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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在学校的生活(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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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之半生，或在校内或在校外，均是一贯不断的程序，从不知道身在校耶抑出校耶在学期中耶抑假期中耶。这对于我看书的习惯没有多大的分别，只不过在假期中我可以公然看书，显露头面，而一到学校开课便须秘密偷看而有犯规之虑。但是即使最好的教员和最优的学校，也莫能完全禁止我看些自己爱看的书。偶然用十分或廿分钟工夫来预备功课并不搅扰我的。但这却令我得了一种确信（即现今我常在报章论说上所发表的意见），学校是致令学生看书为非法行为的地方。那地方将全日最好的光阴作上课之用，由早晨八时至下午五时，把学生关闭在课堂内。凡在校时间偷看杂书，或交换意见（即所谓课堂闲谈）者，皆是罪过，是犯法。在中学课堂之中只许身体静坐，头脑空洞，听着别的学生错答问题而已。至在大学，这时间乃用在课堂听讲演。这我相信乃是人类虚耗时间之最大的发明。一个小子能够紧闭其嘴唇，腾空其头脑，便称为品行优良，得甲等操行积分，而课堂中最优的学生乃是一个善于揣摩教员心理，和在考试答案中迎合教员的意思者。在中国文字上，课堂中最优良的学生正是“教员腹内的扁带虫”，因为独有他晓得说教员所要他说的话，和思想教员所要他思想的意思。凡是离开这一道，或不合教科书的，或者是有些独立思想的，皆目为异端。由此不难知道，我为什么屡次毕业总是不能名列第一了。 在圣约翰的汉文课堂中是我的极乐世界，其间我可以偷看些书籍。我们的汉文教员是老学究，也许是学问深邃的，可是就我看来，均是十分怪诞可笑。他们都是旧式的温静文雅的君子，可是不会教授功课，加以他们不懂世界地理，有一位居然告诉我们可以用汽车由中国到美国去。我们饶有地理知识，忍不住的哄堂。记得有一位金老夫子，身材约四尺十寸高，费了整个学期的时间，只教了我们四十页大字印刷的中国民法。我十分愤怒。每一点钟，他只讲解其实不必讲解的十行，即使他最善虚耗光阴也不出十分钟工夫使可讲完了的，其他的时间他却作为佛家坐禅入定之用，眼睛不望着学生，不望着书卷，也不望着墙壁上。这真是偷看书籍最好不过的形势了。我相信我在此时看书是于人无损，于己有益的。在这时期，我的心思颇为发育，很爱看书。其中有一本我所爱看的乃是张伯伦《十九世纪的基础》（Chamberlain’s“FounBdations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却令我的历史教员诧异非常。我又读赫克尔《宇宙之谜》（Haeckel’s“Riddlle of the Universe”）、华尔德《社会学》（Ward’s“Sociology”）、斯宾塞《伦理学》（Spencer’s “Ethics”）及韦司特墨（Westermarck）《婚姻论》。我对于进化论和基督教的明证很感兴趣。我们的图书馆内神学书籍占了三分之一。有一次在假期回家，我在教会登坛讲道，发挥旧约《圣经》应当作各式的文学读，如《约伯记》是犹太戏剧，《列王记》是犹太历史，《雅歌》是情歌，而《创世纪》和《出埃及记》是很好的，很有趣的犹太神话和传说。——这宣教辞把我父亲吓得惊惶无措。 我在英文课堂中也不见得好一点。我爱法文和心理学，可是我忍受法文和心理学两堂功课即如忍受汉文课程一般。我相信我那时是个不合时宜的分子。最同情于我的教员乃是一位历史教授Professor Barton，他就是见我读张伯伦的巨著而诧异的那位。可是他对于我在他讲演时间常向窗门外望，也不能惬意。总而言之，我由课堂的讲演中得益无多。在那里我没有很多发问的机会，而又不能剖开教员的心腹而细细察验，如同对付一本书的著者，也不能如在书中自由选择我所要知道要搜讨者。当我听讲演听得有合意的，有趣的句语，又不能个个字笔记起来。好像我看书时把合意的，有趣的几行用笔随意加以符号，藉以慢慢萦回咀嚼。我最恨积分，虽然各种考试我都合格。有时我只相信我已成功愚弄教员，令其相信我知晓功课而已，但有时我以为我的教授，并不是那样的傻子。我所需要的乃是一个完备的图书馆，可是那里却没有。后来到了哈佛大学，得在那图书馆的书林里用功，我才悟到一向在大学的损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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