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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七

　　周榕回家，把这些情形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周炳，把周炳羡慕得嘴唇唧唧地惊叹不停。他羡慕哥哥有这样的幸运，他羡慕哥哥有这样光荣的职务，说：“二哥，这可能有点危险。”周榕有点害羞地笑着回答道：“正是因为有危险，才值得去干哪！”第二天晚饭后，天一黑，周榕就从生草药铺里走了出来，从大基头过了江，穿过一条一条的小街窄巷，走到第七甫志公巷黄群的家里。公共汽车卖票员何锦成，普兴印刷厂工人古滔，沙面洋务工人洪伟，洋务女工章虾、黄群，还有正在招商局走沪、粤班船的海员麦荣，都在那里等候他。但是原来领导这个讨论会的农科大学生李民天，这个晚上却缺了席。这些都是省港大罢工时候的熟人，大家一见面就谈起当年罢工的热闹情景，天南地北地无所不谈。章虾说：“周榕，整年不见，你总算把我们忘记了吗？”

　　洪伟开玩笑道：“当然啦，他记得他的陈家表妹就行啦，记住你干什么？”大家嘻哈大笑一阵，周榕正经说：“别再提她了。我们是阶级不同，不相为谋：分开了——后来又听说，她已经另外嫁人了。可是说到你们大家，我可没有一天忘记过。大哥在世的时候经常说，无产者和无产者才是亲戚，无产者和资本家只是敌人。我总不理会这句话。我跟陈家的事情就错在这个上头，没有听他的话。我总以为她是真心革命的，我总以为‘五四’精神会指引她前进，但是现在看起来，‘五四’精神并不可靠。真心革命的还是你们！”

　　提起大哥，大家都觉着很难过，整个堂屋没有一点声音。这堂屋在白天是一个小小的纸盒工厂，附近人家有七八个妇女来做纸盒。如今到处都堆满了纸料，糊料，盆子和刷子。正在晾干的纸盒叠得像屋顶那么高，空气里面可以嗅到一股酸腐的浆粉气味。

　　黄群沉着地，非常得体地说：“金哥有一种脾气，叫人永远不能忘记。他总是想着别人，不去想他自己。快三十岁了，还没置个家。可是一提起别人的事儿，他立刻就豁出命来！这样子，——你最好是在发愁的时候去找他。”她的话引起大家对周金的回忆。大家想起他的坚定，他的勇敢，他的强烈而显露的感情，他的矮胖的身躯，他的无穷无尽的长处。大家都觉得奇怪：为什么有许多非常显著的特点，大家在他生前都没有看到。何锦成一声不响，只顾垂着脑袋听着，后来忽然抬起头，把桌子一拍，说：

　　“国民党杀死咱们许多人，咱们就坐在这里慢慢讨论！我看咱们拚他一阵算了！你给我一根枪，我至少结果他十个给咱看！”

　　说完，他就站起来，寻了一个玻璃瓶子，抓在手里走出去。一会儿，他打了一瓶白酒，买了一包卤猪肚回来。大家一面喝，一面谈。章虾和黄群不会喝酒，只喝茶。黄群的守寡母亲黄五婶也来凑热闹，吃了两片猪肚才走开。后来，他们又谈到南昌暴动和平江、浏阳暴动，谈到红军什么时候开讲广州的问题，所有的人都激动起来了。章虾带着非常虔敬的神气问道：“南昌暴动里面，不知道有些什么人？”周榕说：“你听，都是些了不起的人物：周恩来，朱德，叶挺，贺龙，还有其他许多许多人。”黄群歪着稍为仰起的头，脸上因为兴奋变成深红色，接着问道：“湖南呢？湖南这边又有些什么人在搞革命呢？”周榕说：“湖南这边我只知道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做毛泽东。”

　　“哦，我晓得了！”古滔插进去说，“这位毛先生是咱们那个时候的宣传部长，他写过一篇文章，叫做《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又当过‘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所长，是一位有文才的大人物，可没料到他还会打仗！”

　　周榕拍手道：“对了！就是他。听人家说，他又会讲，又会作，又会指挥军队，好得了不得！有听过他演说的人讲，一千个人听，那讲堂里就像不曾坐人的一样；忽然间哄堂大笑，就像平地打了一个大雷。他那篇《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就像一篇宣战书，当时不知引起多少辩论哩！”章虾和黄群差不多异口同声地问道：“他们准能来么？”洪伟说：“我看一定会来。”周榕说：“金端说得千真万确，一定来的。不要很久。三天，三星期，顶多三个月，就来到了。”

　　所有的人都在幻想红军到来那一天的情景。大家都不做声，各人按照自己习惯的姿势坐着。黄群像做梦一般地说：“真有那一天，咱们就算有出头之日了。咱们又可以挺起胸膛走路了，咱们又可以开几百人、几千人、几万人的大会了。咱们可以给金哥，给那许多兄弟姊妹……报……”她说到这里说不下去，就呜呜地哭了起来。章虾也跟着哭了起来。大家都用手捂着脸。宝安人何锦成使唤土音很重的广州话说：“红军一来，我就不当什么卖票。我参加红军，”他用拳头在桌子上捶了一下，加重他的语气道：“我背枪去！有了枪，我的事情就好办！”

　　周榕举起杯子，跟他碰了杯，把里面剩下的残酒一口喝光。这个晚上的讨论会，周榕感到非常满意。他还从和这些人的会面当中，感到一种以前没有过的幸福。他把这一切都告诉了周炳，只有李民天无故缺席这一点，他不愿意说出来。听说大家这样忆念着周金，周炳就又伤感起来，默然不语。这几个月来，他有时想起来，觉着周金是死了；但有时又觉着他还活着。如今听朋友们这样谈起他，他竟是当真死去了，永远不会再活转来了。周金的为人，周炳也是熟知的，但是经朋友们这样一说，他才确实领悟：原来他大哥是那样一个有价值的人物！……后来，两兄弟又互相诉说了许多怀念周金的心事，又再一次忖度周金不幸被捕的原因。自然，种种推测还是跟以前一样，得不到结果……最后，他们又一起在幻想着革命的美丽的前途。周炳对于金端所宣告的、三个月就能实现的理想，虽然深信不疑，但总感觉到有点模糊，不具体。

　　有一天，周榕一吃过午饭就出去了。周炳一个人在家，睡觉睡不着，又找不到事儿干，就又把六、七年来的往事翻出来，一桩一桩地去回忆。凡是他回忆起来的事情，他都给它下一道评语。哪桩对了，哪桩错了，他都给它分了类。谁做得好，谁做得坏，他都公正地做了判断。但是过去的事情想完了，未来的事情又是怎样的呢？他应该做些什么呢？怎样做才是对的，怎样又是不对的呢？想到这一些，他就想不出个所以然，思路逐渐凝固起来了。

　　他从周榕的书堆里偶然翻出一本《共产党宣言》来，随意翻看了几段，就重新从头一段一段地看下去。越看，他的眉头皱得越紧。他只想找寻一个关于未来世界的简单的答案，却没料到那本小书里面一下子钻出来了那么一大堆问题，使他招架不来。他不能够理解那许多问题，更不能理解那些问题对他所关心的“未来”会发生什么作用。他一向认为共产党领导工人、农民起来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就有好日子过——如今还是这样想。如果蒋介石反对这样做，那么他也是一个军阀，也在被打倒之列。只有把蒋介石连同北洋军阀、帝国主义一齐打倒了，中国也就太平了。他觉着事情应该朝这么办，就开始幻想打倒蒋介石、北洋军阀、帝国主义之后的情景。按照北伐的速度，这样做，大概得花整整一年的时间。他想：“一年就一年吧，那是没有办法的事儿。到那个时候，幸福之神就降临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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