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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八

　　周榕阴沉地说：“话是这样讲了，可也是形势所逼：那会儿人家是主，我们是客；人家是领头，我们是跟后；人家本钱大，我们本钱小。你又能怎么样？何况那时候姓蒋的还是个左派呢！”

　　“左他娘个屄！”大哥粗暴地吼喊起来了。“欺骗！上当！耻辱！人家坐轿子，我们抬轿子。人家是东家，我们是扛活儿。人家叫住就住，人家叫走就走。我们兵没个兵，官没个官，钱没个钱，权没个权。什么把柄都抓在他姓蒋的手里。这是革的什么命！”

　　周榕在床上翻了一个身，长长地叹了口气道：“嗐！多气闷哪。时势如此，也说不得那许多了。总之是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就是了。人家当头做主，你不是在人家手指缝里讨生活又怎么的？现在希望国民党还有一点革命良心就是了！”周炳也拍了一下桌子，发脾气道：“这不可能！他能解散总工会，缴工人纠察队的械，杀了那许多人，还有什么革命良心？这不跟吴佩孚、孙传芳、段祺瑞一个样儿了么？除非咱们工人纠察队能够把上海占领下来，跟他硬干一场！除非咱们干脆和那姓蒋的决裂了，把他的命也给革了下来！咱们组织咱们的工人政府！”周金又抽上一根烟，说：“也许这是个好办法。也许哪一天用得着这个办法。什么国民革命，我看是没有指望的了。”周榕又翻了一个身，又叹了一口气，说：“恐怕还不能这样说吧。这太过于悲观颓丧了。大局还有可为，总是不走这一着好。咱们还有大敌当前，这是大家都看得见的。蒋介石难道看不见？就说国民党，他们还有汪精卫呀，还有那个左派呀。咱们还是忍耐着瞧吧！”

　　正说着，门外忽然响起了砰砰砰的急急的敲门声。大家的精神都振作了，神经也紧张起来了。两个青年男子跳了下地，周炳也唰地一声站了起来。周金对大家说：“不要慌张。

　　没有什么可怕的！什么时候都不要忘记自己是个革命男子汉！”然后叫周炳去开门，自己站在窗前，仰望着那黑沉沉的天空，慢慢地吸烟。周炳扭亮了神厅的电灯，打开了大门，跳进来一个漂亮而壮健、大眼窝、大嘴巴的年轻小伙子，原来是杨承辉。他把雨衣一扔，就冲进神楼底，气急败坏地说：

　　“坏了，坏了！出事儿了！反革命分子动手了！快走吧，走吧，走吧！”

　　周家兄弟让他坐下来慢慢讲，他就勉强坐下，把刚才他怎么回学校开会，怎么远远地看见大批宪兵和警察包围了学校，怎么向附近小铺子打听，那小铺子老板怎么告诉他是抓共产党，已经抓走了一百多人等等情形，给他们讲了一遍。周榕说：“是了，照上海的方子抓药了。”周金说：“那自然是的。还有什么不是的呢？你刚才还说，不要过于悲观颓丧，话是说得早了一点，如今倒真地用得着了。也值不得大惊小怪，本来事前应该料得到的。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我要走了，你们不是党员，你们怎么样？”杨承辉说：“我是学医的，平时又没有怎么出头露面，我用不着走。榕哥是要避一避风头的，他太红了。”周炳说：“如果大哥、二哥走，我也走。”

　　当下决定三个人都走，就吩咐杨承辉去通知区苏，再去通知印刷工人古滔，要他们转知所有的朋友，暂时不要上周家来。杨承辉和他们依依不舍地道了别，就走出黑魆魆的官塘街，去找古滔。这古滔本来是香港的罢工工人，后来罢工结束，很多人留在广州做工，他也在普兴印刷厂找到了一份工。他听了情况之后，又和杨承辉约定，每逢阳历五号、十号的晚上，在海珠公园的东南角上会面。这边三家巷周家的人，也立刻行动起来。杨承辉前脚一走，他们三兄弟跟着就带上一点现款，对周铁和周杨氏只说要上韶关去几天，就连夜溜出来了。

　　他们出了三家巷，一个劲儿向南走，经过官塘街，窦富巷，走进擢甲里，又由擢甲里穿过仙羊街，这样朝长堤走去。一眨眼之间，他们就变成无家可归的人了。他们并没有觉着害怕，也没有觉着哀愁，只觉着有一股无名的愤怒填满了胸膛。天上的雨好像住了，到处是湿漉漉的，很不好走。人家都关上了大门，小铺子都显得冷清清的，每一盏街灯距离那样远，又都是那样昏暗无光，好像整个广州城都叫那黑色的怪物吞到肚子里面去了。

　　他们出了长堤，朝西拐，一直走到黄沙火车站，又回头朝东走，一直走到大沙头，只是在珠江边上徘徊，浑找不到归宿。他们想遍了亲戚朋友，都没有合于藏身的地方。想到旅馆去开房间，又觉着不妥当。想找间空屋破庙，倒也不难，只是叫人撞见了反为不美。想来想去，还不如租一只小艇子在珠江上过一夜，明天再做打算。主意拿定，他们就雇了一只小艇，讲明六毫钱过夜。三个人上船之后，叫把船从珠江北岸摇到珠江南岸——河南的堑口附近湾泊。他们上岸，找一间叫做“二厘馆”的那种炒粉馆喝过茶，吃过宵夜，才回船上去睡。周金和周炳一倒下就睡熟了。

　　只有周榕一个人睡不着。他靠着船篷的窗口坐着，望着面前的迷蒙雨景出神。那雨夜的珠江，平静地、柔媚地打他的窗前流过，只听见十分细碎的脚步声。在笨重的黑夜的掩盖之下，一点也看不清她的颜容。远处，西濠口的灯光像大火燃烧一般地明亮。他望着那广州，想起那广州城里面的甜蜜的往事，想起陈文娣和他在一只大轮船的甲板上，心贴着心地站着，一道向上海冲去的情景，禁不住感慨万分。忽然一阵腥风夹着雨点从广州那边吹了过来。他嗅着那一股又腥又咸的凉风，仿佛有人血的味道，不觉用手捂住脸孔，唉地长叹了一声。

　　第二天，周炳按照大哥周金的吩咐，到沙面找着了洋务工人黄群。他把大局的情形告诉了她，要她通知洪伟、章虾和其他曾经参加省港罢工的工人，让大家特别小心，没事就在沙面住几天，不要回家去。那年轻活泼的女工听到这些话，当堂就哭起来了。后来谈到找房子的问题，黄群自己走不开，她告诉周炳怎样去找她的表舅母冼大妈想办法。

　　这冼大妈住在芳村市头后面的一间竹寮里，是一个四五十岁、无依无靠、无亲无近的寡母婆，每天只靠担了筐子，到酒楼菜馆去收买菜脚、下栏，又把它转卖出去度日。当下她听说是黄群叫来找她借地方住的，一口就答应了。跟到就把竹寮的外间收拾干净，支起一个大铺来，又把一条钥匙交给周炳，自己担上筐子去干营生去了。这三兄弟得了个暂时安身之所，就把房租和米饭钱都交了给冼大妈，又帮她挑水破柴，烧饭做菜，大家一道过日子，好像一家人一样。几天之后，他们看见冼大妈是个忠直慈善的妇人，就把她认做了干妈，并且把省港工人如何罢工、国民革命军如何北伐，国民党、蒋介石如何独裁、分裂，如何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工人等等事情，都对她说了。她听了之后，义愤填膺地说：

　　“你们别看我年老，不通世情，蒋介石这样的坏心肠，我可看不上眼！一个人不讲天理良心，看他当堂就会得到报应。不要紧，你们就安心住在我这里。你们只管对人说我是你们的干娘，包管你们没事儿。那姓蒋的也不会长久的，等他倒了台，你们再回家不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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