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天故事汇_沈从文传_重返北平前后

重返北平前后

　　东方的天边已经泛亮，又一个黎明降临了。

　　沈从文搁下手中的笔，从书桌前站起，轻轻地开了门，来到屋外，然后径直朝滇池方向走去。

　　清晨冰凉的空气，直通入沈从文大脑神经中枢，不仅驱除了一夜伏案写作的疲乏，而且头脑反具少有的澄澈清明。一会儿，太阳出来了。野外各种生物一一从睡梦中醒来。到处是朝露。一些知名不知名的野花，在露水朝阳中，显现出一种近乎纯粹的神性、自然的巧慧与生命的庄严。战争终于结束了。８月１５日，天皇裕仁正式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那天夜里，在沈从文居住的这个小村子里，最先得知消息的彼得，一个６０岁的加拿大老人，提了一个搪瓷面盆，一面发疯似的狂敲，一面满村子里乱转，各处跑来跑去报信。那情形给沈从文的印象十分鲜明，正如同日军飞机第一次轰炸南苑，微雨中从北平上空掠过时所得印象相仿佛。这是位于一场大规模人类战争起点与终点线上，两个并不壮观的微小景象。然而，在这条线起讫点之间，却是长达八年的“时间”。填补这段空隙的，是万千人民的死亡流离，无数名城大都的毁灭，万千人民理想与梦的被蹂躏催残，万千种哀乐得失悲欢的交替……。热泪湿了沈从文的眼睛，心里反有了过去八年战争进行中少有的悲壮沉重。

　　今天已是９月９日，沈从文与张兆和的结婚纪念日。事有凑巧，从报上载明的消息中，沈从文得知中国战区的日本投降仪式也将于今天在南京举行。几天前，沈从文已邀约了几个在昆明的朋友，来乡下相聚，一则酬答夫人十余年来操持家务的劳累，一则庆贺战争的胜利结束。昨天夜里，他写成了一篇题为《主妇》的小说，作为送给张兆和的礼物。９年前，在结婚３周年时候，他也曾以同样方式，写过一篇同题小说，送给张兆和作纪念。当时张兆和看过文章后，与沈从文打趣说：“你画得很像。可是，你为了词藻美丽，恰恰把我的素朴忘了！”

　　……滇池已在沈从文眼前铺开。水波在阳光中泛亮，一片碧水中，西山群峰在岚气湿雾中如一线黛绿色长眉。大自然的庄严神奇，使沈从文心动神摇。滇池仿佛有一股无形的吸力，要牵引他朝湖中心走去。他又一次触到了“自然”与“生命”。

　　——“自然的神性在我心中越加强，生命的价值观越转近一个疯子。”

　　——“你比谁都显得少不更事，就因为你缺少人必需的那点‘平常’！”

　　耳边响起张兆和责备的声音，沈从文才记起清早出门，已忘了给家里打招呼。这时，张兆和说不定正为自己担心——到了该回去的时候了。想起那个“素朴”，沈从文在路边采摘了一把带露的蓝色野花，然后急匆匆跑回家去。

　　果然，张兆和正等在屋门口。她感到有点劳累，有点疲乏。结婚十余年来，她不仅要养育孩子，操持家务，应付一家人的“生活”，——沈从文是那样不会“生活”，而且要学习驾驭这个耽于幻想的不驯服的山民艺术家，精确而适时地将他从想像中拉回现实，像一个平常人一样去适应“生存”。别人用美丽的词藻去征服读者，他却照例用手中的笔征服自己，常常为想像弄得十分软弱又十分倔犟，在人事上比一个孩子还天真幼稚！时常在幻想中从星光取火，得到后又沉溺于另一个想像，无从挣扎，终于死去……，在一种习惯方式中恐吓自己。对生命的忧患，折磨得他永远不得安宁，却又无从离开这种想像。正如同一团离奇的星云，非得用一种极精微数学公式，才能将他捉住，放入正常的运行轨道。见沈从文回来，张兆和抱怨说：“你到什么地方去了？怎么不说一声，孩子们都找你去了！”

　　瞥见沈从文手里的野花：“为了这个好看，忘了别人的着急。”

　　“不，正因为想照９年前写篇小说，纪念９月９日。文章还是那个题目，我却取得了那个‘素朴’，你瞧它蓝得多好看！”回到屋内，张兆和一边将花插入白瓷敞口瓶内，一边说：“你猜我想说什么？”

　　“你在想，‘这礼物比什么都好！你的故事写完了，好好地睡两个钟头。１０点钟我们再去火车站接客人。你太累了！’我将说，‘不，我不过是这一天有点累，你却累了１２年！我想起就惭愧难过！’”

　　“哟，我还是第一次听到你说惭愧！”

　　从张兆和不甚自然的微笑中，沈从文依稀看见了一点泪光。……

　　１９４６年夏，沈从文一家离开了云南。因张兆和准备回苏州住一段时间，沈从文送母子三人到苏州后，独自先期回到北平。

　　当天，沈从文即走到北平大街上散步，寻访阔别９年的古都。一切都十分熟习，似乎又有点陌生。天安门新油漆的高大门楼前，停放着一堆庞然大物。８个或１０个轮子，托着厚厚的钢铁躯壳。一根长长的管子斜斜伸出，霸道地指向天空。外面虽用一层油布罩着，沈从文却明白那是用来屠杀中国人的美国坦克。不时有一辆辆６轮大卡车，满载了新征发来的壮丁，向城外驶去。沿路可见拦路铁网，有武装岗哨守住路口，对往来行人实施搜身盘查。还在昆明时，沈从文就常听人以新八股腔调议论国事说：“此后南京是政治中心，上海是商业中心，北平是文化中心。”可眼前的现实却俨然最不留情面的讽刺，政治中心照例拥有权势，商业中心照例拥有财富。目前南京虽有权势，上海也有财富，却一律打上了“美国”标记，两个中心原来与老美不可分！而北平这个“文化中心”，也正在用美国的军事装备来点缀！抬眼望望北平的秋空，有成群白鸽正振翅飞过，与目前现实极不协调。北平沦陷了８年，再加上种种新的政治忌讳，居然还有这种带象征性的生物，敢于在空中自由飞翔。拦路铁丝网前，此时正有两个衣冠齐整的绅士，下车等候检查，样子谦和而恭顺。这两位衣冠人物近１０年一定不曾离开北平，在日本人统治下困辱了１０年，已成了习惯，对眼前的新现实反倒更容易适应！

　　街上依然到处都是人。可是许多人一眼看上去，神气间却有相通处。——睡眠不足，营养不足，从台面上的伟人，到羊肉馆掌柜，都显出一种疲倦或退化迹象。还有市侩官僚、下流侦探、改装汉奸混杂其间，正暗中策划从日本人手里抢收某项产业，或以过去一时与日本人打交道的方式，重新加入某种文化活动……。

　　然而从深处看，这种人却又一律有种做人的是非与义利冲突，羞耻与无所谓冲突而遮掩不住的凄苦表情。

　　……我们是不是还有办法，可以使这些人恢复正常人的反应，多一点生存兴趣，能够正常的哭起来笑起来？我们是不是还可望另一种人在北平不再露面，为的是他明白羞耻二字的含义，自己再不好意思露面？我们是不是对于那个更年轻的一辈，从孩子时代起始，在教育中应增加一点什么成份，如营养中的维他命，使他们生长中的生命，待发展的情绪，得到保护，方可望能抵抗某种抽象性疾病的传染，方可望于成年时能对于腐烂人类灵魂的事事物物，能有一点抵抗力？①再看看大街两旁，沈从文始发现满街人家屋檐下，都挂了一面青天白日旗。今天是个什么节日？问问旁边铺子里的人，原来今天是孔子生日，全国教师节，北平正准备举行８年来第一次祭孔大典，全国各地也将于同一天举行典礼。这次苏州之行在平江府见到的那个文庙的影像，此时浮凸于沈从文的脑际。那文庙已是一片荒凉，两廊已变成马厩，几十匹军马，正由一排老兵看守豢养。两相对照，沈从文有了一种滑稽的感觉。这些军马今天要不要牵出，好让一些老教师进庙行礼？军马可以暂时牵出，正殿上那些无法计数的蝙蝠，又如何处理？师道在仪式上被尊重，可是在许多地方，教师却仍在军马与“蝙蝠”中讨生活。现实到处都是喜剧，然而从深处看，却不免令人起悲悯感、痛苦感。

　　就在沈从文重返北平的同一个月，在美国政府的援助下，国民党撕毁了与共产党达成的停战协定，集结５０万大军，在安徽来安至江苏南通的８００里战线上，向共产党领导的苏皖解放区大举进犯。由国民党挑起的全国内战终于爆发。抗日战争结束不到一年，战争的阴云又一次笼罩在中国的上空。

　　全国内战的爆发，击碎了多数中国知识分子和平民主建国的梦想。国民党统治区的政治黑暗，因物价飞涨导致的生活困顿，改变着许多人的人生态度。有的拍案而起，投入反内战、争民主的群众运动；有的失去了精神平衡，陷入对现实的绝望。重返北平的沈从文，住在中老胡同北京大学宿舍。同时住在这里的，还有废名、朱光潜、冯至等一大批学者、教授。这时，内心的极端孤寂，已使废名的精神濒临崩溃，试图从宗教中寻求心灵的解脱。每天早晚，他都要打坐参禅，并常常“走火入魔”，在一种近乎迷狂状态中，情不自禁地手舞足蹈，情形十分凄凉。沈从文理解他的心境，并能体验废名心灵深处的创痛，经常去废名处，陪他说说话。这时，沈从文也正阅读佛经典籍如（云芨》之类。废名一见沈从文，就说：“从文，你不要学什么道，要学就跟我学。‘道’就在我这里！”

　　然而此时，沈从文并不想悟“道”出世，一回北平，他就成了个大忙人。由于是在抗战胜利后复员归来，加上抗战前在北平所具有的广泛影响和基础，沈从文同许多著名作家、教授一样，正受到青年学生和社会各方面的欢迎。除了继续留在北京大学任教，沈从文还同时担任了四个大报文学副刊的编辑。天津《益世报》的《文学周刊》由沈从文署名主编，北平的《经世报》（由杨振声署名主编），《平明日报》文学副刊的实际编务由沈从文担任，《大公报》文艺副刊因战前的旧关系，也邀请沈从文参与编辑。于是，教学、写作、编辑文学副刊、指导学生组织的文学团体，接待不断来访的客人，填满了沈从文的生活日程。

　　北大好些教授住在中老胡同北大宿舍，我常常到中老胡同沈家小小的院宅中去。到沈家谈天、吃茶、吃饭的客人很多，有教授，有作家，更多的是年轻人、学生和一些别的人。虽然沈从文是个大忙人，写小说，在北大教课，款待来客，我去时他总找时间同我谈天。虽然他一口湘西土音我只能听懂一部分，我却很喜欢听他谈话。①

　　这一切，在沈从文的主观世界里，都是围绕着一个宏心大愿进行的。即为着复兴文学运动，“重造经典”，以改造民族的精神。为着这个目的，他将文学的社会功用放到极重要的地位，将其视为社会前进的杠杆：“文字犹如武器，必好好用它，方能见出它的力量。诚如康拉德所说，‘给我相当的字，正确的音，我可以移动世界，”。“凡希望重造一种新的经典，煽起人类对于进步的憧憬，增加求进步的勇气和热情，一定得承认这种经典的理想，是要用确当文字方能奏效的”。①——在他的全部活动中，都寄托了这一份书呆子的理想。

　　然而，沈从文的努力仍然结出了果实。他所主编的文学副刊，在平、津一带，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影响。一如当年主编《大公报》文艺副刊，沈从文十分注重青年作家的培养。单是诗歌创作方面，经常在这些文学副刊上发表作品的，就有穆旦、郑敏、陈敬容、袁可嘉、杜运燮、李瑛、柯原等人。在４０年代中国文坛上，穆旦、郑敏、陈敬容、袁可嘉、杜运燮等人形成的象征诗派，占有重要的地位；而李瑛、柯原等，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诗坛中坚。对这些文坛生力的出现与成长，沈从文感到由衷的喜悦。１９４７年，他著文评论说：

　　本刊由我发稿５０期中，载了不少新诗，各方面的作品都有，得到不少读者来信鼓励，也有一二读者来信责备我不懂诗，所以，净登载些和编者一样宜于入博物院的老腐败诗作！这些善意读者可想不到在刊物上露面的作者，最年轻的还只有十六、七岁！即对读者保有一崭新印象的两位作家，一个穆旦，年纪也还只２６岁，一个郑敏女士，还不到２５。作新诗论特有见地的袁可嘉，年纪且更轻。写穆旦及郑敏诗评文章极好的李瑛，还在大二读书，写书评文笔精美见解透辟的少若，现在大三读书。更有部分作者，年纪都在２０以内，作品和读者对面，并且是第一回！所以读者这种错误责备，对编者言反觉光荣。……这小刊物的明日理想，一定将依然是活泼青春的心和手，写出老腔老气的文章。①可是，这时的中国，一个青年作家的出现与成长，是背负了怎样一种社会重压！政治无民主，生活无出路，许多人都是在艰难的环境里挣扎。对他们遭遇的种种困难与不幸，沈从文都能感同身受，并尽自己所能来帮助他们渡过难关。１９４７年９月，沈从文收到一位从未识面的青年诗人的来信，信中叙说了自己家中遭到的不幸。沈从文立即在报上登出一则“启事”：

　　有个未识面的青年作家，家中因丧事情形困难，我想作个“乞醯”之举，凡乐意从友谊上给这个有希望的青年作家解除一点困难，又有余力作这件事的，我可以为这位作家卖２０张条幅字，作为对于这种善意的答谢。这种字暂定最少为１０万元一张，我的办法是凡是要我字的，可以来信告我，我寄字时再告他如何直接寄款给那个穷作家。这个社会太不合理了，让我们各尽所能，打破惯例作点小事，尽尽人的义务，为国家留点生机吧。

　　你们若觉得我这个办法还合理，有人赞助，此后我还想为几个死去了的作家家属卖半年字。这些人的作品，可能是你们在作学生时代常常接触，影响到你们很大，他们的工作意义极有助于文学进步和社会重造，却死于工作辛勤或时代变乱中。我们值得从这个方式上表示对于人类的爱和文化知识的尊重。扩大我们的爱憎和尊重，注入于我们工作中，生活中，信仰中，社会明天就会不同得多！

　　沈从文启１９４７年９月这位未识面的青年作家，就是诗人柯原，时年１６，就读于河北高等工业学校，参加进步文学团体，经常在沈从文主编的《益世报》、《平明日报》的文学副刊上发表诗作。３０多年后，柯原回忆这段往事说：１９４７年秋，我的长期当小职员的父亲，因年老被裁失业，患了急性肺炎。当时医疗费十分昂贵，如今很普通的一小瓶盘尼西林（青霉素），当时就要１０几万法币，我家中只靠姐姐当小学教师的微薄工资，以及亲友的接济度日。父亲的治病及去世后办理丧事，使家中负了一笔债，母亲和姐姐都十分愁苦。这时，我抱着试一试的心情，给沈老师写了一封信，打算预支些稿费，以偿还部分债务。沈老师对此十分关心，马上写了信来，提出为我义务卖字。接着，就在《益世报》文学周刊上登了启事，大意是：为一家庭遇到困难的青年作者义务卖字，愿购者可将要求写的规格、内容等，寄到沈从文处，由沈按要求书写后，通知购买者将价款寄到该青年家中。沈老是著名的作家，他的书法又是很受人喜爱的。在启事刊出后，就有不少人写信购买。当然，这些人大抵也不是什么阔佬，而是凭着同情心来援助一个青年诗人的。记得当时我收到的寄款就有２０多份，每收到一笔钱心中都是热乎乎的，有的人还写来了亲切的问候。这是在当时情况下，沈从文老师对一个无名诗人所能尽的最大限度的捐助了。由于这笔款，终于将家中的债务还清了。母亲得知此事后，一直在叨念和祝福这位没见过面的好心肠的教授。①

　　即便是困居云南期间，他也从未为自己卖过一张字幅。这大约也是在欲助乏术情形下，不得已打破惯例的。在沈从文的生活道路上，他自己也曾陷入困境，并得人之助。因此，他能推己及人，尽其所能慷慨助人，并始终信守着这一可贵的为人之道。为柯原卖字，只不过是许多同类事迹中的一例。这既与他的经历有关，也得之于他所具有的善良热情、慷慨好义的苗族血缘，同时又出自他对人与人之间相互理解与同情的渴求。

　　然而，这一件本身并无奇光异彩的普通人事，却作成了此后３０余年的一段人生传奇。１９４８年，柯原穿越国民党的封锁线，进入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入华北大学学习。１９４９年又随人民解放军南下，遂失去了与沈从文的通讯联系。在此后长达３０余年的漫长岁月里，因不间断的政治运动，一种无形的障碍梗阻在这新老两代作家之间。由于与沈从文曾有过的这段因缘，柯原还受到过政治上的牵连。直到１９８０年，柯原去北京出席“自卫还击作战征文”授奖大会时，才第一次与沈从文见面。

　　从４０年代末到７０年代末，长长的３０年啊，在同一块土地上，却形成了长长的生活的、感情的断层。直到８０年代，终于走到了断层的尽头……。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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