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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阜平


——《白洋淀纪事》重印散记


  中国青年出版社要重印《白洋淀纪事》。这本书是由过去几本小书合成的,而小书根据的原件,又多是战争年月的油印、石印或抄写本,不清晰,错字多。合印时,我在病中,未能亲自校对,上次重印,虽说“自校一过”,也只是着重校了书的上半部。

  这本集子最初是由一位老战友协同出版社编辑的,采用了倒编年的办法,即把后写的排在前,而先写的列在后;这当然有他们的不可非议的想法,是一种好意。

  这次重校,是从书的最后一篇,倒溯上去。实际上就是顺着写作年月看下去,好像又从原来的出发点开始,把过去走过的路,重新旅行了一次。不只对路上的一山一水,一石一树,都感到亲切,在行走中间,也时时有所感触。

  一九三九年春天,我从冀中平原调到阜平一带山地,分配在晋察冀通讯社工作,这是新成立的一个机关,其中的干部,多半是刚刚从抗大毕业的学生。

  通讯社在城南庄,这是阜平县的大镇。周围除去山,就是河滩沙石,我们住在一家店铺的大宅院里。我的日常工作是作“通讯指导”,每天给各地新发展的通讯员写信,最多可写到七八十封,现在已经记不起写的是什么内容。此外,我编写了一本供通讯员学习的材料,堂皇的题目叫做:《论通讯员及通讯写作诸问题》,可能是东抄西凑吧。不久铅印出版,是当时晋察冀少有的铅印书之一,可惜现在找不到了。

  在这一期间,我认识了当代一些英才彦俊,抗日风暴中的众多歌手。伟大的抗日战争,把祖国各地各个角落的有志有为的青年,召唤到民族革命战争的前线。每天有成千上万的青年奔向前方,他们是国家一代的精华,蕴藏多年的火种,他们为抗日献出了青春的才力,无数人献出了生命。

  这个通讯社成立时有十几个人,不到几年,就牺牲了包括陈辉、仓夷、叶烨在内的,好几位才华洋溢的青年诗人。在暴风雨中,他们的歌声,他们跃进的步伐,永不磨灭地存在一个时代和我个人的记忆之中。

  机关不久就转移到平阳附近的三将台。这是一个建筑在高山坡上,面临一条河滩的,只有十几户人家的小村子。到这个村子不久,我被派到雁北地区作了一次随军采访,回来就过春节了。这还是我第一次离开家乡过春节,东望硝烟弥漫的冀中平原,心情十分沉重。

  大年三十晚上,我的房东,端了一个黑粗瓷饭碗,拿了一双荆树条做的筷子,到我住的屋里,恭恭敬敬地放在炕沿上,说:

  “尝尝吧。”

  那碗里是一方白豆腐,上面是一撮烂酸菜,再上面是一个窝窝头,还在冒热气。我以极其感动的心情,接受了他的馈送。

  房东是一个五十来岁的单身汉,他那干黑的脸,迟滞的眼神,带些愁苦的笑容以及暴露粗筋的大手,这在冀中我是见惯了的,一些穷苦的中年人,大都如此。这里的生活,比起冀中来就更苦,他们成年累月地吃糠咽菜,每家院子里放着几只高与人齐的大缸,里面泡满了几乎所有可以摘到手的树叶。在我们家乡,荒年时只吃榆树、柳树的嫩叶,他们这里是连杏树、杨树甚至蓖麻的大叶子,都拿回来泡在缸里。上面压上几块大石头,风吹日晒雨淋,夏天,蛆虫顺着缸沿到处爬。吃的时候,切成碎块,拿到河里去淘洗,回来放上一点盐。

  今天的酸菜是白萝卜的缨子,这是只有过年过节才肯吃的。

  我们在这村里,编辑一种油印的刊物《文艺通讯》。一位梁同志管刻写。印刷、折叠、装订、发行,我们俩共同做。他是一个中年人,曲阳口音,好像是从区里调来的。那时,虽说是五湖四海,却很少互问郡望。他很少说话,没事就拿起烟斗,坐在炕上抽烟。他的铺盖很整齐,离家近的缘故吧,除去被子,还有褥子枕头之类,后来,他要调到别处去,为了纪念我们这一段共事,他把一块铺在身下的油布送给了我,这对我当然是很需要的,因为我只有一条被,一直睡在没有席子的炕上。但也享受了不久,一次行军,中午躺在路边大石头上休息,把油布铺在下面,一觉醒来,爬起来就赶路,把油布丢了。

  晚上,我还帮助一位姓李的女同志办识字班。她是一位热情、美丽、善良的青年,经过她的努力,把新的革命的文化,带给了这个偏僻落后的小村庄,并且因为我们的机关住在这里,它不久就成为边区文化的一个中心。

  阜平一带,号称穷山恶水。在这片炮火连天的大地上,随时可以看到:一家农民,住在高高的向阳山坡上,他把房前房后,房左房右,高高低低的,大大小小的,凡是有泥土的地方,都因地制宜,栽上庄稼。到秋天,各处有各处的收获。

  于是,在他的房顶上面,屋檐下面,门框和窗棂上,挂满了红的、黄的粮穗和瓜果。当时,党领导我们在这片土地上工作的情形,就是如此。

  山下的河滩不广,周围的芦苇不高。泉水不深,但很清澈,冬夏不竭,鱼儿们欢畅地游着,追逐着。山顶上,秃光光的,树枯草白,但也有秋虫繁响,很多石鸡、鹧鸪飞动着,孕育着,自得其乐地唱和着,山兔麅獐,忽然出现又忽然消失。

  当时,我们在这里工作,天地虽小,但团结一致,情绪高涨;生活虽说艰苦,但工作效率很高。

  我非常怀念经历过的那一个时代,生活过的那些村庄,作为伙伴的那些战士和人民。我非常怀念那时走过的路,踏过的石块,越过的小溪。记得那些风雪、泥泞、饥寒、惊扰和胜利的欢乐,同志们兄弟一般的感情。

  在这一地区,随着征战的路,开始了我的文学的路。我写了一些短小的文章,发表在那时在艰难条件下出版的报纸期刊上。它们都是时代的仓促的记录,有些近于原始材料。有所闻见,有所感触,立刻就表现出来,是璞不是玉。生活就像那时走在崎岖的山路上,随手可以拾到的碎小石块,随便向哪里一碰,都可以迸射出火花来。

  “四人帮”当路的年代,我的书的遭遇如同我的本身。有人也曾劝我把《白洋淀纪事》改一改,我几乎没加思考地拒绝了。如果按照“四人帮”的立场、观点、方法,还有他们那一套语言,去篡改抗日战争,那不只有背于历史,也有昧于天良。我宁可沉默。

  真正的历史,是血写的书,抗日战争也是如此。真诚的回忆,将是明月的照临,清风的吹拂,它不容有迷雾和尘沙的干扰。面对祖国的伟大河山,循迹我们漫长的征途:我们无愧于党的原则和党的教导吗?无愧于这一带的土地和人民对我们的支援吗?无愧于同志、朋友和伙伴们在战斗中形成的情谊吗?

  1977年9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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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鸣扫描,雪儿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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