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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〇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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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蹲在麦田里，小麦只有两三尺高，但是路边有一块斜坡使人根本看不到他们。丹妮坐在地上哭得可怜，博雅默默地看着她。 “万一他死了——”她终于揉揉眼睛说。 “千万别担心，他会平安的。” 突然他们又听到马蹄声，博雅从麦秆间偷偷向外张望，有十一二个日本骑兵正在沿河岸走来。 他掏出手枪站起身，骑兵离他们一百五十码，他弯下身亲吻丹妮，然后大步穿过田野。 “你要干什么，博雅。”她抬头大叫。 他没有回头，跑上去直挺挺地站在路上。 “博雅！回来！”她大喊道。 此时他回过头做手势叫她蹲在地上，然后笑了笑。丹妮依然跪着，一时间吓傻了。骑兵向他们开来，扬起一片尘土。她看到博雅向前行，笔挺着身子，手上握着枪。骑兵离他们只有二十五码的时候，他动手开枪。第一个骑兵应声而倒。炮弹坑的积水溅得老高，他的马儿后退乱冲。日军还击。博雅慢慢选择目标，又开一枪。他的身子晃了晃倒下了。 丹妮吓得目瞪口呆。骑兵冲过他刚才站的地点，并没停下来。他们一走。她立刻跑上小路。 博雅躺在路边，面孔朝下，枪还握在手里。她用力将他扳过来。鲜血染红了他的内衣，她翻动他的时候，他的双脚交叉着。她轻轻把脚放下来，博雅痛得尖叫一声，一只马蹄已将他的大腿踩得碎裂。 “噢，博雅！”她哭喊道。 他睁开眼，茫然地望着头顶上的蓝天。 她低头一面哭一面叫他的名字。 “丹妮，别哭，”他张嘴低声说，“嫁给老彭。”他停下来，又费了很大气力才再度开口：“我的钱都给你。把我们的孩子养大。”他指指口袋，露出最后的笑容说，“这儿——我们的誓言！” 他闭上双眼，头垂到一边，停止了呼吸。 丹妮盯着地面，无法明了眼前的一切。 她大约如此坐了半个小时，时间和空间已失去一切意义。然后她被一个熟悉的声音唤醒：“丹妮！怎么回事？” 她一回头，看见老彭向她奔来，衣服被风吹拂摆动着。他看到博雅的尸体，不禁跪倒在他的身旁。丹妮默默地看着他。 “他死了。” 她点点头。 老彭回头指了指三个日本兵的尸体，其中一个半淹在弹坑的积水中。 “这些呢？” “他杀死了他们。”丹妮说。“我现在没法告诉你亲眼看到的情景。” 一股深浓的悲哀涌上老彭心头，他泪如雨下，因为想强忍住泪水，嘴唇也颤抖不已。 行动过去了。奉命来探查国军方位的日本骑兵，如今已遭拦截驱散。活着的纷纷逃命，国军狙击手开始在麦田里站起来集合。丹妮坐在地上等着，双腿软弱得站不起来，老彭出去叫一群士兵来看三个日军的尸体，解下他们的弹药和制服。他们问三个日军如何会被杀，这块田里并未埋伏狙击手呀。 丹妮指指博雅的尸体说：“是他杀的。他站起来和他们打，单人用手枪对抗十二名骑兵。” 士兵听到博雅的死因，自愿抬他的遗体。他们说，回徐州最快的方法就是找两条船到南方十五里的赵墩，然后再搭陇海铁路火车。 士兵沿河下去，半小时后带回一艘小渔船。他们把尸首搬上船，丹妮在一旁痛哭，老彭则沉默得如死人般。 渔夫对未加盖的尸体很害怕，船上一名十岁的小女孩吓得更厉害。这艘船是邳县来的一户难民所雇的，这家的老母亲体衰多病，正带着小女儿和两个儿子——一个已成年，一个十八岁，是商人阶层的瘦弱少年——一起逃难。“你不能收这些人的钱，”一位下士对船夫说，“这个人杀了三个日本兵，他是为国捐躯的。” 老彭谢谢国军，要他们将脚踏车带回去还给军官。小船沿着运河南下，丹妮立刻瘫倒在地。 过了很久她才坐起来，脱下红头巾，叫老彭盖在博雅脸上，然后和那位生病的老母亲说话。 “你们要去哪儿？老伯母？” “我们怎么知道呢？炸弹炸穿了我们家。我告诉我儿子，我不愿出来，但是他们硬要带我走，说邳县不能住了，距战场那么近。” 小女孩缩在她母亲的身旁，背向着尸体，一直瞧着丹妮。 “我五十六岁，已经算是高龄了，”老母亲又说，“就是为了甜甜儿我才答应出来，她还那么小。” 小女孩指指船边用绳绑住的一块门板。 “那是我们的前门，”她说，“我们把铺盖放在这上面，我哥哥抬着我娘走。” “你看我这一条老命！”母亲说，“我不能走，要我儿子抬。他们带着母亲怎样能出门呢？我这身老骨头岂不是他们的一大累赘？” 小船由渔夫和他妻子慢慢地向前划。老彭估计要到半夜才能走完十五里。但是渔夫的不情愿载尸首，日落后就不肯划了。老彭说，国军虽然说了那些话，但他钱仍是照付。 “喔，不，我不收钱，他是为国捐躯的。” 但是渔夫妻子插了手，她说他们愿意连夜划到赵墩，一方面多收些钱，一方面也好快些摆脱那具尸首。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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