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天故事汇_沈从文·新与旧

烟斗

　　下午五点钟，王同志从被服厂出来到了大街上。

　　四点钟左右，稽查股办事室中，那个象是怜悯这大千世界，无时不用着一双忧愁眼睛看人的总稽查，正同他谈话。他站在那要人办事桌前面，心中三四五六不定，那个人，一面做些别的事，一面随意询问着这样那样，他就谨谨慎慎一一答应。有时无意中反质那个人一句，因为话语分量略重，常常使那汉子仿佛从梦中醒转来，更忧愁的瞅着他，没有什么回答，就象是表示“已经够了，不许多言”的神气。他这样在稽查室中整整消磨了一点钟，到后一切已问清楚，那总稽查才说“王同志，我们的事明天再谈”，他就出来了。

　　到了街上，他仍然不忘记那些质问的话语。记起那总稽查的询问，同时那个人很可笑的极端忧郁的神态，也重现到他的回想上来。他把平时走路的习惯稍稍变更了，因为那询问意义，过细想来却并不如那汉子本身可笑。情形似不简单。

　　他的性格和许多大城市的下级公务员差不多，有那么一点儿无伤大雅的嗜好。平时他欢喜在一些洋货铺子前面站站，又很满意那些烟铺玻璃窗里陈列的深红色大小烟斗，以及灰色赭色的小牛皮烟荷包。他虽然不能够从这样东西上花个三块五块钱，却因为特别关心，那些东西的价值，每件都记得清楚明白。他站在窗外时，一面欣赏那些精致的烟具，一面就把那系在物品上面小小圆纸片，用铅笔写好的洋码弄得清清楚楚，间或有另外什么人也挨近窗边，对烟斗引起了同样趣味，却有想明白这东西价钱的神气——不消说，那时恰是系在货物上的小纸片有字一面覆着的时候，——他先看看这个人，看出不是本地的空头了，就象是为烟店花钱雇来职员那么热心亲切的来为另一人解释，第某号定价若干，某号烟斗又如何与某号烟丝袋相配。他毫不自私，恰恰把自己所欢喜的都指点给了别人。更不担心别人万一看中了意，把这烟斗买去。

　　从这些小事上，就可以看出这汉子的为人可爱处。但今天他却不再注意烟斗烟袋了。虽然从那铺子前面过身，见有人正在那里欣赏烟斗，也不把脚步稍停，来为人解释价钱作义务顾问了。

　　想起了稽查处受盘问的事情，他的心情起了小小变动。旧习惯已经打破了。

　　他只想回转家里去，似乎一到了家，向那小小住房中唯一的一张旧木太师椅上一坐，面对单色总理遗像，和壁上挂的石印五彩汉寿亭侯关云长像，以及站立在汉寿亭侯身后露出一个满脸野草似的胡子大睁圆眼的周仓憨样子，在这个相熟的环境中，心一定，凡事就有了解决希望了。

　　一回想起稽查室的一席话，他心被搅乱了。他是个规矩本分的公务员，平时奉公守法，不敢惹事生非，加之为人心平气和，还常常主持一点正义，为什么那稽查长把他喊去，问他“属于何党”？为什么还盘问在“工厂办事以外还做些什么事”？为什么同时还用着那全然绝望的眼睛，象非常悲悯的瞅着自己？经稽查长一问，他一面自然得诚诚实实的把自己属于办事以外的许多行为都告给那要人。因为那稽查长似乎不需要知道从他工厂回家路上那一段情形，所以他生活上一切几几乎都说尽了，却不曾把留恋到烟铺外面的一件事提起。他隐瞒了这样一件小小秘密，那稽查长自然全不注意。问题不是这件事。他心乱的却是正当那人问他属于何党何派时，他记起了三天前所抄写的一件公文，知道开除了一个同志，这办事人开除的详细理由虽不明白，但那考语上面股长却加了一行“××是××份子。”他知道近来总经理和副理事长属的党系，总以为这人被开除原因，完全是股长批的结果。因为派别不同，被服厂虽属国有，然而小组织的势力近日在任何事业任何机关中，都明目张胆的活动，既然与厂长系统不同，随时就有被开除的危险。因此一来，他就有点软弱，仿佛非赶忙回到住处，想不出保护自己的方法。

　　他在厂中每月领薪金四十四元。每日的职务是低着头流汗抄写册表公事，除了例假日，平时不能一日过九点钟到厂。

　　劳作与报酬之不相称，正如其他地方其他机关的下级办事人一样。因为生活的羁绊，一月只能拿这样一点点钱，所住的地方又是生活程度最高的地方。照例这些人虽有不少在另一时也受过很好的教育，或对党尽过力，有过相当的训练，但革命成功的今日，他们却只有一天一天衰退下来，将反抗的思想，转入到拥护何人即可以生活的打算上，度着一种很可悲的岁月了。在这样情形下的他，平庸无能，显着旧时代衙门中公务人员的性格，无事时但把值不到十块钱的烟斗作为一种幸福的企求；稍有风声，又为事业动摇感到一种不遑宁处的惶恐，也是很自然的了。

　　回到了家里，他没有事作，等候包饭处送饭来，就把一册《古诗逊取出来读一读。左太冲《咏史》，阮步兵《述怀》，信手翻去，信口吟诵，希望从古人诗句中得到一点安慰，忘记头脑中的公文程式。正咿咿哦哦吟读时，那赤膊赤脚肮脏到极点的小子，从楼梯口出现，站在他房外轻轻的叩着门喊，“先生，先生，饭来了！”正读着《前出塞》诗的他，仍然用读诗的声音说，“小孩，饭拿进来！”肮脏小子推门进到再不能容第三个来人的小亭子间，连汤带水把两个仿佛从十里外拿来的冰冷的下饭菜，放在预先铺了一张《申报》纸的方桌上去，病猫似的走了。他就开始吃饭。饭一吃过，收了碗放到门外楼梯边，这时候，二房东已经把电灯总开关开放。

　　他开了灯，在灯下便一面用那还是两年前到汉口花六毛钱买来的烟斗，吸着乌丝杂拌烟，一面幻想起什么时候换一个好烟斗一类事情。

　　他的日子过得并不与其余下级办事人两样，说起来也就并不可以引起他人注意和自己注意的理由。不过今天实在不同了一点，他自己不能不注意到自己这些情形来了。

　　他觉得心上画圈儿老不安宁，吃过了饭，看书无意思，吸烟也似乎无意思。

　　问题是：假如明天到厂就有了知会，停了职，此后怎么办？

　　想了半天，没有得到解决。墙上的总理不做声，汉寿亭侯也不做声，周仓虽然平素莽憨著名，这时节对他却完全没有帮助。仿佛诸事已定，无可挽回。

　　一切真好象无可挽救，才作退一步想。他身边还积得有六十五块大洋钱，是每月三块两块那么积下的。因为这钱，他隐约在自己将来生活上看出了一点光明。他可以拿这个钱到北平去。他想，那里是旧都，不比这势利地方……他还想，那里或者党也如地方一样，旧的好处总还保留了一些。到了那里，找得一个两个熟人，同去区部报到，或者可以希望得到一点比这里反而较有希望的工作。这时既不以为自己的希望是愚蠢的希望，就对于停职的事稍稍宽了心。

　　……总理很光荣的死了，而且很热闹的埋了，没有死的为了××而活，为了××而……这样胡胡涂涂的想下去，便睡着了。

　　第二天，因为睡眠极好，身心已健康了些，昨天事仿佛忘记了。仍然按时到厂，坐在自己位子上，等候科长把应办公事发下来，便动手作事。纸预备好了，墨磨好了，还无事可作，就用吸墨纸包了铜笔帽擦着，三个铜笔帽都闪着夺目的银光。

　　一个办公室中同事全来到了，只有科长还不来。

　　他想起了昨天的事，询问近身一张桌上周同志：“周同志，昨天稽查长叫你过去问话没有？”

　　周同志不懂这句话的意义，答非所问。他说他不曾作错什么事，不会过稽查股去。

　　“你听说我们这里什么风声没有？我好象听说改组……”“这事情可不明白。你呢？”

　　他想了一下，抿口莞尔而笑。

　　笑过后又复茫然如有所失，因为他仿佛已经被停了职，今天是到这里来的最后一天了。他忽然向那同事说：“我要走了。”

　　“要高升么？”

　　“不是。恐怕非走不可。因为我是个××介绍来的，你知道的。××和老总不同系，我们老总是×××。古人说：‘道不同不相为谋，’不相为谋，那就只各走各的路。我不走，成吗？”

　　“你到什么地方去？”

　　“远了，我想去北平，因为余叔岩杨小楼还在那里唱戏。

　　好几年没听戏了，听它几年戏去。”

　　“一定要去么，那我来饯行，明天还是后天到福兴居吃馆子，自己定日子吧。”

　　“不忙。不一定！”

　　“还不批准么？”

　　“我不是告假。”

　　“但不听说要换什么人，你不要神经过敏。”

　　“昨天有人把我叫到稽查处去，问了好半天。”

　　因为照习惯，没有什么问题的人，是不会叫到那地方问话取供的。所以听到他被问了许多，周同志也觉得有点不对了，才开始注意他那要过北平的话中意义。

　　周同志用着一个下级办事员照例对于党对于一切所能发的小小牢骚，发挥着那种很可怜的无用议论，什么“不中用的官僚太多，应当彻底改组呀”，“应当拥护某同志回国呀”，“应当打倒某某恶化势力呀”，完全是些书生空话。这样说着，一面象是安慰了王同事，一面自己胸中也就廓然一清了。

　　一会儿，科长来了。把帽脱了。大衣脱了。口含着淡黄色总统牌雪茄烟，大踏步到桌边去，翻动桌上文稿，开始办公。年纪还轻的科长，完全如旧官僚习气，大声喝着应答稍迟的工丁，把一叠拟稿妥贴、应当送过老总处画行的公文推到工友手上去。两手环抱公文的公丁，弯着腰一句话不说，从房中出去了。（这公丁，今天比平时不同，留到王同志脑中的是一个灰色憔悴的影子。）他还得等候那公丁返身时才有公文可抄，就在这空暇中生出平常所没有的对科长的反感。好象正面侧面全看过了，这科长都不应当这样把旧时代官僚资本家的脾气拿来对待厂中的工友。况且还据说是从外国受着好教育回来，平时还常常以左倾自居，有这样子脾气就尤其不合理。

　　可是这科长的行为，并不是今天才如此，唯独在今天，才为他注意到罢了。他虽然极不平的把那被科长凌辱了的工友用同情的眼光送出去，仍然得小心听着那科长呼唤。他猜想科长今天必定有什么话对他说，而所说到的又必与自己职务相关；就略显矜持的坐在自己位置上，且准备着问题一发生时，如何就可以在一句反质言语中，做到仿佛一击使这科长感到难堪的办法。

　　这些无语的愤怒，这些愚而不智的计划，在科长那一面说来，当然是意外，决没料想到。

　　同事之一被科长“周同志，周同志”的喊过去，把科长请客单一叠拿上手，退回原处后，咯咯咯咯的磨着墨，砚石就在桌上发着单调的极端无聊的声音。事情不要他作，其中好象就有一种特别原因，他把这原因仍然放到自己要停职那一件事上去。他明白科长是××××而他却是××。科长口上喊他“同志”，就象出于十分勉强。

　　过了许久，送文件的公丁还不曾回来，与往日情形似乎稍稍不同。

　　科长扬扬长长走过三楼副理事长室去了。

　　他听科长皮鞋声音已上了楼梯，就叫唤坐在前面的同事：“周同志，又是请客帖子？”

　　“王同志，哈，这一叠！”说时这办事人举起那未曾写过的请客帖，眉毛略皱，表示接受这份意外差事近于小小冤屈。

　　“请他些什么人？”

　　“谁知道，让我念念罢。”这人就把请客柬一纸总单念着：“王处长仙舟，周团长篷甫，宋委员次珊……好热闹，下星期四，七点半，这一场热闹恐怕要两个月薪水罢。”

　　他听同事数着客单上的名字，且望到这同志兼同事脸上的颜色，不知如何一来却对这人也生出种极大反感。便显得略略生气的说：“周同志，这事你可做可不做，为什么不拒绝？”

　　周同志笑着，好象不明白他说拒绝的理由。他对那同志脸上望了一会，再低头自己把砚腹注了多量的水，露着肘，咯咯咯咯磨起墨来了。他用力磨墨，不许自己想别的事。一会儿，科长回来了，公丁也回来了。还依然用力把墨磨着。

　　科长象是刚从副理事长处来，对他有一种不利处置，故意作成和气异常的样子，把公文亲自送到他桌边来。若在往日，这种事他将引为一种荣宠，今天却不以为意。

　　科长说：“王同志，你今天有什么事情在心上，好象不大高兴？”

　　他斜眼看了科长一眼，表示不需要这种无用安慰。

　　科长不以为意，又象是故意取笑他，“王同志，我听理事长说，你要调到稽查股。这是升级，你不知道么？”

　　“升级么，要走就走。我姓王的追随总理革命十年，什么不见过——”象有什么东西梗在喉边，说不下去了。

　　他显然是在同科长开始作一种反抗，大有一切“拉倒”的神气。可是科长却故作夷然无事，笑着说，“王同志，升级是可喜可贺的事！”

　　那个在写请客柬的同事听到了，记起先前他所说的要走的话，暂时放下了工作。“王同志，科长说您高升，这应当是真事。”

　　他回过头来看着写请客单的周同志，努力装着一种近于报仇的刻毒样子，毫不节制自己的感情说，“我又不会巴结人，帮人白尽过义务，哪里会得人在上司前保举！”

　　“王同志，你怎么的……”

　　“我怎么？你说我怎么的？姓王的顶天立地，身家清白，不吸鸦片烟，不靠裙带……”科长说：“王同志，你今天怎么……”“总而言之，要走就走，谁也不想混在这里养老，把这差事当铁饭碗。”

　　办公室空气骤见紧张，使三个人心中都非常不安。那年青科长，对这办事员今天的脾气觉得异常，还以为是先前说到升级使他疑心受了讥笑，以为说他是运动旁人的结果。写请客柬的周同志，则以为王同志是在讥诮他代科长办私事。至于他自己呢，又以为是两人皆知道了他行将停职，故意把被叫到稽查股问话的事情提出来，作为开心嘲笑。

　　风波无端而来，使三人都误会了。年青的科长，不想再在这不愉快事情上加以解释，觉得这小办事员没有受过多少教育，不能在分派公文外多谈一句话，就气势不凡的坐到自己桌上办公去了。

　　他把科长所分派的三件公函同两件答复外省询问购买呢制军服办法的回信原稿一一看着，心中非常颓丧。科长妄自尊大的神气，尤给他难堪。他想在通知来到以前，应当如何保全自己一点人格。他想用言语来挽回他认为在科长面前已经失去的尊严。因为他自觉是一个忠于革命的同志，一个因为不能同流合污被人排挤的人物，因为骨头硬才得到这种不公平的人。

　　要他把公文如平时一般做下去，他是办不到了。他一面看着公事，一面想他的心事。

　　过一会科长在屋角一方很冷淡的用着完全上司的口吻，不自然的、客气的向他说话：“王同志，那两件信你写好了，请先送过来。那是急要的两件，今天就得寄发。”

　　本来已经在开始动手了，一听这话，反而把笔捏着不写下去了。他又得到一个同科长顶嘴的机会。他喊那正在低头写“月之几日”请客帖的同事：“周同志，我同你说，若果你那请客帖不急要，这两件公文，我们两个一人办一件，如何？”

　　那同事听到了，望着科长。科长也听到了，只鼻子动动冷冷的笑着。

　　他这时节已准备一切决裂，索性把写就的一张信笺捏成一团丢到桌下去，曲肘在桌上，扶着个大头，抓弄头上的短发。

　　科长沉默的把烟含在口层，象在计划一种对于这不敬的职员的处置，另一老同事本来是同他站在一条线上，对于被驱使有着同忾，这时节被他一说。仿佛也站到科长一边去了。

　　大家无话可说，都非常勉强按捺到自己火性。科长虽说年少气甚，这时节也就不知道要怎样拿出所谓上司的身分，只好沉默着。

　　总务股送通知的人来了。照例接过通知，应在回单簿上盖章，是王同志办的事，今天却由那周同志代做。同事把通知接过手，大略一看，不作声，送给科长去了。

　　看过通知的科长，冷笑着，把通知随意搁放在一旁。过了好一会才开口说道：“王同志，今天你是最后到这里了，你高升了。过去半年，大家能够同心合作努力，真真难得。你高升了。”

　　他明白对于他停职的处分通知已来了，脸发着烧，放下了笔，走到科长这一面来，看通知上所写的是些什么考语。

　　看过通知，他愕然了。

　　他明白他错误了。因为通知单上写得明明白白，是这汉子意外的几句话：“王世杰同志，忠于职务，着调稽查股，月薪照原数支领，另加二十四元……”写得非常明白，毫不含忽。

　　忽然感着兴奋，他望着科长，“科长，科长，我真是个老胡涂，我真是个王八蛋。”科长不作声，掉过头去看一件公文。

　　“我错了，科长。我以为是因为……被停职！”

　　“赶快把事情办好，那边等着你！”

　　一天风云消散，仿佛为补救自己在科长面前的过失，把公文写完后，他咬着下唇还很高兴的为科长写一部分请客柬。

　　一面写，一面心上说，“我真是个呆子！只胡思乱想！”就不惜在一些过去了的事务上找出许多自嘲的故事，且痛切的想着近于奢望的幸福——在橱窗外面，留连于烟斗烟袋那些事，也全想到了。

　　第二天，他的办公地当真移到稽查股了。因为一点事情过材料科，照习惯好象作客，见旧科长和旧同事时，他口中却衔着一个芝麻黑色不灰木烟斗，颜色很新。周同志问，“王同志，什么时候买的，多少钱？”

　　他不答话，却把一个崭新的灰色皮包从中山装口袋里掏出，很细致的拉着那皮包上的镀银细链条，皮包开了口，同事才知道是贮烟丝的荷包，是茂隆洋行的来路货。

　　因为纪念这升级，他当天晚上下了大大决心，将储蓄总数六分之一的十元数目，买了一套烟具。若果这个人善于回忆自己心情上的矛盾时，在这烟斗上，他将记忆到一些近于很可笑的蠢事。北平近来怎么样了呢？不管它怎么样，他没有再想过北平了。有了这样精细烟具的他，风度气概都与前些日子大不相同了。他自己意识到，同事也感觉到。

　　一九二九年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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