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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的梦



  大概是一九七二年春天吧,我“解放”已经很久了,但处境还很困难,心情也十分抑郁。于是决心向领导打一报告,要求回故乡“体验生活,准备写作”。幸蒙允准。一担行囊,回到久别的故乡,寄食在一个堂侄家里,乡亲们庆幸我经过这么大的“运动”,安然生还,亲戚间也携篮提壶来问。最初一些日子,心里得到不少安慰。

  这次回老家,实际上是像鲁迅说的,有一种动物,受了伤,并不嚎叫,挣扎着回到林子里,倒下来,慢慢自己去舔那伤口,求得痊愈和平复。

  老家并没有什么亲人,只有叔父,也八十多岁了。又因为青年时就远离乡土,村子里四十岁以下的人,对我都视若陌生。

  这个小村庄,以林木著称,四周大道两旁,都是钻天杨,已长成材。此外是大片大片柳杆子地,以经营农具和编织副业。靠近村边,还有一些果木园。

  侄子喂着两只山羊,需要青草。烧柴也缺。我每天背上一个柳条大筐,在道旁砍些青草,或是拣些柴棒。有时到滹沱河的大堤上去望望,有时到附近村庄的亲戚家走走。

  又听到了那些小鸟叫;又听到了那些草虫叫;又在柳林里拣到了鸡腿蘑菇;又看到了那些黄色紫色的野花。

  一天中午,我从野外回来,侄子告诉我,镇上传来天津电话,要我赶紧回去,电话听不清,说是为了什么剧本的事。

  侄子很紧张,他不知大伯又出了什么事。我一听是剧本的事,心里就安定下来,对他说:

  “安心吃饭吧,不会有什么变故。剧本,我又没发表过剧本,不会再受批判的。”

  “打个电话去问问吗?”侄子问。

  “不必了。”我说。

  隔了一天,我正送亲戚出来,街上开来一辆吉普车,迎面停住了。车上跳下一个人,是我的组长。他说,来接我回天津,参加创作一个京剧剧本。各地都有“样板戏”了,天津领导也很着急。京剧团原有一个写抗日时期白洋淀的剧本,上不去。因我写过白洋淀,有人推荐了我。

  组长在谈话的时候,流露着一种神色,好像是为我庆幸:

  领导终于想起你来了。老实讲,我没有注意去听这些。剧本上不去找我,我能叫它上去?我能叫它成了样板戏?

  但这是命令,按目前形势,它带有半强制的性质。第二天我们就回天津了。

  回到机关,当天政工组就通知我,下午市里有首长要来,你不要出门。这一通知,不到半天,向我传达三次。我只好在办公室呆呆坐着。首长没有来。

  第二天。工作人员普遍检查身体。内、外科,脑系科,耳鼻喉科,楼上楼下,很费时间。我正在检查内科的时候,组里来人说:市文教组负责同志来了,在办公室等你。我去检查外科,又来说一次,我说还没检查牙。他说快点吧,不能叫负责同志久等。我说,快慢在医生那里,我不能不排队呀。

  医生对我的牙齿很夸奖了一番,虽然有一颗已经叫虫子吃断了。医生向旁边几个等着检查的人说:

  “你看,这么大的年岁,牙齿还这样整齐,卫生工作一定做得好。运动期间,受冲击也不太大吧?”

  “唔。”我不知道牙齿整齐不整齐,和受冲击大小,有何关联,难道都要打落两颗门牙,才称得上脱胎换骨吗?我正惦着楼上有负责同志,另外,嘴在张着,也说不清楚。

  回到办公室,组长已经很着急了。我一看,来人有四五位。其中有一个熟人老王,向一位正在翻阅报纸的年轻人那里努努嘴。暗示那就是负责同志。

  他们来,也是告诉我参加剧本创作的事。我说,知道了。

  过了两天,市里的女文教书记,真的要找我谈话了,只是改了地点,叫我到市委机关去。这当然是隆重大典,我们的主任不放心,亲自陪我去。

  在一间不大不小的会议室里,我坐了下来。先进来一位穿军装的,不久女书记进来了。我和她在延安做过邻居,过去很熟,现在地位如此悬殊,我既不便放肆,也不便巴结。她好像也有点矛盾,架子拿得太大,固然不好意思,如果一点架子也不拿,则对于旁观者,起码有失威信。

  总之,谈话很简单,希望我帮忙搞搞这个剧本。我说,我没有写过剧本。

  “那些样板戏,都看了吗?”她问。

  “唔。”我回答。其实,罪该万死,虽然在这些年,样板戏以独霸中夏的势焰,充斥在文、音、美、剧各个方面,直到目前,我还没有正式看过一出、一次。因为我已经有十几年不到剧场去了,我有一个收音机,也常常不开。这些年,我特别节电。

  一天晚上,去看那个剧本的试演。见到几位老熟人,也没有谈什么,就进了剧场。剧场灯光暗淡,有人扶持了我。

  这是一本写白洋淀抗日斗争的京剧。过去,我是很爱好京剧的,在北京当小职员时,经常节衣缩食,去听富连成小班。有些年,也很喜欢唱。

  今晚的印象是:两个多小时,在舞台上,我既没有能见到白洋淀当年抗日的情景,也没有听到我所熟悉的京戏。

  这是“京剧革命”的产物。它追求的,好像不是真实地再现历史,也不是忠实地继承京剧的传统,包括唱腔和音乐。

  它所追求的,是要和样板戏“形似”,即模仿“样板”。它的表现特点为:追求电影场面,采取电影手法,追求大的、五光十色的、大轰大闹、大哭大叫的群众场面。它变单纯的音乐为交响乐队,瓦釜雷鸣。它的唱腔,高亢而凄厉,冗长而无味,缺乏真正的感情。演员完全变成了政治口号的传声筒,因此,主角完全是被动的,矫揉造作的,是非常吃力,也非常痛苦的。繁重的唱段,连续的武打,使主角声嘶力竭,假如不是青年,她会不终曲而当场晕倒。

  戏剧演完,我记不住整个故事的情节,因为它的情节非常支离;也唤不起我有关抗日战争的回忆,因为它所写的抗日战争,完全不是那么回事,甚至可以说是不着边际。整个戏锣鼓喧天,枪炮齐鸣,人出人进,乱乱轰轰。不知其何以开始,也不知其何以告终。

  第二天,在中国大戏院休息室,开座谈会,我准备了一个发言提纲。参加会的人很不少,除去原有创作组,主要演员,剧团负责人,还有文化局负责人,文化口军管负责人。

  《天津日报》还派去了一位记者。

  我坐在那里,斟酌我的发言提纲。忽然,坐在我旁边的文化局负责人,推了我一下。我抬头一看,女书记进来了,全场的人都站了起来。我也跟着站了起来。女书记在我身边坐下,会议开始。

  在会上,我谈了对这个戏的印象,说得很缓和,也很真诚。并谈了对修改的意见,详细说明当时冀中区和白洋淀一带,抗日战争的形势,人民斗争的特点,以及敌人对这一地区残酷“扫荡”的情况。

  大概是因为我讲的时间长了一些,别的人没有再讲什么,女书记作了一些指示,就散会了。

  后来我才知道,昨天没有人讲话,并不是同意了我的意见。在以后只有创作组人员参加的讨论会上,旧有成员,开始提出了反对意见,并使我感到,这些反对意见,并不纯粹属于创作方面,而是暗示:一、他们为这个剧本,已经付出了很长的时间和很大的精力,如果按照我的主张,他们的剧本就要从根本上推翻。二、不要夺取他们创作样板戏可能得到的功劳。三、我是刚刚受过批判的人物,能算老几。

  我从事文艺工作,已经有几十年。所谓名誉,所谓出风头,也算够了。这些年,所遭凌辱,正好与它们抵消。至于把我拉来写唱本,我也认为是修废利旧,并不感到委屈。因此,我对这些富于暗示性的意见,并不感到伤心,也不感到气愤。它使我明白了文艺创作的现状。使我奇怪的是,这个创作组,曾不只一次到白洋淀一带,体验生活,进行访问,并从那里弄来一位当年的游击队长,长期参与他们的创作活动。

  为什么如此无视抗日战争的历史和现实呢?这位游击队长,战斗英雄,为什么也尸位素餐,不把当年的历史情况和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他们呢?

  后来我才明白,一些年轻人,一些“文艺革命”战士,只是一心要“革命”,一心创造样板,已经迷了心窍,是任何意见也听不进去的。

  不知为了什么,军管人员在会上支持我的工作,因此,剧本讨论仍在进行。

  这就是目前大为风行的集体创作:每天大家坐在一处开会,今天你提一个方案,明天他提一个方案,互相抵消,一事无成。积年累月,写不出什么东西,就不足为怪了。

  夏季的时候,我们到白洋淀去。整个剧团也去,演出现在的剧本。

  我们先到新安,后到王家寨,这是淀边上一个比较大的村庄。我住在村南头(也许不准确,因为我到了白洋淀,总是转向,过去就发生过方向错误)。一间新盖的、随时可以放眼水淀的、非常干净的小房里。

  房东是个老实的庄稼人。他的爱人,比他年轻好多,非常精明。他家有几个女儿,都长得秀丽,又都是编席快手,一家人生活很好。但是,大姑娘已经年近三十,还没有订婚,原因是母亲不愿失去她这一双织席赚钱的巧手。大姑娘终日默默不语。她的处境,我想会慢慢影响下面那几个逐年长大的妹妹。母亲固然精明,这个决策,未免残酷了一点。

  在这个村庄,我还认识了一位姓魏的干部。他是专门被派来招呼剧团的,在这一带是有名的“瞎架”。起先,我不知道这个词儿,后来才体会到,就是好摊事管事的人。凡是大些的村庄,要见世面,总离不开这种人。因为村子里的猪只到处跑,苍蝇到处飞,我很快就拉起痢来,他对我照顾得很周到。

  住了一程子,我们又到了郭里口。这是淀里边的一个村庄,当时在生产上,好像很有点名气,经常有人参观。

  在大队部,村干部为我们举行了招待会,主持会的是村支部宣传委员刘双库。这个小伙子,听说在新华书店工作过几年,很有口才,还有些派头。

  当介绍到我,我说要向他学习时,他大声说:“我们现在写的白洋淀,都是从你的书上抄来的。”使我大吃一惊。后来一想,他的话恐怕有所指吧。

  当天下午,我们坐船去参观了他们的“围堤造田”。现在,白洋淀的水,已经很浅了,湖面越来越小。芦苇的面积,也有很大缩减,荷花淀的规模,也大不如从前了。正是荷花开放的季节,我们的船从荷丛中穿过去。淀里的水,不像过去那样清澈,水草依然在水里浮荡,水禽不多,鱼也很少了。

  确是用大堤围起了一片农场。据说,原是同口陈调元家的苇荡。

  实际上是苇荡遭到了破坏。粮食的收成,不一定抵得上苇的收成,围堤造田,不过是个新鲜名词。所费劳力很大,肯定是得不偿失的。

  随后,又组织了访问。因为剧本是女主角,所以访问了抗日战争时期的几位妇救会员,其中一位名叫曹真。她已经四十多岁了。她的穿着打扮,还是三十年代式:白夏布短衫,长发用一只卡子束拢,搭在背后。抗日时,她是一位十八九岁的姑娘,在芦苇淀中的救护船上,她曾多次用嘴哺养那些伤员。她的相貌,现在看来,也可以说是冀中平原的漂亮人物,当年可想而知。

  她在二十岁时,和一个区干部订婚,家里常常掩护抗日人员。就在这年冬季,敌人抓住了她的丈夫,在冰封的白洋淀上,砍去了他的头颅。她,哭喊着跑去,收回丈夫的尸首掩埋了。她还是做抗日工作。

  全国胜利以后,她进入中年,才和这村的一个人结了婚。

  她和我谈过往事,又说:胜利以后,村里的宗派斗争,一直很厉害,前些年,有二十六名老党员,被开除党籍,包括她在内。现在,她最关心的,是什么时候才能解决她们的组织问题。她知道,我是无能为力的,她是知道这些年来老干部的处境的。但是,她愿意和我谈谈,因为她知道我曾经是抗日战士,并写过这一带的抗日妇女。

  在她面前,我深感惭愧。自从我写过几篇关于白洋淀的文章,各地读者都以为我是白洋淀人,其实不是,我的家离这里还很远。

  另外,很多读者,都希望我再写一些那样的小说。读者同志们,我向你们抱歉,我实在写不出那样的小说来了。这是为什么?我自己也说不出。我只能说句良心话,我没有了当年写作那些小说时的感情,我不愿用虚假的事情,去欺骗读者。那样,我就对不起坐在对面的曹真同志。她和她的亲人,在抗日战争时期,是流过真正的血和泪的。

  这些年来,我见到和听到的,亲身体验到的,甚至刻骨镂心的,是另一种现实,另一种生活。它与抗日战争时期的现实生活,大不一样,甚至相反。抗日战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种神圣的战争。人民作出了重大的牺牲。他们的思想、行动升到无比崇高的境界。生活中极其细致的部分,也充满了可歌可泣的高尚情操。

  这些年来,林彪等人,这些政治骗子,把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干部和人民,践踏成了什么样子!他们的所作所为,反映到我脑子里,是虚伪和罪恶。这种东西太多了,它们排挤、压抑,直至销毁我头脑中固有的,真善美的思想和感情。这就像风沙摧毁了花树,粪便污染了河流,鹰枭吞噬了飞鸟。善良的人们,不要再责怪花儿不开、鸟儿不叫吧!它受的伤太重了,它要休养生息,它要重新思考,它要观察气候,它要审视周围。

  我重游白洋淀,当然想到了抗日战争。但是这一战争,在我心里好像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它好像是在前一生经历的,也好像是在昨夜梦中经历的。许多兄弟,在战争中死去了,他们或者要渐渐被人遗忘。另有一部分兄弟,是在前几年含恨死去的,他们临死之前,一定也想到过抗日战争。

  世事的变化,常常是出于人们意料之外的。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血和泪。

  坐在我面前的女战士,她的鬓发已经白了,她的脸上,有很深的皱纹,她的心灵之上,有很重的创伤。

  假如我把这些感受写成小说,那将是另一种面貌,另一种风格。我不愿意改变我原来的风格,因此,我暂时决定不写小说。

  但是现在,我身不由主,我不得不参加这个京剧脚本的讨论。我们回到天津,又讨论了很久,还是没有结果。我想出一个金蝉脱壳之计:自己写一个简单脚本,交上去,声明此外已无能为力。

  我对京剧是外行,又从不礼拜甚至从不理睬那企图支配整个民族文化的“样板戏”,剧团当然一字一句也没有采用我的剧本。

  1979年5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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