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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代初,我在保定读高中,那里有个秘密印刷厂,专翻印革命书籍,丁玲的早期小说也在内,我读了一些,她是革命作家,又是女作家,这是容易得到年轻人的崇拜的。过了二年,我在北平流浪,有一次在地摊上买了几期《北斗》杂志,这也是丁玲主编的,她的著名小说《水》,就登在上面。 这几期杂志很完整,也很干净。我想是哪个穷学生,读过以后忍痛卖了。我甚至想,也许是革命组织,故意以这种方式,使这家刊物,广为流传。我保存了很多年,直到抗日战争或土地改革时,才失掉了。 不久,丁玲被捕,《现代》杂志上登了她几张照片,我都剪存了,直到我认识了丁玲,还天真地写信问过她,要不要寄她保存。丁玲没有复信,可能是以为我既然爱好它,就自己保存吧。上海良友图书公司,出版了她的小说《母亲》,我很想买一本,因为经济困难作罢,但借来读过了。同时我读了沈从文写的《记胡也频》和《记丁玲》,后者被删了好多处。 一九四四年,我在延安。有一次严文井同志带我和邵子南去听周恩来同志的讲话。屋子不大,人也不多,我第一次见到了丁玲。她坐在一条板凳上,好像感冒了,带着口罩,陈明同志给她倒了一杯开水。我坐在地上,她那时还不认识我。 一九四八年秋天,她到了冀中,给我写了一封信。那时我正在参加土改,有两篇文章,受了批评。她在信中安慰了我几句,很有感情。 一九五○年,我到北京开会,散会后同魏巍到丁玲家去。 她请晋察冀边区的几个青年作家吃饭,饭菜很丰盛,饭后,我第一次吃到了哈密瓜。 也是这年冬季,我住在北京文学研究所,等候出差。丁玲是那里的负责人。星期六下午,同院的人都回家去了。丁玲来了,找谁谁不在。我正在房子里看书,听到传达室的人说: “孙犁……” 丁玲很快回答说: “孙犁回天津去了。” 传达室的人不说话了,我也就没有出去。我不好见人,丁玲也可能从接触中,了解到我这一弱点。 又过了几年,北京召开批判丁、陈的大会,天津也去了几个人,我在内。大家都很紧张。在小组会上确定谁在大会发言时,有人推我。我想:你对他们更熟悉,更了解,为什么不上?我以有病辞。当时中宣部一位负责人说: “他身体不好,就算了吧。” 直到现在,我还记得这句为我排忧解难的好话。 我真病了。一九五七年住进北京的红十字会医院,严重神经衰弱。丁玲托人给我带来一封信,还给我介绍了一位湖南医学院的李大夫,进院看病。当年夏季,我转到小汤山疗养,在那里,从广播上听到了丁玲的不幸遭际。 从此,中断信息很多年。前几年,她到天津来了一次,到家来看了我,我也到旅舍去看望了她和陈明同志。不久我见到了中央给她做的很好的结论,我很高兴。 丁玲,她在三十年代的出现,她的名望,她的影响,她的吸引力,对当时的文学青年来说,是能使万人空巷的,举国若狂的。这不只因为她写小说,更因为她献身革命。风云兴会,作家离不开时代。后来的丁玲,屡遭颠踬,社会风尚不断变化,虽然创作不少衰,名声不少减,比起三十年代,文坛上下,对她的热情与瞩望,究竟是有些程度上的差异了。 一颗明亮的,曾经子夜高悬,几度隐现云端,多灾多难,与祖国的命运相伴随,而终于不失其光辉的星,殒落了。 谨记私人交往过从,以寄哀思。 1986年3月7日下午二时写讫 ------------------ 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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