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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

　　正在相持不下之际，第一百三十小队的大个子李恩突然站立起来，手里举着两个手榴弹，像闪电似地跑着，向机关枪阵地冲过去。在半路上，他中了枪，周炳看见他打了一个趔趄，鲜血从他的身上淌出来，但是他毫不迟疑，继续向前冲去。最后，他用了一个跳跃的动作向敌人冲击，他那被鲜血染红了的身躯像一根火柱子似地落在敌人的机关枪上面，手榴弹同时爆炸。就在这个时候，教导团的增援部队来了。七、八部公共汽车，还有两部运货汽车，满载着挂红领带的士兵，停在维新路口。战士们敏捷地跳下了车，抬起机关枪就向公安局门口冲上去。两边的机关枪互相射击。周炳看见李恩牺牲得这么壮烈，就奋起全身的精力，跳到围墙顶上，手里举起一个手榴弹，大声叫喊道：

　　“打他妈的个落花流水呵！”

　　一边喊，一边和十几个人一道，从墙上跳了进去。敌人害怕起来，四处乱跑。他们一面追赶，一面拉开手榴弹往窗户里、屋顶上、院落里乱扔，又大声吼叫道：“缴枪！缴枪！”两边的机关枪稍一停歇，大门外面的赤卫队和起义的教导团士兵、保安队士兵就冲进了公安局的正门。人们欢呼着，跳跃着，互相拥抱着。人们心里面只想着一件事：

　　反革命的政治和军事的中心——广州公安局被武装起义的人们占领了！

　　【33.通讯员】

　　平时阴森可怕，像阎王殿一样的公安局，这时候出现了全新的气象。欢乐而自由的人们成了这里的新主人。他们穿着军服和工人的便服，脖子上系着红领带，跳出跳进，笑、闹、喊、叫，就像一群活泼淘气的小孩子。什么东西折断了，什么东西裂开了，什么金属的东西碰到另外一种金属的东西上面了，——这许许多多的声音，和那零星的枪声混作一团。好像一座千年古墓被撬开了墓顶，好像一个黑暗地窖被揭开了石盖，那陈腐霉烂的东西全被暴露在光天化日下面。

　　在这里，老爷们的舒适和尊严，法度和威武，教养和傲慢，全被当作垃圾，抛在地上，任人践踏。到处的抽屉，箱子，柜子，都打开了。公文、印鉴丢得满地都是。而从前，这些可笑的东西的确曾使一些人活得很骄奢，使另外一些人愤愤不平地死去；使一些猥琐的东西变成高贵和幸福，使一些美好的东西化为眼泪和悲伤。如今那些公文、印鉴都成了废物，躺在地上，毫无意义了，也没有谁来尊敬它们和保护它们了。

　　天色渐渐地由深黑变成浅蓝，由浅蓝变成乳白，朝霞发出绚烂的色彩，广州公社的第一个白天降临了。笑、闹、喊、叫的声音依然没有停止。周炳到处搜索残余的敌人，来到了楼上一间高级办公室模样的房间里。地上有一堆纸张在燃烧，发出焦臭的气味。他踏灭了那个火堆，推开了一张大写字台后面的几扇玻璃窗，吸了几口新鲜空气，就走到那凉开水瓶旁边，拿起玻璃杯，倒了满满一杯凉开水，又走到窗子前面，慢慢地喝。这时候，外面只有疏疏落落的枪声，整个广州的珠江北岸，除了几个零星的敌人据点之外，全部都被红色的武装占领了。在这一刹那之间，他的脑子里发生了一种幻想。

　　他仿佛看见一个无比巨大的巨人。这个巨人的头枕着白云山，两脚浸在珠江的水里，两只手抱着整个广州城，好像抱着一个小巧玲珑的玩具一样，在微微发笑。他想，谁要想推开这个巨人，把广州城从他的手中抢走，那不过是一种可悲的妄想。他又想，从今天起，一切坏的东西都要灭亡，一切好的东西都要生长起来——人活在这个时代里，多么有意思！最后，他望着楼下公安局的全部建筑物，忽然想起这里如今已经成为苏维埃政府的办公大楼，红军的司令部，这里就要发出许多的布告和命令，全广州、全广东，甚至全中国，都要听从这里的指挥，于是对这些建筑物发生了一种亲切的感情。这些想象都是在短促的一瞬间发生的。他喝完了凉开水，就走到一个穿衣镜前面，看了看自己。

　　他看见镜子里面那个人，穿着厚蓝布对襟夹袄，蓝布长裤子，一边肩膀上背着两条步枪，一条红领带端端正正地系在脖子正中，衣貌堂堂，非常威武。忽然之间，他又从镜子里发现了另外两个人，一个坐在大写字台上面，一个坐在大写字台后面的安乐椅上，不知在搞什么名堂。他扭转身一看，原来是冯斗和谭槟，不知道什么时候溜了进来。冯斗坐在写字台上面，拿赤脚板上的污泥往台面的绿绒布上一抹，嘴里说：“你不让老子在这台子上念书写字，老子却偏要坐在这上面，还要拿脚踩它呢！”

　　坐在安乐椅上的谭槟却装成一个长官老爷的样子，用手拍着写字台道：“滚下去，通通给本老爷跪下来，本老爷要审问你们了！”大家正笑着闹着，忽然一颗流弹从打开的窗口飞进来，落到凉开水瓶上，把那玻璃瓶打碎了。冯斗一骨碌从台子上滚下来，嘴里骂着：“哪个王八蛋，连枪都不会打！怎么朝玻璃瓶打枪呢！”大家又哈哈大笑起来。这时候，门外不知有谁高声喊道：

　　“大家到下面去，打开监仓，释放政治犯！”

　　周炳领头，三个人一道飞跑下楼。在监仓前面，已经有许多人在动手开仓。他们对着铁门的锁上放枪，拿鹤嘴锄在墙上打洞，举起枪托撞击窗子，拿铁笔来撬开水沟的洞口，有些人还爬上房顶去揭开那些瓦筒，打算用麻绳把里面的同志吊上来。不久，那些受难的人们一个跟着一个地，从铁门缝里钻出来，从破墙的洞上爬出来，从窗户眼子里挤出来，从水沟洞里冒出来，从屋瓦的木桁之间吊出来。他们的两脚一踩到地，就跟那些挂了红领带的人们紧紧搂抱起来，即便不曾相识，也像看见了老朋友一样。跟着就是互相问好，互相问里外的情况，互相打听自己认识的人。

　　周炳放出了几个女的之后，跟着放出了一个方脸高颧，虽然皮黄骨瘦，却精神奕奕的人。那个人看样子有三十多岁，还戴着脚镣，一出来就扑倒在周炳怀里，差一点儿没有摔在地上。他和别的人一样，紧紧地搂抱着周炳；可是他又和别的人不一样，什么话都没有问，只是拿眼睛打量着周炳。周炳不认识他，正待要问，旁边站着的谭槟早认出他来了，就喊道：

　　“你好呀，金端同志！你猜这漂亮小伙子是什么人？”

　　金端同志坐在地上，拿铁锤去敲打脚镣，一面说：“如果我猜得不错，你就是周金和周榕的弟弟。你叫什么名字来着？怎么我一点也记不起来了！”周炳连忙走到他身边，恭敬地弯着腰说：“金端同志，你猜对了，我就叫周炳。哥哥们从前经常提起你。有一回，我到一个地方等着跟你碰头，可没碰上。后来……你如今身体还好么？”金端点头笑着说：“我的身体不管什么时候，总是好的。国民党就是怎么折磨它，也拿它没有办法！他们说我这回大概活不成了，你看，我不是又活转来了么？哦，对了，你二哥周榕如今哪里去了？”周炳说：“前几天从香港上来，如今我也不晓得他在哪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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