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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菊的母亲



  香菊的母亲,今年三十七岁,在贫农里,她却和老婆们组织在一起。每当夜晚开会,在那白发苍苍的一群里,她那充满青壮年精力的说话的声音,她那把褂子的袖口,像年轻人一样高高地卷起来,大脚板平整自然地站立着的说话的姿势,就越使她显得有力和突出。

  她同香菊,都是本村贫农的斗争骨干,她表现的却更冷静、顽强和有见解。在大会上,她领导的那白发的一组,总和香菊那青年姑娘的一组并排坐着。她们喊口号比不上青年组,但诉苦说理和坚持意见,却非那年轻好笑的一群可比。在大会上,香菊的母亲常常提出最尖锐的意见。这些意见刚一提出,有时不能为全体接受,她坚持着这个意见,沉着地向大家说服。有一次,甚至主席也来限制她说话了,她不服,她严厉地说:“不让我说话那可不行!”

  她的脸孔很黑,她的眼睛更黑,每当她生气的时候,眼皮微微下垂,人们就知道,在她心里鼓动着暴风雨。她并不刁泼,非常认真。贫农代表中,有她的一个邻舍,有一次传言说这个代表吃了地主的送情粮食,贫农要求把她罢免。香菊的母亲不信会有这种事,她说,“那是东头人们对西头人们的成见。”工作团的同志批评了她,叫她去看事实,她就花费了几个晚上和几个早上的时间,去观察那个代表的行动。

  从工作团到了村里,一共两个来月,中午一个会,晚上一个会,再加上一些别的会,这会就不知开了有多少。香菊的母亲没有一次迟到,没有一次早退,她总是聚精会神地听着,她说:“一句话也不能漏了。”

  她开会开得瘦了好些。直到分完了果实,选举了干部,她才慌忙到地里去收割早已熟了的庄稼。她分的二亩两头临道的地,种的黍稷,她同香菊忙了一天,用包袱背了回来,一进门就对我说:“今年过年有粘饼子吃了。”分浮财,她家分了一个红漆小凳;村里正在庆祝斗争胜利演大戏,工作团一个同志病了没力气,她三番两次叫香菊背了去,让那同志坐。

  香菊的母亲和香菊得到这些东西,表现了衷心的喜悦。她们欢喜的是:斗争胜利了,我们说了话。她们没有只从这些东西的价格上去估计斗争,是从这些东西的意义上去估计斗争。一条红漆小凳代表什么呢?为什么香菊把它擦了又擦?这条小凳代表的东西很多,它又只简单说明:穷人过去就没有这样一条小凳。它很小、很简单,但它是一个点一条线,通到胜利的终点。就好比,每个人都想进京城,他现在已经走在路上,经过了一个村庄。这胜利的起点,就包括着胜利的全部。

  因此,在多么农忙的时候,香菊的母亲也没有限制过香菊去开会,过去十几年,这女孩子是没有这么随便过的。无论是在家里,是在会场上,每逢香菊发言和喊口号,我们常看见母亲对女儿赞美的微笑。母亲欢笑的原因是:自己的女儿可以不再经受自己经历的苦难,自己也庆幸能赶上参加这解放的斗争,彻底解放了自己的儿女。

  在斗争大会上,她总是同女儿坐在最前面。在群众愤怒的时候,她是站起来的第一个人。同时,她顽强地坚持斗争。

  工作团一走,正是大秋,地主向人民反攻,他们用耍赖皮脸的外形,包藏祸心,到农民分得的土地上去劫收。他们说:

  “这地是我家种的!”香菊的母亲无情地反抗了这种抢劫,并且号召组织了对地主无耻行为的审判。

  在公审大会上,她第一个站起来发言。这对自己的阵营是一种教育,对敌人是一种奇袭。我们的农民最大的弱点是怜悯心,他们见不得地主的眼泪,和那一套乞怜相;他们只看见地主伸过来的乞讨的手,忘记人家掩藏在背后的企图复仇的刀!

  这样,香菊的母亲的见识和行为,在我们斗争的前路上,就更值得宝贵。它是一个信号,也是一个标志。她亲自动手,再剥掉地主伪装的一层画皮!

  香菊的母亲的半生里,既辛劳又充满内心的痛苦。她六七岁上,父亲就把她卖给比她大二十岁的一个人,作为妻室。

  丈夫并不是一个有钱的人,做了一辈子长工,饥寒劳碌,现在有了病,已经不能再在自己土地上工作。在地主家扛长工,他简直变成了一个傻子,对谁也不说一句话,也不知道花费一个钱。香菊的母亲小小年纪娶过来,就得当男变女,买东办西,什么事也得她出头露面去做。在旧社会里,她也是一员闯将。

  我曾在香菊家吃过十几天饭,每天围在一起吃饭的,是香菊的弟妹,香菊的母亲,香菊的叔父。香菊的叔父今年四十一岁了,没有娶过妻室。香菊的父亲已经六十岁了,每逢吃饭,他总是端着一个大碗,夹上些菜,一个人到大门外边蹲着去吃,好像这里的妻儿老小不是他的一样。

  香菊有个小弟弟,今年才三岁,整天抱在叔叔的怀里,我从没见过那年老的父亲引逗爱抚这孩子一次。吃完饭,他一个人就到园里去了。他不能做重活,他蹲在烟畦里捉拿那些虫子,半天半天的,隐在那肥大的烟叶下面,一声不响。

  农村的贫苦人家是充满悲剧的,有妻室常常更加深了这悲痛。外人没法体验,也不能判定:香菊母亲内心的悲痛深些,还是父亲的悲痛深些。

  但这悲痛的来源就是贫穷,这在封建社会里是贫穷人家流行的一种痛苦。它是一种制度的结果,这种制度现在被打破了。

  有些人还好在赤贫的妇女身上,去检查“道德”的分量。

  追究她们是否偷过人家的东西,是否和丈夫以外的人发生过爱情,是否粗鲁和不服从。他们很重视这点,惋惜这是穷人本身的一个大缺点。在“道德”上,他们可能欣赏那些地主的女儿,大家的闺秀。

  香菊的母亲在她的孩子中间,最爱香菊,斗争以后,她更爱她的女儿了。有一天,她凄然地指着香菊对我说:她们这以后就好了。她比谁也明白:一切不幸,都是贫穷所致,一切幸福,都会随翻身到来!

  人们追求着理想。在解放的道路上,这理想逐步解除每个人切身的痛苦,寄托他那衷心的希望。因为这样,理想才在每个人的心里生根,越来越充实,越来越大。

  1947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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