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天故事汇_沈从文传_生命的第二乐章

生命的第二乐章

　　《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一书脱稿后，一些国外出版商，闻讯派人前来洽谈。愿以最高稿酬和印刷条件出版此书。沈从文写信给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梅益说：“我不愿把我的书交外国人去印。文物是国家的，有损于国格的事，我不能做！”并表示愿将书稿交给组织处理。梅益接受了沈从文的意见，决定将书稿交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出版。

　　１９８１年，这部八开本，印刷装潢精美，分量沉重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巨著终于问世。

　　胡乔木写信向沈从文祝贺说：以一人之力，历时十余载，几经艰阻，数易其稿，幸获此鸿篇巨制，实为对我国学术界一重大贡献，极为可贺。

　　《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一出版，很快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日本方面表示愿意购买该书版权和全部已出书籍；欧美学术界深入接洽商量，拟以英、法、德文翻译出版；台湾立即出了该书的盗印本——以极不光彩的手段，抹去沈从文的名字，篡改了引言中的字句以迎合台湾当局的政治需要。此后，它又作为国礼，成为我国领导人出访时赠送给外国国家元首的礼品。

　　这部著作对起自殷商、迄于清朝前后三千余年中国各个朝代的服饰问题进行了抉微钩沉的研究和探索，掀开了中华民族先民创造的繁富、丰美、灿烂的文化一角帷幕，从一个侧面展现出其中神光陆离、气象万千的巨丽面影和人类生命所创造的奇迹。虽然此书正如沈从文自己所说：“内容材料虽有连续性，解释说明却缺少统一性。给人印象，总的看来虽具有一个长篇小说的规模，内容却近似风格不一分章叙事的散文。”①它“不是一本结构完整的《中国服装史》，但现在已露出地表的林立的桩脚都是结实的，多数是经得起考验的，初步显示出宏伟建筑的规模”。②《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同他解放后其它文物研究成果一道，结构成沈从文继文学创作之后的又一曲生命之歌。

　　这是一部阐释、比证中国历代服饰形制演变的著作，然而，特别引人注目的，是隐伏于其中的生命——文化意识，正如他的文学创作，在其所描绘的生动人生表象中，积淀着沈从文所特有的生命——文化哲学。在《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引言》中，沈从文明确指出：“这份工作和个人前半生搞的文学创作方法态度或仍有相通处。”这种相通，应是沈从文观察现实与历史现象的生命哲学基础。１９４７年，在《读展子虔〈游者图〉》一文中，沈从文就这样说过：试从历史作简单追究，绘画在建筑美术和文学史上实一重要装饰，生人住处和死者坟墓都少不了它。另有名画珍图，却用绢素或纸张增加扩大文化史的意义。它不仅连结了“生死”，也融洽了“人生”。它是文化史中最不可少的一个部门，一种成份，比文字且更有效保存了过去时代生命形式。①在沈从文看来，这些以物质文化形式保留下来的竹、木、金、玉、陶、瓷、丝、牙、角器物，不是一堆无生气的死物，而是过去一时生命存在的一种方式。生命的形式是一种“文化”的存在，而“文化”不是表现为某些僵死的理论教条，而是通过实际人生体现出来的活生生的存在。在现实人生中，它是由社会人、事写成的，在历史人生中，它是通过物质文化的实际创造显示的。因此，在前半生的文学创作中，同各种阐释人生的书本相比，沈从文将自然和社会人事看成一本活的大书。在文物研究中，同各种史籍记载相比，他又将成百万计的历史物质文化产品看成是另一本活的大书。这些显示生命活的存在的各个方面——政治制度、经济形态、社会阶级分野、生活习俗、宗教、文学、绘画及通过物质文化产品表现出来的工艺美术，又是彼此促进、相互制约的，从而形成沈从文的“凡事不孤立，凡事有联系”的有机整体的生命——文化观。文化各部门的相互制约与联系规定生命的存在方式，不同时代的文化形态的演变又导致生命形式的变化与转移。他在谈及中国古代铜镜时就曾指出，一面小小铜镜，从纵的发展上看，从原始社会末期起始，到清朝中叶，就不断发生着变化。就连装镜子的盒子、套子搁镜子的台、架，也不断地变。人使用镜子的意义也在变。从横向联系上看，铜镜上的文字和花纹又与当时的诗歌和宗教信仰有密切联系。如一种“西王母”镜，出土仅限于长江下游和山东南部，时间多在东汉末年，因此，不仅可以看见它与“越巫”或“天师教”有关，还可以据此校订几部相传是汉人所作小说的年代。而一些西汉铜镜上的七言铭文，则是沟通楚辞、汉赋与曹丕七言诗之间的唯一桥梁，在《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中，他在谈及前蜀王建墓的石棺座浮雕时说：这个石刻，虽完成于五代前蜀的四川成都，但由于唐封建主玄宗和僖宗两次逃亡四川，中原艺术家先后避难入蜀的极多，蜀中历来特别富庶，手工业十分发达，并且是生产锦绣地区，受战事破坏较小，所以画面反映的和墓中其他出土文物花纹图案，还多保留唐代中原格局。劳动人民工艺成就，健康饱满，活泼生动，不像稍后，后蜀文人流行《花间集》体词中表现的萎摩纤细，颓废病态。

　　从这种生命——文化既有机统一，又发展变化的观念出发，沈从文开创了一条独特的文物研究路子。

　　……一部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史，还保存得上好于地下。今后随同生产建设，更新更多方面的发现，是完全可以肯定的。综合各部门的发现加以分别研究，所得的知识，也必然将比过去以文献为主的史部学研究方法。开拓了无限广阔的天地。“文物学”必将成为一种崭新独立科学，得到应有的重视。值得投入更多人力物力进行分门别类研究，为技术发展史、美术史、美学史、文化史提供丰富无可比拟的新原料。①沈从文提出了在新的研究方法基础上，开创“文物学”的宏心大愿。这方法就是以实物为主，“与文献相互印证，相互补充，相互纠偏，从联系比较中鉴别是非，得到新认识”。②它与文物研究中历来承袭的以文献为主的传统方法相对立。他以大量的例证，力陈这一“唯物实事求是新路”的优越性。例如他谈及《方言》中所说“绕衿谓之裙”的含义时说：历来从文字学角度出发，对于“衿”字解释为“衣衿”固然不确，即解释为“衣襟”，若不从图像上明白当时衣襟制度，亦始终难得其解。因为这种衣物，原来从大襟至胁间即向后旋绕而下。其中一式至背后即直下，另一式则仍回绕向前，和古称“衣作绣，锦为缘”有密切联系。②

　　在论及《红楼梦》中人物衣着样式时，沈从文说：《红楼梦》一书中王府大宅布局，虽为北方所常见，但叙述到妇女衣着如何配套成份，都显明是江南苏州扬州习惯。据故宫藏另一雍正十二妃子图绘衣着，不知这时期宫廷里嫔妃便装已完全采用南方样式。这十二图像还可作《红楼梦》一书金陵十二钗角色衣着看待，远比后来费晓（原作“小”）楼，改琦、王小梅等画的形象接近真实。而一切动用器物背景也符合当时情形。这一见解，就非仅凭文献作考证者所可道及。

　　这种方注也被用于书画鉴定。《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旁及一系列与服饰问题有关的传世名画的真伪，对已成定论的作者和创作时代，提出质疑和有分量的新看法。

　　传世阎立本作《萧翼兰亭图》，人无间言，殊不知图中烧茶部分，有一荷叶形小小茶叶罐盖，只宋元银瓷器上常见，哪会出现于唐初？古人说“谈言微中，或可排难解纷”。但从画迹本身和其他材料互证，或许他器物作旁证的研究方法，能得专家通人点头认可，或当有待于他日。③

　　沈从文的研究，动摇了书画鉴定中传统的“帝王收藏，流传有绪，名家收藏”三原则。

　　黄裳在论及书画鉴定的历史时说：书画鉴定，也有悠久的历史了。人们一直承袭着的是传统的方法，到了６０年代，张珩、谢稚柳等专家开始总结传统的经验，并有意识地摆脱以文献为主的偏颇，企图运用多种手段进行综合的鉴定。这是一个明显的进步。①

　　其实，这种综合鉴定的方法，沈从文早在１９４７年就已经提出并实际运用了。在《读展子虔〈游春图〉》一文中，他对相传出自隋代展子虔之手的《游春图》真伪提出质疑时，就指出画中女人衣着格式，似非六朝格式，亦不类隋代与初唐体制。淡红衫子蒲罗裳，又似为晚唐或孟蜀时妇女爱好，风致恰如《花间集》所咏，画面空气见出唐诗韵致。画中山头着树法，枝柔而敧，却是唐代法，与论展子虔“细饰犀栉；冰嘶斧刃”画风不相称。衣著中的幞头和圆领服，时代要晚些，建筑时代也晚。从服饰制度、生活风习、画风演变，诗歌吟咏等多方面进行综合比证，从而提出“若说是展子虔真迹，还得从著录以外来下点功夫。若老一套以为乾隆题过诗哪会有错，据个人经验，这个皇帝还曾把明人一件洒线绣天鹿补子，题上许多诗以为是北宋末残锦！”②《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就是运用这种研究方法培植而出的丰硕果实。服饰的形制、演变的阐释，被置于一个时代整体文化的氛围中，不仅创见迭出，而且左右逢源，给人以生气淋漓之感。例如在阐释唐代妇女头饰时，作者指出，“唐代妇女喜于发髻上插上几把小小梳子，当成装饰，讲究的用金、银、犀、玉或牙等材料，露出半月形梳背。”

　　当时于发髻间使用小梳有用至八件以上的，王建《宫词》即说过：“玉蝉金雀三层插，翠髻高耸绿鬓虚，舞处春风吹落地，归来别赐一头梳。”这种小小梳子是用金、银、犀、玉、牙等不同材料做成的，陕洛唐墓常有实物出土。温庭筠词：“小山重叠金明灭”所形容的，也正是当时妇女头上金银牙玉小梳背在头发间重叠闪烁情形。

　　温庭筠的名句“小山重叠金明灭，鬓云欲度香腮雪”中的“小山”，历代注家有指为“眉山”的，有解作“屏山”的，近于猜谜。沈从文根据唐人诗词、文献、《捣练图》、《宫乐图》和出土实物，相互比证，不能不使人叹服。又如杜牧咏七夕夜园中小景诗“轻罗小扇扑流萤”，其中的“轻罗小扇”历来被认为是团扇一类东西，画家也一直这样画。但这不免令人生疑：团扇用以扑蝶尚可，扑萤只怕劳而无功。沈从文指出，在《宫乐图》和《唐李爽墓壁画》中，都有这种小扇，其实是类似苍蝇拍子的东西。

　　沈从文的发现并不止于这类局部比证，还表现为对不同时代服饰特征及演变的整体把握。例如关于唐代妇女服饰，虽然常见于文献记载，但究竟是怎么回事，却不得其详。沈从文根据近年来大量出土的文物和唐代作家的诗文形容结合互证，做出了详尽具体的描述。在唐初至开元年间，由于善于吸收融合西北各民族文化和外来文化，影响到妇女服饰，“戴金锦浑脱帽，著翻领小袖或男子圆领衫子，系细缕绦带，穿条纹间道锦卷边小口裤，透空软锦靴，部分发髻多上耸如俊鹘展翅。无例外作黄星点额，颊边作二新月牙样子（或更在嘴角酒窝间加二小点胭脂）”。到元和时，则演变为“蛮鬟椎髻，乌膏注唇。赭黄涂脸，眉作细细的八字式低颦”的“时世妆”。前者健康活泼，后者则完全近于病态。——时代的变化怎样导致了审美趣味的变化，外来影响如何结出两样不同果实。

　　这种文献、诗文与实物互证的结果，文学的描述形容增加了服饰的色彩和生命。反过来，实物的具象性，又弥补了文字艺术的模糊性造成的缺陷，是足以破千古之惑的。

　　这一研究方法在实际掌握与运用中的难度，是不言而喻的。在研究者方面，必须具备历史学、哲学、宗教、文学、文献学、绘画、雕塑及文物学等极为宽泛广博的知识学问基础，以及这诸多知识学问融汇贯通所培养的文化通感和悟性。历史仿佛有意成全沈从文。他前半生做为文学家的经历和修养，他自青年时代起就开始积累起来的书法、绘画和文物史知识及鉴赏能力，他的“读书多而杂”——各种野史、杂说笔记、工艺百家之言的广泛涉猎，以及解放后２０多年间过手百万计文物所得的实感经验，为沈从文开创新的文物学研究方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在研究客体方面，困难也是不小的。正如有人曾指出的那样：

　　例如陶俑和石刻表现衣服飘带或马匹鞍饰，为了制作和保存的方便，对实物原貌是有所改变的，有时就和绘画中的描写有所差异。又如在艺术创作中，是容许也可能有所夸张、删略的。怎样理解、利用他们现实主义的作品的真实性呢？又如，时代较晚的艺术家在表现早于他们时代很久的现实生活时，忠实性是会有程度的差异的。正如今天的戏曲舞台上的人物衣冠依旧基本是明代的一样，明代刻书中出现的大量插图，不论表现的是哪个时代，也基本上是作品产生当时的面貌。但这并不排斥有袭用前代画稿、纹样的可能。这一类情况是纷纭复杂的，也是必须慎重对待的。①解决这类问题，既需要在广阔的文化空间寻找事物之间错综复杂联系的天马行空般的想像力，又需要细如毫发的精致感觉。在这方面，《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也提供了一系列堪称典范的分析。例如在谈到成为唐代的《虢国夫人游春图》时，沈从文对当时的名贵马具“金银闹装鞍”作了详尽阐释，以证明旧传宋代宫素然作《明妃出塞图》，就因全然不懂“五鞘孔制”，从而造成错误。在论及元初一些绘画时，沈从文说：元初画马名家赵子昂父子所画诸马，鞍具还采用五鞘孔制。事实上元代早已废除，画中反映，恰好证明传世诸作均临摹唐人旧稿，而非写实。

　　名画《韩熙载夜宴图》，世传为南唐人顾宏中作。沈从文援引见于画卷的题跋说：顾闳中，南唐人，事后主为待诏。善画，独见于人物。是时中书舍人韩熙载，以贵游世胄，多好声妓，专为夜饮。虽宾客杂搡，欢呼狂逸，不复拘制。李氏惜其才，置而不问。声传中外，颇闻其荒纵。然欲见于樽俎间觥筹交错之态度不可得。乃命宏中夜至其第窃窥之，目识心记，图绘以上之。此图乃顾宏中之所作也。叙述有声有色，言之凿凿，又出自元泰定时赵癗之口，历来不曾有人提出异议。沈从文却从画面两处细节入手提出质疑。其一是男子服色。画中除韩熙载二人外，其余坐立男子皆穿绿衣。据南唐降宋后颁布的法令，降官“例行服绿，不问官品高下”。此法令至淳化元年始废除。其二是见于画面的礼仪。凡闲着的人（包括一个和尚在内），均“'K手示敬”。沈从文指出，“'K手示敬”是两宋制度，在所有宋墓壁画及辽金壁画中，均有明确反映。并提出宋元人刻《事林广记》中《习'K手图》及文字说明相互比证。此外，指出席面用酒具注子和注碗成套使用，为典型宋式，影青瓷及家具器皿也均为宋代北方常见物。又将其与宋人作《便桥会盟图》、《十八拍图》、《赵佶文会图》诸画比较，指出“所使用桌椅同式”，在上述比证基础上，沈从文得出结论，“这个画卷可能完成于宋初北方画家之手”。因为如系南唐人画，不可能把宋代禁令贯彻到图中，而两宋时的'K手示敬，也不会见于画中人物。

　　中华民族数千年间所创造出来的物质文化成果，仅地下发掘出来的，就比１０部《二十五史》所能记载的还要多，这是一个浩瀚的海洋。沈从文虽长期被人误解，身处逆境，却不计得失地游弋其中，潜渊烛虚，上下求索，所取得的令世人嘱目的成就，必将产生深远而广泛的影响。它不仅可供教学、研究之用，对古代文学作品的注释，以历史为题材的戏剧、电影电视、绘画创作及工艺美术设计，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还从一个侧面为美术史、美学史、工艺技术发展史、文化史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材料。由他开创的研究方法，为文物学奠定了新的基础。这即便只是第一步，却也是开创性的一步。

　　天道酬勒。这是勤奋的产物，沈从文自己说：“我没有天才，就是两个字：‘耐烦’。”这个仅有高小毕业学历的“乡下人”，以其锲而不舍的惊人毅力，又一次创造出生命的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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