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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二


  他又警告皇帝说:

  “盖世有好走马者,一为坠伤则终身徒行……近者青苗之政,助役之法,均输之策,并军搜卒之令,卒然轻发;今陛下春秋鼎盛,天赐勇智,此万世一时也。而臣君不能济之以慎重,养之以敦朴。譬如乘轻车、驭骏马,贸然夜行,而仆夫又从后鞭之,岂不殆哉。臣愿陛下解辔秣马,以待东方之明,而徐行于九轨之道,其未晚也。”

  苏东坡又警告皇帝说,若以为用专断的威权必能压制百姓,则诚属大错。多少官吏已然降级或革职,甚至有恢复肉刑之说。他接着又说:

  “今朝廷可谓不和矣。其咎安在?陛下不反求其本,而欲以力胜之。力之不能胜众者久矣。古者刀锯在前,鼎镬在后,而士犹之。今陛下蹈尧舜,未尝诛一无罪。欲弭众言,不过斥逐异议之臣,而更用人尔,必未忍行亡秦偶语之禁,起东汉党锢之狱。多士何畏而不言哉?臣恐逐者不已,而争者益多……陛下将变今之刑,而用其极欤,天下几何其不叛也?”
  “今天下有心者怒,有口者谤。古之君臣相与忧勤,以营一代之业者,似不如此。古语曰‘百人之众,未有不公而说’况天下乎?今天下非之,而陛下不白,臣不知所说驾矣。诗曰:
  譬彼舟流,不知所届。
  心之忧矣,不遑假寐。
区区之忠,惟陛下察之,臣谨昧死。
               苏轼 上对”

  使朝廷文武百官最受激动的,莫如王安石之清除御史台。最初,王安石的威吓朝廷百官,倒不是以他那极端而广泛的经济政策,而是他对胆敢批评他的御史,凭他狂妄的习惯,一律撤职。于是批评朝政之权受到了摧残,政府组织的基础受到了破坏,这样就触动了政体最敏感部分。官场全体为之大惊失色,王安石自己的朋友也开始背弃他。

  单以排除御史台的异己一事,就足以削弱对他的支持力量,也引起朝廷领袖的纷萌退意。在中国,监察机构是朝廷一个历史悠久的制度,其作用就是代表舆论时时对当政的政权予以控制或批评。在一个好政府里,监察机构必须能随时对皇帝进诤言,向皇帝反映舆论,这种重要性是不可忽视的。由于其地位如此之重要,监察机构既有重大力量,亦有重大责任,御史如对当权者做强有力的攻击,可以把一个政权推翻。这种监察作用,在政府的人事和政策上可以引起变动,不过其方法并未明确予以规定,其作用与现代的新闻舆论大致相似。

  古代此种制度之异于今日者,就是此等监察机构及其反对权,并无明文规定受有法律保障,只是传统上认为明主贤君应当宽宏纳谏;至于皇帝重视他那明主贤君的名誉与否,那就是他自己的事了。倘若他不克己自律,他可以降旨把御史降级、惩处、折磨,甚至全家杀害。有些皇帝确是如此。身为御史者在个人毫无法律保障之下,却要尽职责向朝廷与皇帝进谏规劝,处境是既难又险。但是像现代,总有对公众抱有责任感的新闻杂志编辑,不惜冒监禁死亡之险而向极权政权挑战的,在过去也总有御史受皮肉之苦、鞭笞之痛,甚至死亡之威胁,而尽其于人民之职责。尤其在东汉与明朝两代,当时有御史,写好弹劾奸相的本章,自料必死无疑,在本章呈递与皇帝之前,先行自缢身死。这些御史正如武士之上战场,前仆后继。好皇帝自己爱惜名誉,对于这等御史的处理颇为慎重,因此甚获美誉而得人望,但是恶人当政则急于塞御史之口,正如现代之专制暴君,总以箝制报章杂志之口为急务。

  王安石当政之始,元老重臣对他颇寄厚望。现在御史中丞吕晦向王安石发出了第一弹,说他:“执邪见,不通物情。置之宰辅,天下必受其祸。”连司马光都深感意外。在吕晦同司马光去给皇帝讲解经典之时,吕晦向司马光透露那天早晨他打算要做的事,从袖子里把那件弹劾表章给司马光看。

  司马光说:“吾等焉能为力?他深得人望。”

  吕晦大惊道:“你也这么说!”

  吕晦遭受革职,于是排除异己开始了。

  现在星星之火使朝廷政争变成了熊熊之势。有一妇人,企图谋杀丈夫,但仅仅使她丈夫受伤而未克致命。此一妇人曾承认有谋杀之意,当时有个高官对处治之刑罚表示异议。此一案件拖延一年有余,未能定案。司马光要以一种方式判决,王安石要另一种方式,而且坚持己见,皇帝的圣旨对此案的处刑亦有所指示。但是御史刘恕则拒不同意,要求再审,御史如此要求,亦属常事。另一御史对王安石的意见不服,王安石则令他自己的一个亲信弹劾刘恕。这样一来,一场争斗,便化暗为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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