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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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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太太年届五十，正到达对自己家庭地位感到安全无虑，住得好、用得好，舒服但又寂寞的晚年。她替丈夫生了两个儿子。老大十六岁那年的夏天，在三岔驿的大湖里淹死了。后来老二祖仁又出国了。现在他长大成了家，却搬出去住，这是个令她难以接受的事实。她原以为在晚年能有儿孙绕膝。而今除了春梅生的两个儿子之外，屋里听不到小孩子的声音，虽然他们也奉命叫她“婆婆”，叫前市长“公公”，但不是她真正的“孙子”。 年轻的春梅掌管了她的家，在这儿生了根，证明了她干得什么事都不能少她、而且聪明得难以匹敌，这实在伤透了她的心。唯一的好事就是丈夫不再来打扰她了。春梅很尊敬她，愈发使她感到无助。她不读书看报，以前常出去打打麻将，或是邀人来家里摆一桌。但是近来她常犯神经痛，不这么常出门了。没事的时候，她就翻翻箱子，看看自己的东西和丈夫的东西，然后监督一些家事，其实这些春梅都已经弄得有条有理了。她知道自己根本不是这个年轻女人的对手。 杜范林在桌灯下的一张广东运来的桃木躺椅上坐着。春梅则坐在后屋里做着女红，不去打扰他。但是他需要任何东西时，她一定唯命是从。他愈来愈少不了春梅，他被她年轻的风韵迷住了。春梅在附近时，他就觉得很轻松舒服。有时候他为自己找借口说，一个男人为公务忙了这么久，应该享有个人的一点娱乐。他觉得自己真有福气，能有春梅伴在身边，他对她的才干和自己的好命感到妙极了。他找不到比她更迷人、更聪明、更有用的妾了。一切都那么自然，虽然破坏了常规，他却觉得很舒服。 他对她喊道：“春梅，你要不要去笛笙楼听个女的唱大鼓？北京来的。我接到四张明晚的招待券。报纸上提过这个女的呢！” 春梅说她很愿意去。“婆婆去不去？”她问道。她知道太太闹神经痛，正躺在床上。 “我想她不会去。” “我想带三姑和孩子去。” “你们年轻人去。那个地方孩子去不好，叫祖仁和香华跟你们坐我们家那辆车去。我要他们明晚过来吃饭。打电话说我有事要和祖仁商量。然后你们再一起去看戏。” 她打电话给祖仁的太太香华，香华很高兴，来西安后，她一直觉得无聊极了。 春梅回房后，范林拿出一封大哥刚来的信给她看。 “我大哥真是疯了，莫名其妙地写了这封怒气冲冲的信来。他是气我赚钱。” “信上怎么说？”春梅把全家发生的大小事情都看成是自己的职责。 “哦，说到我们大湖边的回族邻居。他认为我们该拆掉水闸，好让水流向回人的谷地。” 所有的家事中，春梅最不了解三岔驿的大湖。她只知道他们咸鱼生意全靠那里得来。她从没去过那里。每回杜范林和杜太太去，她都得留在家里照料一切。 杜太太把她留在西安，还有一个理由——祖宗的祠堂在三岔驿。杜太太绝不让春梅参加祭祖，怕她成为家里正规的一分子，那样会产生微妙的问题。年轻聪明的春梅可能凭着是“孙子们”的母亲而压倒她。杜太太连一回合也没赢过这个丫头。 春梅知道老爷每回看到柔安的父亲在信里提到水闸，就冷冷发笑。她知道那道水闸替三岔驿的老百姓带来困扰，也引起他们兄弟俩的不和。 “告诉我咱们那些回族邻居的事吧，柔安她爹怎么说？”现在她说。 杜范林知道春梅在管家方面很能干，可是他从不和她讨论重大的决策。如何对付回人是他要和儿子商量的事，对女人来说，不大易理解，所以他笑笑说道：“别让你这漂亮的头脑为这种事烦恼。” 春梅受了委屈，但是没说什么。 第二天晚上祖仁和香华来吃晚饭。他是个方脸的年轻人，身材短小而精悍。他和时下的先进年轻人一样，穿一件扣着领口的海蓝色哔叽中山装。外衣口袋突出一支金笔。香华很时髦，穿一件紧贴的旗袍，瘦削的脸仔细地抹了胭脂。 祖仁来和他爹谈论生意。他不了解这些年轻女人们为什么对听大鼓这么有兴趣。他从来不爱听音乐，管他是国乐或是西乐。在纽约大学念书的时候，他喜欢到露西剧院看表演。有一回别人带他去卡内基音乐厅听演奏，他在座位上局促不安，感觉像是被迫来听一小时不知道哪一国的讲演，而又不敢提早离席。今晚是因为香华很想去，他才勉强同行，他知道陪太太一块参加晚会是做丈夫的义务。 饭桌上他爹提起大伯的来信，他把信看了一遍。 “都是傻话。我们重视咸鱼的生意。唯一没做的当然是把湖水闸起来。自从我筑起那道水闸，湖里的水位升高了十尺左右。水量一增加呀，每年我们都抓到更多大鱼。现在我们的咸鱼还远销到太原、洛阳呢。生意将继续扩大，而且我们可以尽量地放鱼苗进去。只要不被河水冲走，鱼就会繁殖得愈来愈多。我真不懂大伯有什么好担心的。我已经要市政府的人在水闸上贴布告，凡是入侵者都要送法严办。几个士兵就够对付人了。” “我爹就是担心这一点。他说士兵不能阻止战争，倒是会引来战争。他不相信我们可以凭武力去保护这个远在山里头的水闸。”柔安说。 祖仁带着急速、半谦虚的笑容看着堂妹。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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