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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一

　　陈万利一眼望见陈文婕的案头有一封信，就拿起来看，看不清楚。想摸眼镜，却没有带在身上。他就着台灯翻来覆去地辨认了一会儿，知道是周炳写来的，就连信封一道揣在口袋里，回二楼自己的房间去了。他把信看完之后，想不出什么对策。想找他儿子商量，问周泉，却说陈文雄没回来。他没办法，又带了信去找二姑爷何守仁去。何守仁看了信，把信封也颠来倒去地仔细看过了。两个人商量了整个钟头，除了严密防止陈文婷和他见面接触之外，竟也想不出别的办法。

　　第二天一早，这位万利进出口公司总经理连早点都不吃，就出了门。他没有回公司，却坐了人力车，一直朝宪兵司令部侦缉课长贯英的办公室走去。他把周炳的来信，周家三兄弟平日的行为举动，周榕和陈文娣、陈文娣和何守仁的关系都详细说了一遍。贯课长虽然只有三十多岁年纪，但是办事却很老练。他一听情形，就知道这个案子不会构成什么耸人听闻的案件。但是他十分尊重陈万利这个人，因此他装成很留心的样子在听着，勤快地做着笔记。

　　他十分仔细地问三家巷的全部居民的情形，又问了周、陈、何三家人的全部亲戚朋友的情形，就说：“陈老伯，这件事交给我办吧。区区微劳，不足挂齿。我也十分痛恨共产党。我的先父就是去年在曲江乡下遇难的。共产党煽动了农民，搞得简直是人间地狱！你早上多半在哪里喝茶？玉醪春还是惠如楼？我一定趋前领教。”陈万利把周炳的来信交了给他，又千拜托、万拜托，才辞别出来。他想这贯课长的相貌虽有点不正，但是人却有热肠，好相与，很觉满意。他坐上人力车，才走了几步，就看见了何守仁在人行道上迎面走来。他垂着脑袋走，没看见陈万利，好像心事重重的样子，看样子也是上宪兵司令部去的。陈万利自言自语道：“他又上那儿干什么呢？那不是好人去的地方。唉！”但是人力车一下子就拉过去了。

　　何守仁果然是去找侦缉课长贯英的。他掏出自己的名片，在那上面写了“公事谒见”四个字，请传达给他递进去。那个侦缉课长先把刚才和陈万利的谈话记录翻看了一会儿，将何守仁和陈、周两家的关系弄清楚了，然后板着脸孔在办公室里和他会面。何守仁一进去就用公事口吻说：“贯课长，我来报告一件跟您的职务有关的事情。”贯英冷冷地回答道：“欢迎，欢迎。请何科长坐下谈吧。不论跟小弟的职务有关还是无关，我都欢迎。”于是何守仁就开如讲他所发现的几个“共产党员”的行踪的问题。他一面讲，一百用眼睛去打量那个侦缉课长。贯英一面听，一面也用眼睛去打量何守仁。有时四只眼睛碰在一处，彼此互相盯着，长久都不移动。贯英在心里骂道：“好个无耻的乌龟！”何守仁也在心里骂道：“十足凉血的王八！”

　　后来两个人又用相对一笑岔开，何守仁这才继续往下讲。他已经发现这位侦缉课长对他很不尊重，对他所讲的话好像根本没有用耳朵去听，然而还是勉强把话讲完了，并且加上判断说：“照这样看来，这些共产党员一定是躲在芳村一带的什么地方。”贯英拍手笑道：“何科长真内行！”随即把周炳那封原信从卷宗夹里面拿出来，摆在何守仁的面前，说：“这上面所盖的邮戳就可以证明这一点。”何守仁很不高兴地说：“贯课长，既然你得到了原信，那么，一切你都十分了然了。你为什么不早说呢？”贯英摇头笑道：“不，你所讲的话很有价值。我只知道这周炳和你的小姨子很要好，我也知道那周榕和你是同学，又是换帖的好朋友，但是这些人是否共产党员，我却没有任何证据。你知道，我们是凭证据办事的。”他一面讲，拿眼睛望着别处。那眼睛不停地眨，脑袋不停地摆动，好像是一种毛病。何守仁说：

　　“怎么不是共产党员？不是共产党员为什么要逃走？”

　　“那倒也不能这么说。”贯英又眨两个眼睛，摆动几下脑袋，说：“有些人因为害怕，就逃了。还有些人吓疯了的。都不是共产党员。”

　　何守仁坚持己见道：“我相信他们是共产党员。”

　　贯英用一种比冷笑更令人难堪的声音哼哈一阵，说：“如果他们真是共产党员，那么，你的邻居，你的小姨子的情人，你的换帖的同学，都要这样了！”他用手在脖子上比了一比，加上说：“当然，阁下是有功劳的。阁下这样做，是大义灭亲。遇着好的上司，往往因此擢升，也是常有的事。”何守仁感到一种难以忍受的侮辱，他的尖削的脸唰地一下红起来了。但是他不甘示弱，因此仍然装出一副正人君子的超然面孔说：“贯课长，我想这个地方虽然是个宪兵司令部，也是个讲真理和正义的地方。我到这里来，是被一个普通公民的正义感所驱使。这一点，仁兄该是明白的。”

　　贯英搓着两手，用一种十分狰狞的无赖神气笑着说：“真理和正义，好极了。我们都是为它而活着。我们的同志可真不少呢！”随后他打开他办公桌的一个抽屉，拿出一本捐款簿子，上面写着“雄心社社员乐捐芳名”九个字，递给何守仁看，又加上说：“我们这个雄心社，每个人都有一颗消灭共产党的雄心。我们认为这就是真理和正义。但是我们绝不向外募捐的。现在那些招摇撞骗，假公济私的玩意儿太多了。我们只收社员自己的捐款。你如果有心，你也可以入社。我们将来，彼此也有个帮助。”何守仁打开捐簿一看，有捐一百元的，有捐三百元的，也有捐五百元的，名字都不认得。但是不管怎样，看见这捐款簿子，何守仁是安下心来了。他登时恢复了镇静的神态，看来真是又矜持，又老成。他用轻蔑的眼光把那贯课长横扫了一眼：觉着这个人如今五官局促，嘴角下弯，顶发秃落，丑陋异常。于是他拿起笔来，在簿子上写了一百元的捐款，并且慷慨地说：

　　“贯课长，凡是合乎真理和正义的事情，兄弟总是乐于追随的！”

　　事情就这样结束了。何守仁告辞之后，贯英一面收起捐款簿子，一面鄙屑地咒骂道：“真没见过这样的吝啬鬼！收买三个朋友的性命，才使一百块钱！说人心不古，就是人心不古。”

　　这天早上，约莫当何守仁和贯英初次会面，彼此躬着腰说客套话的时候，周家三兄弟的干娘冼大妈正从市头上买菜回家。她正在路上走着，不料横巷子里撞出来一个游手好闲的老年人，把她缠住了。这个人叫做冯敬义，年纪约莫六十岁，单身一人，并无亲戚子女，也在市头外面搭了个茅寮居住，离冼大妈的竹寮只有五、六丈远的光景。他应了个名儿是做收买破烂的生意，实地里他的活动范围要广泛得多，可以说是什么都干，并不严格的。他的真本事是把不值钱的东西改造成为值钱的东西，好像把铜做的东西改造成为金子做的东西，把破了、断了、缺了、穿了的东西改造成为完整无缺的东西等等；遇着有他合意的东西，别人又不太在意的时候，顺手带走件把子，也是有的。他顶爱开玩笑，更加爱开冼大妈的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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