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天故事汇_沈从文

楼居

　　天气热，整天一家人流汗。每日早上六点钟样子我就起来了。

　　起来了，望望前后房床上地下睡的人，象甘肃省的灾民一样，仿佛都瘦得怕人。因为天热，他们都是半夜才睡，所以这时睡得非常好。早凉，有风，望到空中嗡嗡作声飞过的大蝇，我茫然的站在再过半点钟便将为太阳所晒的洋台前，向着一到下午便炙热如烙铁的对面高墙，作一些莫名其妙的空想。

　　因为一家人都瘦弱有病，我想我近来大约也瘦到不成样子了。

　　弄堂下面扫地的老人还没有来，地上一些西瓜皮，有些截成半节，如帽子，极浪漫的在那画方格的地面上分布。

　　还有灯，是街灯，夜里白色，这时只一点黄，扫地人来这灯才会熄。

　　在我脸上，在我不袜的腿膝间，感到冷风清爽宜人，但从这些风上，从噪着早蝉声音的街树上都可以看出这日子到下半天以后，就如把人放在蒸笼中，仍然同昨天一样。

　　我怕想到日子这一类事。然而不单是日子，一切事总仍占据在我心上，每天醒来我总觉得心上忽然就加上了一些重量。我并没有睡够，起来了，也象非常疲倦，很想睡，可是总不能睡。

　　把关于日子这类事想了一下，就象那洋台边早风的享受也近于一种奢侈了，我这时就应当找笔，墨水瓶，稿纸本，预备齐全了，到风不会来的桌边去坐下，写。于是我做我分内事。

　　没有可写的我也写，凡是文章我全是这样写成的。

　　把笔捉到手上了，回头望望侧身睡到一小军用床上，用一条大洗澡毛巾作被，害暑病有过四天不曾吃饭的哥哥那样子，瘦瘦的脸颊满是野草一样的胡须，本来要写什么，无论如何也写不出了。

　　这人这时正象睡得很好。然而那么瘦，那么憔悴，看了一会这人的睡的姿势，我忽然感到一种空虚，好象是眼前这人已经不会再活，我的生存是极可怕的孤单了。

　　我站起来了。

　　怎么样？把纸笔等等拿到后房去，离开这可怕的地方。

　　后房是我母亲睡的地方。虽然有帘，一到下午这房也就不能祝但早上还好。后房的窗可以望别人屋顶，红的瓦，鳞次的排列，常常在早晚冒烟的烟囱，近到也象可以用手抓。早上这房中也有好风，只要把房门打开，让风有出路，那风便从窗外来，从门外走去。

　　晾衣洋台太阳光还不来时，后房所见别人屋顶，已经晒满阳光了。

　　想到太阳，汗，麻雀不怕热，在瓦上打闹，我笔又捏到手中了。一颗钉子，一只在桌上爬走的蚂蚁，小玻璃杯，热水壶，凡是可以供我下笔联成一串的我全望了它们一会。又望到蚊烟香圆纸盒，使我记忆到晚上不能安睡的理由。夜里蚊子真多，我们一家是没有帐的。因为我没有得到好睡，想明白母亲夜来情形，就捏了笔，悄悄的不让合着眼的有肺病的母亲惊醒，走到她床边去，掀开痰盂盖一看。里面全是红色了。红的血，出我意料之外的多，心上抽了一口凉气。

　　我站立到床边，不敢动，病人却醒了。

　　象是醒了很久，不愿意同我说话怕妨碍我做事，所以才把眼合上假睡，听到我掀痰盂盖，且知道我为那血惊讶了，所以开了眼睛，望到我说，“不要紧，不要紧。人不吃亏，一吐就松快了。”

　　“怎么这样多？”

　　她仍然固持的说，“吐了人爽快得多。”

　　她谎就。这人就专在这些事上谎我。

　　她谎我不去，是我注意到那比哥哥还瘦小的脸时，颜色是白色转青，而眼睛，竟象不是活人的眼睛，又小又呆，非常可怜。

　　我觉得痛心，走到窗边看太阳去了，就又听到咳声，且象是喉咙中有物件非溢出不可，然而又粘附在喉部，那么挣扎的咳了十余声。到后又听到哗的呕到痰盂中了。我应当这时倒一杯水也不去倒了。我看远处，远处据说是上海第一高楼的圣母院路的大厦的尖，那里有矗起的大起重机，缓缓的从斜卧中转成桅子样直立——好象我在极力逃避现实。

　　“不要紧，昨夜一吐，倒象很好了。”母亲因为知道我心中难过，把血吐过以后，还说这样的话。

　　我先是生了气似的不说话。到后，我说话了。如同人相骂，“这怎么行？无论如何我得请医生来。”

　　“那是蠢事。”

　　“蠢事也得作，不然这血……”

　　“不要紧，我自己还不清楚么？那些人就只晓得要钱！”

　　“没有办法，钱总得出。”

　　“出了钱也还是咳。钱不是没出过，你看他们说些什么话。”

　　我不做声了，母亲的固持有因。

　　在往日，医生是真来过了，五块钱，或者十块钱，人来了，从皮包中把听诊筒取出，听听各部分，抿着嘴想了一下，不作声，取出一方白纸来，写上一个处方，处方角上除了印就中西文字医生地址与电话号码以外，还印得有此方必得在某某药房配药那类话。再问问，“不怕么？”就仿佛以为这问话很蠢那种神气，对我望望，过十秒钟，才似乎这也得答应一句话才对，就说，“到莫干山去”，或者说，“庐山空气好”，“西湖不行”，“上海也无妨”那一类使我想用脚把他踢下楼的话。医生一来我就也象害了玻医生一走我的病也好了。

　　母亲反对医生理由我是明白的，第一是上海医生讨厌，第二是怕医生说得危险反而无办法，第三是钱。

　　虽然说，好歹得把医生请来看一次，其实我比母亲还清楚，没有钱，这事办不到。医生一来至少要十块钱，手边多有十块钱作火食，母亲病在这方面就有获得恢复的希望，不必医生了。

　　“因为病，才感到穷的痛切。”我那样想时还不敢望我母亲的脸。

　　“没有钱，血只好尽它吐了。”大约母亲也正这样想到。我抬起头来，我们互相望着作一种苦笑，于是母亲仍然闭目小睡，我坐下了。预备作工找钱，有了钱一切或者好办，没有钱，说这样那样全是空话，无裨于实际，徒然引起这一家人伤心而已。

　　我忽乘早凉写五千字，睡到地板上的妹妹醒了。妹妹以为母亲没有醒，就轻轻的告诉我，母亲晚上血吐得特别多，一晚上不能睡，要想办法才好。

　　她只要我想法，却不知道我能从什么地方去想办法。

　　告她，我们目下情形同去年在北平一样，暑假中，书无销路，版税不能拿。新稿纵有人愿出钱买，也写不出，真是绝境了。

　　她没有象去年母亲病危时坚持说母亲一定要进医院才行，人长大了，知道我没有用处，能原谅我了，就悄然拿了满是鲜血的痰盂到楼下去倒。听到那一步一步下楼梯的声音，又听到抽水声音，我没有别的感想，坐到桌边想结构，我在做文章。

　　母亲还在咳嗽。

　　想到一点故事，好象写出来决不至于被同我作交易的编辑们退还，同时是想起妹把那半痰盂的血倒出的事情。母亲一咳更不能写下了。仍然同她说话，我先说，就问她，“妈，吃亏吗？”

　　“没有。”

　　“怎么样？想吃点什么？”

　　“我想回家去。”

　　这是她近日常说的一句话，我照例不加意见。她还有话说，“乘我能支持，八月就回去。”

　　能够回去自然也好。

　　我不做声，母亲就把这理由补足。她怕人快要死了，在上海没有办法，无埋葬地方。老年人见事太多，于生死事本来看得分明，她一定要回去的理由，不是埋骨，却是担心我们对于这件事感到束手。她知道我没有方法弄一笔钱来办这件大事，且不愿意我在这事上多负一些债，所以决定，还是回家好。本来故乡也没有家，回去也许住庙里，但因为不久前在故乡军队中作军医的父亲来信，说回来无住处，可到军医院祝军医院是旧中营衙门，因此说到回乡，还把“住衙门”这话当笑话讲。

　　想起母亲回乡理由，真是伤心的事，我如今却也赞成了。

　　我说，

　　“只要有钱，就这样办，我不教书，妹不读书，回去伴母亲住一年。”

　　“我也想，全回去也好。穷也不怕。这边能够每月寄点钱，自然日子就可以过得好点。没有钱，总不至于象到这地方那样月月着急。”

　　母亲的主意还全是为我打算。

　　妹也说转去好。母亲老了，陪母亲住两年，再出来读书也不迟。

　　决定要在八月动身了。母亲似乎对于这事感到欢喜。

　　我在心上计算我的钱。路费倒象不难。有三百块钱，无论如何可以到乡下了。这钱的来源自然是应当由我手写出来。

　　照如今行市，我得写十万字，一家人就可以还乡。我自己也忘了这十万字究竟要写多久，写出来又如何能成为三百块钱的种种难处，暂时把还乡引为一种可以把一家人救活的唯一希望了。

　　我们于是乎来说一些这个时候乡下的情形。我离开故乡已十一年，母亲同妹则有四年，只我那有残疾的哥哥才从乡下出来不到三个月。哥哥虽病，听到回去，也起来参预这谈话了。他把本地方使老年人听来倾心的各样情形谈着，没有遗落一处。象做梦，我就告他们，或者在上海这地方，将来可以望每月有一百块钱寄到乡下去，给我们舒舒服服过一些好日子。说这话的我，也似乎把许多目下情形忘去了。

　　到早饭时节了，大家皆象怕吃饭。

　　人是仍然坐到桌边了，娘姨把饭拿来了，望望碗中的菜，都摇头。

　　“吃一点不行么？”

　　“好好，试来一点。”

　　“菜是只有这些菜，想不出什么。”

　　“太热了。”

　　“放冷了吃一点，不然娘姨看到这样子，收碗去时又得烂脸，说做神仙。”

　　“我们真是神仙，这饭不吃也行。”

　　……把使人哭笑不得的话说下去。

　　说着，各人勉强各吃了白饭一碗，尽义务那么吞到肚中，口渴了，就喝茶。喝了茶回头又准备流汗，从不因为怕流汗就不吃。

　　在吃饭前后是容易有机会谈到乡下吃饭情形的。好象那里都很好，就是这样热天，也各能吃三碗饭。到乡下去是至少有三十天路程的，所以说到在小船上生活，也仿佛一上船就能吃饭。

　　然而在上海，近来吃饭真是令人摇头的事，若不为那娘姨设想，谁也不愿意吃饭了。

　　饭吃过后我又坐到桌边。这时能够睡也应当睡，我可是不敢躺下，仍然危坐在桌边，看我上半天的成绩。看看自己写下的蹩脚到极点，我却不能象往年那么慷慨了。往年写好的文章无人要，我就把它扯碎，有时还用口嚼，把纸头嚼烂，工作的意义也完了。到近来，我脾气已完全不同，任如何蹩脚的文章我从不丢失，一处退回的我常常又送到另一个地方去。这时看到自己的一篇只写满一张稿纸的小说，想起自己的许多可笑处，竟不能够笑。

　　看到自己的文章，想到一些没有请过他们吃点心那类人对我的态度，我是完全没有愤慨了。我自己就应当时时刻刻嘲笑自己才对。我的文章越写越坏是不能辩解的事实。无意义的空谈，无聊的悲愤，琐碎到为他人看不懂的格调，无一篇不是如此，这是我自己看到我的名字在杂志上时所有的感想。

　　因为觉得自己实在不能再从此中找寻生活，使气从窗口把笔杆掷到楼下去的事也有过。因为不愿意这生活继续，到处找人谋一小事情作也有过。因为厌烦这生活了，返乡的思想似乎也不是今天为第一次了。

　　我在工作中，也曾想到如何使自己向伟大处走去，其结果，正相反，我只注意到字数。我常常想，我的文章可以多卖一点钱，多得一点钱则我就方便了不少。可是每当每一本书从什么书店印出，煌煌的在大报上把广告登出后，总是非常惶恐的把那广告读过，就不愿意再去看看这本书了。

　　几次几次下了决心不作这样事了，到后还是把写就了的稿件作一包，挟到胁下各处奔走，找熟人帮忙。得了钱，一开销，到月半，火食又不能继续，看看仍然没有所谓新路可走，就又动手起来。

　　这六个月来是按时“出货”的。如今这样大热天气，空坐也头脑发晕，我为了按时出货，就仍然作我不愉快的小说。

　　明知道没有可写的也得写下去。有病无法吃药，饭还是要吃。

　　房中热不可耐，房租还是得按月缴。

　　不拘什么时候对这生活我都厌倦了。我有时，捏起笔想了半天，一个故事没有想出，就只写上“自杀了！自杀了！”

　　字样，仿佛觉得我一自杀一家就超生解脱了。

　　人才吃过饭，天气渐热，哪里还能好好工作下去？我虽名为做事，究竟在桌边坐一点钟作了什么事也不分明。

　　我看我写好一部分的小说，只有拿“新的表现”来聊以解嘲。因为还有人看得懂我是在写些什么事，这些人且常常从远地方写了很可感人的信来。我待告给这些人，写这样，写那样，在我可全是无聊，我想的完全只是能够卖去。我只想字多。我只想不写小说，就伴送病人返到十年分离的乡下去住，仍然作我六块钱一月的上士，他们没有一个人相信。

　　我写了——

　　“玉家有菜园，出白菜。……”

　　写下去，一直到第五页，汗已湿透背上衣了，我还不换衣。

　　把笔放下同家中人说话，说天热，说天热有些人是如何把这天热长日消磨，有些人又如何在这大热天晒得发软的柏油路上走动，……好容易过了一个下半天。

　　又把全无意味的晚饭摆上了桌子。

　　母亲同妹只说菜没有可吃的，我们就喝清汤，吃白饭，人各勉强尽一碗。一吃饭，这一天好象就完了。

　　房中有灯后，走到晒台上去望，便望到另一新搬家来的五个赤膊男子与两个怀孕妇人围坐在桌边吃饭。在弄堂中那么不拘形迹，是我初初见到的事。听他们吃饭声音，看那种捡菜泡汤情形，便明白这些人胃口健全，身无杂病，使我不能不生出羡慕。

　　我想起我一家人无可救药的情形，又想起回到乡下以后的情形，又想到我母亲真会一旦忽然死去。我还是站到那栏干边。

　　仍然去桌边做事，做不下去，不知道为什么做不下去。放下笔同我母亲又去说那回乡的计划，她问我什么时候可以得到路费，我为这一问就问胡涂了。我能说定时候么？我这时还没有一篇小说留到抽屉，我到别处拿的版税皆超过了我应当得的数目。天气近来又是这样天气，纵有借钱地方我也不敢出门，回乡的事，不过一个梦罢了。

　　不过我仍然在家人面前说了一些大话，我告他们，只要半个月，我就可以写出路费来供我们还乡。象卖预约，约在半个月后，到时无办法自然又改日子，我用这方法对付家中人已有很多次了。

　　在说到回乡的事上时，母亲病似乎稍好了点，且看不出是病人。

　　家中人睡了，街上也听不到车马声音了，十二点钟以后，我点蜡烛写文章，赶我创作集。思想胡胡涂涂，只要写得下去，我就不停止的写下去。间或有时又听到后面睡有母亲的房中有一种声响，就稍稍停止工作，抬起头来凝神听。

　　在夜静，极静极静时，把工作的笔放下，我担心我也会有忽然死去的一日。可是疲倦极了，我也仅仅流一点鼻血。为了使家中人相信我极健康，我总快快的把这鼻血痕迹擦去，不让我家中人见到。

　　《菜园》那篇，我写了三天，写成了。三天都是一面看到母亲的血或想到母亲的死写的。我在写这文章中也发了一回毛病，流了少许鼻血。

　　文章写成了，一面用钉把十余张稿纸钉到一处，一面同我母亲说小孩子那种话，“一万字，就成了，真容易！”

　　母亲不作答，咳嗽。我就想，得了钱，买药，我的脑非吃散拿吐瑾不行，母亲是有了五天不吃库阿可斯，所以咳得更凶了。

　　我告母亲这是一万字，他们可以送我四十块钱，只两天多一点就写好了，若是继续写一个月，就有希望回乡下了。这话有一半是近于说谎话。母亲常常望到我，那神气是“一切我完全明白，你近来真成天说谎”。

　　我要否认这件事，是这七月我当真又写了如其他时作品一样平常浅薄的一本书。但是不消说我们无法实现回乡那个希望。到月底，房租的期限又到了，这钱得来也刚够开销一切，以及对付下月二十天的火食零用。

　　家中人成天还是谈还乡，同别人我也说不久将回去。母亲说的是八月，如今再有几天就是八月。天保佑我们，天气转凉病人或者有转机，母亲不会常常想到在上海死去无法埋葬那类事，就仍然在上海过日子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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