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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国元



  冬季,我下乡到于村。中午的时候,我就到村公所了。这是没收的地主的一所住宅,东屋是图书室,西屋,财政委员们用来算账和收存公粮,北屋三大间,地下摆着一排檩条,是村干部们开联席会议的地方。

  干部们还没有来,阳光很好,我站在院子里取暖。

  最先来到的干部,是杨国元。他是村支部的组织委员。他个子并不很高,穿着黑色棉袄棉裤,腰里系着一条宽皮带,光看头。他的头发极黑极密,像用墨胶塑成。加上他那黑脸,浓眉,络腮胡子楂,当他偶一皱眉的时候,那黑劲就连成一个了。他抱着他的小女儿,这是打扮得很华丽,长得很好看的一个孩子,脸上还点着胭脂,抹着粉儿。这孩子在他怀里,就像是在一块大黑石头旁边,伸出来开放的一箭花朵。

  杨国元很热情,他立在院里,和我谈了两个小时。

  他的左手老是插在棉袄的旁边口袋里,当我们谈到这一带在抗日初期,组织队伍的时候,他才把左手掏出来,那已经是残废得很厉害了。他说:

  “我从小受苦,那时我认做是红军,才加入的。”

  他在唐士奎的大队里当侦察连长,作战很勇敢,左手受了伤,那时医疗条件很不好,复员回来,手背上还带着一块碎铁,整天流脓滴水。有一天,在街上和人家逗着玩,叫人家打了一下,那块铁片才掉了出来。

  为我居住的地方,他很费了一番考虑和周折,他说:

  “第一,群众条件要好;第二,不要住在村边上;第三,要靠近干部。”

  随后他就找房去了。

  但是,直到天黑,差不多人们都要睡觉了,他才来领我到黎彦增家去,那里一条炕上睡着两个青年团的干部。杨国元说暂时在这里睡一宿,明天他老婆和兄弟媳妇合并了,就叫我搬到他那里去住。他说他就是愿意和老同志住在一起,发个牢骚什么的也方便。

  我终于在黎彦增家长住下来了,并没有搬。我觉得叫他和老婆离开是很不合适的。

  而这里离他家并不远,差不多每天晚上,杨国元都要来的。他给我借了一个小煤炉,又套车到合作社拉砟子,我们生起火来,屋里很暖,坐上小沙壶,又有开水喝了。

  于是,他的牢骚就来了。他总是提念那些老同志,他们现在分布全国,很多人担负着重要的职责。杨国元说:

  “我还是一个村干部。当然,什么工作也一样,可是村里的工作就是难,别人也不把咱看到眼里。我参加工作的时候,这些人还不知道在哪里,现在有的竟当了合作社主任。今天,我去拉砟子,合作社里的人,连土带末子给我往车上装,我把他的铁铲夺过来了!合作社主任出来和我讲,我把左手伸出来,把他顶了回去。”

  我按照一般的情形,批评了他的鲁莽作风,其实他现在的缺点主要是疲沓。去年上级布置:每个支委带动群众打一眼井,他没有完成,受了批评。这些天,村里正在整党,一天早上,我在县城的大集上看见他背着一个粪筐遛达着。我说:

  “今天上午不是有会吗?”

  他笑了笑说:

  “脑子发胀,要出来转游转游才行。”

  一谈起过去的事,他的兴致就来了。常常在我那里一坐就是半夜。饿了,就拿黎家几块山芋,放在炉口边上,用铁洗脸盆一盖,闷出来的山芋,实在好吃。但他也从来没有像一些农村青年那样向往城市生活,想出来工作的意思。

  整党正紧张,他闹起爆发眼,躺在家里不出来了。

  我去看他。他家一个梢门筒,两间西屋,三间北屋,都是砖房,是土地改革时分配的。他父亲和兄弟媳妇住北屋,兄弟在京津线上一个国营农场里工作,兄弟媳妇也常去住,家里缠嚼很轻。杨国元夫妇住西屋,他因为残废,每年可以领到八百斤小米的抚恤。此外,种着十五亩地,养一匹小驴,小驴就在杨国元的外间喂着。

  杨国元的屋里拾掇得很干净,北墙上挂着毛主席的相片,装着镜框,旁边有一副写得很好的对联,横批是“革命家庭”。东墙上挂着时钟,有三四架,滴答响着,像进了钟表店一样。这使我吃惊了。

  杨国元躺在炕上,戴着一副墨晶眼镜。他说:

  “这都是我买来的,过去我好修理枪,现在就好修理这个。

  对对你那表吧,我这钟都是根据电台播音对好的。”

  我才看见,在迎门橱上放了一架小小的矿石收音机。杨国元爬过来,把耳机子安在我的头上,说:

  “听听吧,清楚着哩!”

  在乡下看不见当天的报纸,我自从知道杨国元有这个设备,每天就抽些时间去听一听。

  我发现,杨国元并不大好听这个,他只是好修理研究。那些钟表,也是为了修理的兴趣买来的,并非为的实用。有的是跑到百里以外的保定买来的。他问了我很多关于无线电的问题,可惜我知道得很少。他说,他打算给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写封信,和他们取得联系。可是,直到现在,他认识的字还很少。

  他老婆进来,把孩子交给杨国元。这女人很年轻,看来,杨国元很听她的话。她说:

  “上级批评俺家他爹不参加土地合作社。不是他不参加呀,是俺家他爷爷顽固。家里整天为这个吵架,里外夹攻,你看攻得他那眼!”

  在于村住了两个月,我和杨国元接近的最多。腊月,我要转移到城南去,他一定要套车送我。他的车油漆得很好,小驴儿刷理得很干净,他替我铺好褥子,上面盖得严严实实。这天,道路上的风霜很大。

  “你再给我提些意见吧,”杨国元坐在车辕上说,“昨天,支委会上你谈的很简单。”

  “也就是那些意见了。”我说,“你常常想到过去,过去是可以回想的。在那艰苦的年代,我们想到工作的时候多,照顾家庭的心情少。现在,因为家庭生活有个规模了,我们为家庭分心的时候也就多了。村里的公众的事情,干部们不大关心,比如村公所的会议室,民校的教室,小学校,到冬天还是窗子不糊,烂砖满地,没人去管。我们应该像过去那样,热心地学习和工作,你有一台收音机,可以和宣传委员合作,把电台每天广播的政治教育材料,记下来,自己学习了再向群众讲解。”

  实际上,教育别人比起教育自己,要困难得多。教育自己,可以依靠反省,教育别人,除去了解他的历史,还要了解他目前的思想和心情。我不知道我到底了解了他的心情没有。我也不知道是因为惜别呢,还是我的话引起了他的苦闷,看来杨国元今天的感情很沉重。他说:

  “我应该多做些工作。”

  他是在战争的环境里出现的刚强的人物。是矗立在乱石中间的一块黑色的光亮的火石。我想,如果不只从静止的方面看他,而想到他的本质和他身体里包藏的无限火种的力量,再能激发这种力量,他就进步得快了。

  1953年8月24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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