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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编完了这一期，已经是午夜时分，窗外一片墨黑，对着纸笔和菜油灯，我只听
见自己的呼吸和桌面摆着的表滴嗒的响声，这是太平常的情景，不知怎的，今天却
是很自然地想起了时间，想到时间没有一刹那不在占据着一切存在，一切变化，以
及我们的生活。
以《野草》说，它生存了的两年中，就没有一个时候不是和时间结合而存在着。
从现在阴霾然而煦暖的初冬回想两年前秋风秋雨的日子，好像还是昨天的事情；但，
这之间地球每天在转，气候每一刻在变迁，旧事物不断在毁亡，新事物不断在萌长
……凡真正活着的人，有谁不像觉着自身血液奔流一般觉着这一切在勃动，因而感
到生之力量呢？为了活，忝为恳植人的我看见这棵草两年来伸展它的根须，在干漠
的地带透入泥土深层吸收那稀薄的水份，在长久渴待霖雨的月日里，它欣向于原野
上每晚夜雾的降临。和大地上激越的变动比起来，一棵草的生长几等于静止吧，但，
处黑夜中，没有忘怀夜的恩泽，在猛烈的风暴下，不曾放弃每一分每一秒救生之倔
强，这不就是同时代的脉博一同在跳了么？
夜雾和稀薄的水份显然无法滋育出太美满的花果来，而且为了避免四周酷热的
蒸发，这棵生长在干旱地带的草有时还得将叶子变态，生成占很小面积的硬针。
然而两年来，却得有一些爱好的读者，这在我们是十分欣喜的。从接到的来信
中，记得那么感动了我的是有一回外省一个难童保育院的小朋友，问我们可不可以
写一篇文章，代他们呼吁一下，历举出他们的院长如何贪污，给他们吃混沙子的饭
；又一回是一个远地的读者，说他无法按期买到，每设法借来一本，就从第一页到
末尾一口气读完，再翻过来重读一遍，希望我们能代他妥寄一份。每看着这么热情
而近乎偏爱的来信，内心总感到踌躇，干旱得太厉害的时候，仙人掌也只好权充了
盆景，这可能是有的吧，但，不也说明着我们文苑的荒欠了么？所以还有一些人在
喜爱，我想恐怕多半是由于结成针刺的叶不曾放过那些妄自尊大的害虫，当它们正
嗡嗡营营得意地嚼着地面上仅存的绿彩的时候，这些针刺也偶尔伤损它们的翅脚之
故吧。
而从不肯看一下地面的“超人”们，来在原野上，也确有被芒刺戳破过皮肉，
时过境迁，到现在还或明或暗怀着愤恨的。
地，看情形是愈来愈硬了，但，只要一天还有泥土和空气，惯于耐旱的荆莽还
是要透地蔓生，在时间之沙上留下印迹的……
二
两年来，我们始终以期待阳光的心情，歌颂从黑夜边缘度到黎明的奋争和战斗。
我们一开始就表彰了落在日寇毒手，终至受刑惨死的吴检斋先生，对于这位以经学
名家而站到社会的前面来，默默地工作，默默地奋斗的老战士，正像其后对于有名
或无名的那些战士一样，表示了我们最高的祟仰。歌颂作为中华民族的脊梁之战士
的反面，就是唾骂背叛民族的国贼，《历史的奥秘》（绀弩，一卷二期），《举一
个例》（胡风，三卷一期），《从陶潜说到蔡邕》（曹聚仁，一卷四期），《替陶
渊明说话》）宋云彬，同上），以及《高作人东渡》（孟超，二卷三期）等等，都
是对汪逆兆铭周逆作人作剥露根性的正面的猛攻。可见有人说我们专作旁面文章，
是毫没有根据的。所谓抨击现实，也并非把现实看得是漆黑一团糟，接头了事。即
使从那没落到只能以粉饰丑事来维持门面的贾府里，还看出要贾府好，爱之深，而
怨之切，所以常使酒乱骂的焦大（《焦大与屈原》，二卷四期）和敢于打王善保家
的宵小之流耳光的探春来。（《探春论》，四卷四五期）。
照我的理解：作为民主中国的一个公民，说实话恐怕不仅是美德，而且非常必
要。《野草》也可以说就是依据这样一个认识出发，与天下人相见的。记得去年夏
天，在物价暴涨的情形下，我们前线的将士正度着艰苦的物质生活，而大后方竟有
人穷奢极侈，吃着囤积居奇的厚利润，因此我们借了一幅画的比拟，喻示了这急待
矫革的畸形现象，后来又在《急事闲谈》中，提出节约运动理论和实际，还有着如
何可怕的距离。不知为什么会引起了几位先生的不满，在贵阳一个报纸屡加责难，
以为“德国用马车装满马克去换一餐饭吃的故事，中国还不曾有，”因而就把所画
所说，套上“风凉”的帽子。究竟怎样呢？一年后的现在，应该是给蒋委员长在参
政会的致词说得明明白白了：“一般社会除少数爱国有识之士外，多是优游安逸，
过其平时的生活，甚至物价愈高涨，享用愈奢侈，纵欲败度，浪费无节，全不念前
方将士的艰辛。”到底“风凉”这尊号该荣归于准？今天旧事重提，也算是一点必
要的辩白。
自然，讽刺和揭发，在《野草》上不是没有。不但揭露过说真方卖假药的西门
庆一流人的面目，对于讨人厌的鼠辈，吮血的臭虫，以至势利狗，也常常要谈到。
一位朋友感到奇怪，《野草》上为什么老爱发表关于“狗”的文章？他怕的是谈出
狗八股来，但我觉得天下有各种各式不相同的狗，各人碰着狗的遭际又尽不相同，
问题在于有没有实感，只要有实感，则在“死狗还要装进主公御肚子里去”的世界，
狗类总还是做文章的题目的。
曾经近乎多事，关于“三K 主义”主人道德“等等，我们写过好几篇涉及一些
名流教授的文章，从来信知道，读者是给予颇大的关注的；但我们的名教授却非常
大度。不与论争，而且把地盘从昆明扩张到重庆来了，《大公报》上的《战国》，
比原来的《战国策》还更大派，更锋芒，从鼓吹”力的政治“到”力的科学“，”
科学的力，飞机大炮，侵略战争“滔滔不绝于口，俨然就是”权力意志的伸张“者
派出在中国的什么权贵，监视四万万五千万人服膺”主人的道德“似的。而在我们
国家思想之自由，有时候恐怕真比任何民主同盟国有过之无不及。现在好了，就在
我写这文章的前一日，斯大林格勒是解围了，《战国策》的先生们，既然”跟我们
这位散头发的朋友走“，那么怎样”掉“你们的”船头“呢？我得承认自己的轻薄，
不禁要问一句：如果”这位散头发的朋友“这回从苏联国土夹尾而逃，钻到毛坑里
去，你们是不是也跳下去登上那儿的”超人的虹霓和桥梁？“但，你们的”勇敢
“，是早已在”宣传品“上晓示得足够了的。
感想芜杂得很，整理不出头绪来，好在是随便的说话，说了之后，觉得不怎样
胜任的编辑也稍微尽了自己的责任，心也就安了许多了。
窗外还是不能透视的夜暗，报晓的鸡却在远处啼着了，沉睡的依然一样酣睡。
路正长，但我知道，夜已短了，人们在晨曦中欣欣向生的—切生活，是就要开始的。
1941年十二月一日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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