后来发还,还是洋洋大观。而他写给我的那两大捆信,因为不断抄家,孩子们都给烧了,当时我并不知道。我总觉得,在这件事情上,对不住他。所以也不好意思过问,我那些信件,他如何处理。

  一九五六年,我大病之后,他为我编了《白洋淀纪事》一书,怕我从此不起。他编书的习惯,是把时间倒排,早年写的编在后面。我不大赞赏这种编法,但并没有向他说过。

  他和我的老伴,也说得来。孩子们也都知道他。一九五五年,全国清查什么“集团”,我的大女儿,在石家庄一家纱厂做工。厂里有人问她:你父亲和谁来往最多?女儿不知道是怎么回子事,想了想说:和康濯。康濯不是“分子”,她也因此平安无事。

  他在晋察冀边区,做了很多工作,写了不少作品。那时的创作,现在,我可以毫不含糊地说,是像李延寿说的:潜思于战争之间,挥翰于锋镝之下。是不寻常的。它是当国家危亡之际,一代青年志士的献身之作,将与民族解放斗争史光辉永存,绝不会被数典忘祖的后生狂徒轻易抹掉。

  至于全国解放之后,他在工作上,容有失误;在写作上,或有浮夸。待人处事,或有进退失据。这些都应该放在时代和环境中考虑。要知人论世,论世知人。

  近些年,我们来往少了,也很少通信,有时康濯对天津去的人说:回去告诉孙犁给我写信,明信片也好。但我很少给他写信,总觉得没话可说,乏善可述。他也就很少给我写信,有事叫邹明转告。康濯记忆很好,比如抗日时期,我们何年何月,住在什么村庄,我都忘记了,他却记得很清楚。他所知文艺界事甚多,又很细心,是个难得的可备咨询的人才。

  耕堂曰:战争时相扶相助,胜利后各奔前程,相濡相忘,时势使然。自建国以来,数十年间,晋察冀文学同人,已先后失去邵子南,侯金镜,田间,曼晴。今康濯又逝,环顾四野,几有风流云散之感矣!

  1991年1月19日下午

  ------------------
  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后一页  前一页  回目录  回首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