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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记忆



  父亲十六岁到安国县(原先叫祁州)学徒,是招赘在本村的一位姓吴的山西人介绍去的。这家店铺的字号叫永吉昌,东家是安国县北段村张姓。

  店铺在城里石牌坊南。门前有一棵空心的老槐树。前院是柜房,后院是作坊——榨油和轧棉花。

  我从十二岁到安国上学,就常常吃住在这里。每天掌灯以后,父亲坐在柜房的太师椅上,看着学徒们打算盘。管账的先生念着账本,人们跟着打,十来个算盘同时响,那声音是很整齐很清脆的。打了一通,学徒们报了结数,先生把数字记下来,说:去了。人们扫清算盘,又聚精会神地听着。

  在这个时候,父亲总是坐在远离灯光的角落里,默默地抽着旱烟。

  我后来听说,父亲也是先熬到先生这一席位,念了十几年账本,然后才当上了掌柜的。

  夜晚,父亲睡在库房。那是放钱的地方,我很少进去,偶尔从撩起的门帘缝望进去,里面是很暗的。父亲就在这个地方,睡了二十几年,我是跟学徒们睡在一起的。

  父亲是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以后离开这家店铺的,那时兵荒马乱,东家也换了年轻一代人,不愿再经营这种传统的老式的买卖,要改营百货。父亲守旧,意见不合,等于是被辞退了。

  父亲在那里,整整工作了四十年。每年回一次家,过一个正月十五。先是步行,后来骑驴,再后来是由叔父用牛车接送。我小的时候,常同父亲坐这个牛车。父亲很礼貌,总是在出城以后才上车,路过每个村庄,总是先下来,和街上的人打招呼,人们都称他为孙掌柜。

  父亲好写字。那时学生意,一是练字,一是练算盘。学徒三年,一般的字就写得很可以了。人家都说父亲的字写得好,连母亲也这样说。他到天津做买卖时,买了一些旧字帖和破对联,拿回家来叫我临摹,父亲也很爱字画,也有一些收藏,都是很平常的作品。

  抗战胜利后,我回到家里,看到父亲的身体很衰弱。这些年闹日本,父亲带着一家人,东逃西奔,饭食也跟不上。父亲在店铺中吃惯了,在家过日子,舍不得吃些好的,进入老年,身体就不行了。见我回来了,父亲很高兴。有一天晚上,一家人坐在炕上闲话,我絮絮叨叨地说我在外面受了多少苦,担了多少惊。父亲忽然不高兴起来,说:“在家里,也不容易!”

  回到自己屋里,妻抱怨说:“你应该先说爹这些年不容易!”

  那时农村实行合理负担,富裕人家要买公债,又遇上荒年,父亲不愿卖地,地是他的性命所在,不能从他手里卖去分毫。他先是动员家里人卖去首饰、衣服、家具,然后又步行到安国县老东家那里,求讨来一批钱,支持过去。他以为这样做很合理,对我详细地描述了他那时的心情和境遇,我只能默默地听着。

  父亲是一九四七年五月去世的。春播时,他去耪耧,出了汗,回来就发烧,一病不起。立增叔到河间,把我叫回来。

  我到地委机关,请来一位医生,医术和药物都不好,没有什么效果。

  父亲去世以后,我才感到有了家庭负担。我旧的观念很重,想给父亲立个碑,至少安个墓志。我和一位搞美术的同志,到店子头去看了一次石料,还求陈肇同志给撰写了一篇很简短的碑文。不久就土地改革了,一切无从谈起。

  父亲对我很慈爱,从来没有打骂过我。到保定上学,是父亲送去的。他很希望我能成材,后来虽然有些失望,也只是存在心里,没有当面斥责过我。在我教书时,父亲对我说:

  “你能每年交我一个长工钱,我就满足了。”我连这一点也没有做到。

  父亲对给他介绍工作的姓吴的老头,一直很尊敬。那老头后来过得很不如人,每逢我们家做些像样的饭食,父亲总是把他请来,让在正座。老头总是一边吃,一边用山西口音说:“我吃太多呀,我吃太多呀!”

  1984年4月27日

  上午寒流到来,夜雨泥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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