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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五


  这句话挑起了她的忧愁,她就象编年史家一样,从周炳离开震南村那年起,年复一年地排着班儿,向周炳诉起苦来……周炳一面无限同情地听着,一面就深深地思索起来,不知有什么办法能帮助他们脱离这困苦的境地。他在胡王氏偶然歇口气的一瞬间,举头四望,只见屋顶墙壁,全是一片黑色。他隐约看得出来,屋梁上挂着许多东西,墙壁上也满满地挂着东西,只是年年月月地叫柴烟熏着,竟是遍体黜黑,不能辨认。他想起在上海金鑫里三号聚会的那些精神抖擞的女慈善家们,又不到这胡家来亲自见见世面,真令人哑然失笑。后来胡王氏讲得多了,胡源就打断她道:“够了。又不是什么得意的东西,你尽倒翻那本陈年烂账干么?洗碗去吧!”胡柳、胡树、胡松也纷纷开言,要周炳讲一讲这八年的经历,于是周炳也象编年史家一样,从自己离开震南村那年起,一年复一年地排着班儿,把所有的遭遇都一件不漏地,毫无隐瞒也毫无修饰地告诉了这些知心朋友。大家都坐在矮凳子上,仰起脸,张大着嘴巴,听得入了迷。

  胡松年纪小,顶爱插嘴问这、问那,大家就一次又一次地制止他。胡树不停地拿手搓着自己的耳朵。胡柳时常忍不住发出低声的叫唤。胡源一根生切烟接着一根生切烟地抽着。胡王氏开头还一面洗碗,一面听,后来就索性撂开碗盏,把两手笼在又破又硬的棉袄袖子里,一心一意地听起来。听到周炳离开剪刀铺子,重新上了学堂,大家就替他高兴;听到区桃在沙基惨案当中英勇殉国,大家就嗟叹惋惜,肃然起敬;听到李民魁、张子豪、陈文雄、何守仁这些人违反盟誓,破坏罢工,出卖朋友,背叛革命,大家就嘴里呸,鼻里嗤,摇头顿脚,咒骂不停;听到国民党实行反革命政变,投降帝国主义,大批屠杀工人、农民和革命青年,大家就咬牙切齿,义愤填膺;听到广州起义成功,夺取了政权,宣布了政纲,成立了广东工农民主政府,大家就昂扬振奋,痛快淋漓;听到广州起义失败,许多英雄烈士轰轰烈烈地拼头颅,洒热血,最后是死的死,逃的逃,分离失散,大家就低头掩面,悲痛万分。那胡柳一时感情难忍,竟呜呜咽咽地哭出声来。

  后来听到周炳在上海碰到麦荣大叔,又遭到敌人的迫害,竟是可望不可即,可见不可亲,胡柳替周炳着急,又噢噢地哭了起来,一直到听到周炳在上海北四川路余庆坊干了一桩痛快的事儿,惩罚了那个包打听,救走了金端同志,这才转悲为喜,带着眼泪笑起来了。周炳讲完了,大家还在凝神深思,胡源忽然沙着嗓子开言道:

  “这才是些穿州过府,闯大事儿的英雄好汉!我们窝囊一辈子,做梦也想不到这些事儿呢!——可你们也别当是好要的,闹得不好,吃饭的家伙就没有了;你们刚才听见阿炳讲的那些话,听了就算了,千万不能泄漏一言半语!一不小心泄漏出去,可知道阿炳的性命就难保!咱们村西‘蛇冈’脚下,就有那么一间公安稽查站,他们专干的这种营生!阿炳既把我们当做自己人,我们也一定要保住他的平安。这一层,你们都想到了没有?”

  大家都说知道了。往后,又七嘴八舌地问这问那。

  胡王氏问陈文英后来怎样了,胡柳问陈文婷后来怎样了,胡松却追问李民天后来还革命不革命,到底是胡树心地深沉,他只要求周炳把张太雷同志代表中国共产党所宣布的政纲,一条一条地解释给他听。这样,一直谈到四更天,鸡叫了三遍,大家才依依不舍地分了手。周炳一个人,心情酣畅地穿过寂静的、深蓝色的村庄,梯梯他他地走回学校,连沿途的狗吠声都没有听见。

  第二天早上,林开泰在校务室里碰见了周炳。他已经知道周炳昨天晚上到何五爷家的佃户胡源家里去,直到四更天过后才回来,只是摸不清他去干些什么事儿。他想问周炳,碍于早先已经有了“绅士协定”,又不好问得,只是眯起眼睛,耸起肩膀,不怀好意地对周炳奸笑。同事中有个叫做华大维的年轻人,今年二十二岁,英文原名“大维·华盛顿”,字“士玛”,号“摩登”的,走到周炳身边,做了一个美国西部的“牛仔”手势,说:“好天堂!你真是好运道!胡家的‘黑牡丹’,我敢赌我的头,是这荒村中‘爱’字第一号的天生尤物!”周炳脸颊微红,正色回答道:“华君,你、我都是为人师表,放尊重些来!”旁边还有另外一位同事,叫做丁猷的,今年已经四十岁,是本校资格最老的一位教员,又是一位悲观主义者,当时听了他们的对话,就先在鼻子里哼了一声,然后笑着说:“真是人心不同,各如其面!说世风日下,就是世风日下!”

  谈笑已毕,各人散开,分头上课。周炳是新来的教员,要到第三天才分班上课,因此就走出校门,信步闲串。在这样的学校环境之中,周炳是连一分钟也不愿多呆的。后来他虽然正式上了课,但一下课之后,他仍然在村里、村外,到处游逛。有时在村南的大帽冈上,时隐时现地盘桓一个早晨;有时在村东的小帽冈上,寻幽探奇地流连一个黄昏;有时整整一个前晌,他坐在村北的大堤围上,望着滚滚的东沙江出神;有时整整一个后晌,他在村西的犁冬田里穿来穿去地走着,跟所有他认识的耕家谈家常话。大家都以为他喜欢游山玩水,也不知道他心里还搁着多少事儿。这样,一过又过了两个多月,已经到了一千九百二十九年的春天了。

  周炳对着那万物萌动的春天说:“春天哪春天,我一点没有盼望你,你却来了,可是我日夜盼望的共产党,怎么连一点踪影儿都没有呢!”

  震南村河冲纵横,清幽绝俗的风光虽然好,但是周炳觉得孤独,寂寞,意态萧条。他深深地叹息道:“这样的日子,怎么过下去呵!我只道在自己的家乡,说不定更容易创造奇迹。但是奇迹在哪里呢?奇迹一次也没有发生过呵!”他不知道中国正在发生什么事儿,也不知道广东跟广州正在发生什么事儿,甚至也不知道这震南村和那隔江相望的震北村正在发生什么事儿,——总之,他和外界失去了联系,和去了香港的哥哥周榕又很久不通音讯,这种隐居的生活,无聊无赖的生活使他觉着一种出不来气般的痛苦。本来为了避嫌,免得他的同事们说闲话,他开头是不大上胡源家去的,后来实在闷得发慌,就隔两三天去闲坐一阵;再后来,差不多每天晚上都去了。

  大家都十分热情地接待他,对他提出了数也数不清的问题,要他详细解答。只有胡柳总是冷冷静静地坐在一旁,歪着脑袋,仔细地听,有时浅浅一笑,也不向他提什么疑问。到了白天,胡树经常上学校去找周炳,要听他讲革命的道理。一去,就给周炳带去洗得干干净净的衣服、袜子,遇着有破烂了的,都缝补整齐;有时在手帕角上,枕头套上,还用丝线绣上各种花鸟,玲珑鲜艳,十分可爱;有时送去过年糕饼,春节糖食,那上面总盖着一幅剪纸花儿,不是龙、凤、福、寿,就是榴、藕、荔、桃,又配衬了食物,又精妙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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