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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着刘希坚走去之后，白华便寂寞地走回她的房里，坐在桌子前，沉默地，一只手托住脸颊，望着窗外的晴空：夏天的晚照，象美丽的长虹似的散着美丽的光彩…… 她是很悒郁而且很烦恼的。许多不适意的事情都浮到她的脑子里来。第一使她感到不快活的就是她的同志——那些完全忽视“上海大屠杀”的所谓革命的无政府党人。那些人，在口头上都是热烈的社会改造者，在笔下尤其是解放民族的前锋，可是一碰到实际便赤裸裸的——如同被剥了皮的猪的赤裸裸一样，暴露着一切都是冷的，死的。如果不是她昨夜看出那些同志们的真相，她一定还相信她和他们是同样的负着历史的新使命。现在，他们在她的面前已经取消了一切信仰了。她深切地感到自己的孤单。自然，一个人，只孤单的一个人而没有第二个同志，这力量怎么能够使社会改变呢？她因此不得需要那些人，虽然那些人是使她十分失望的。也就是因为这样，她感到痛苦了。 “不配讲主义……”她又愤怒的想着。 可是一种可怕的思想突然跑到她的脑里，使她反省地——含着怀疑成分地，对于安那其主义下了分析。“为什么相信无政府主义的人都糊糊涂涂的，没有一个人有科学的头脑呢？”她想。但立刻她又自责了：“哼，你也这样想么，你这个不忠实者！”接着她仍然相信，只有实现无政府主义才有和平的世界。这样想着，她觉得对于她自己是宽恕了刚才的犯失，同时也增加了她一直向前的勇力。她认为她应该去纠正那些同志们的谬误……然而她想到刘希坚留在她心里的那讥刺了——“无政府党人讲的是自由……”她便为难地想着她如果去指摘那些人的利己主义的行为，不就是对于他们每一个人的自由的触犯么？虽然这种自由并不含解放的意义，然而谁能够客观地分析这些？自由——无论包含的是一种怎样的成分，总之，在安那其斯特身上都是一概不许别人侵犯的。并且，在事实上，她已经深知那些同志们的一种共同的固执，也就是每一个同志都十分地看重那个人主义的自由，那看重，如同一个奴隶的忠臣看重他的帝王一样，而且还当做安那其斯特的特性，同时还当做不同于凡人的特殊的骄傲……那末，她一定要成为刘希坚所说的“如果你触犯了安那其斯特的自由……没有人再把你看做同志！” 于是，她觉得她的前途有一层薄薄的雾。 “纵然，”她随后想：“他们不把我……那也不要紧。总之，这一点谬误，我是要向他们说的。”她刚强的决定了，便觉得有立刻到枣林街去的必要，如果他们还不在那里，她就单独的去找他们。 这时她的思想才渐渐的平静。她的悒郁的精神也舒展了。烦恼象一个幻梦似的消灭去。 她离开桌子了，站在一面蛋形的镜子前，理着她的头发，她觉得她的眼皮是疲乏地，她的脸上有着倦意，愤怒，烦恼和苦闷的痕迹。她拿下一条绣着红线的Good Morning的洋毛手巾，擦着她的脸……忽然有两个人影子现在她的身边来，她急忙地放下手巾，看见珊君和她的爱人。 “你这个鬼，怎么一声也不响。”她笑着说。一面向站在珊君身边的杨仲平点着头。 珊君仍然象一朵使人爱好的玫瑰花，在她的身上显露着江浙女人的风韵。她用北京话回答说： “你也一声不响，我以为你睡着了。” “瞎说，”白华望着她，一面把手巾挂上了。“现在是下午了呀！” 珊君笑一笑。 “你现在预备出去是不是？”她问。 “等一等不要紧，”白华说。 接着他们便告诉她，尤其是珊君说她昨夜一夜没有睡，躺在床上睡不着，恐怖和愤怒地看着东方吐出了白色的影，至于出来了一个灿烂的太阳。那失眠的原因，就是她看见了号外，看见了上海的大屠杀，看见了英国人的无人道的野蛮，看见了民众的血和尸首…… “真惨呵！”她颤声叫了一句。接着她又说，她生平感到第一的可气和可怕的就是那号外的消息。说不定那被杀的学生之中有的是她的同学，她的同乡，她的亲戚，甚至于说不定有她的弟弟。“总之，”她兴奋地——“就是不认识的，也一样，不能不使人发疯的。”显然象一朵玫瑰花的她，变成红色的萱花似的吐着赤热的气焰。 “你们预备怎么样呢？”她未了向白华问：“你应该为那些死者找出代价来，你是革命家！”她热烈地接着说：“我们实在要革命才行……” 这最后的一句话使对面的人吃了一惊。白华不自觉的把眼睛张得圆圆地，定定的看住这位忽然说出“要革命”的女友。她觉得珊君是一个豪绅的小组，以读书为消遣的大学生，沤歌恋爱的诗人，从来只梦想着爱情的美丽和结婚的幸福的，也就是从来不谈政治和社会各种问题的一个不知道忧愁和贫苦的人，忽然象从沙漠上现出一朵花似的，从她的口上响出了“我们实在要革命才行”的声浪——这在她是空前的，值是惊讶的名词。白华一直对她惊讶地望了许久。 “这样望我做什么？”珊君向她问。 “奇怪……”她心里想，一面笑起来了，十分好意地向她笑着。 珊君还在疑惑：“做什么？” “你怎么也觉得应该要革命才行呢？”白华直率的问。 “怎么不应该觉得呢？”珊君用愤慨的声调回答：除非是傻子，是凉血运动，才觉得我们的同胞可以让别人屠杀！”说了，在她健康的脸颊上，又浮上一种红晕。 白华看着她，忽然跳起来，异样欢乐的握这女友的手，一面握着一面说： “好极了，珊君！现在正是我们努力于革命的时候。也就是我们把一切都献给革命的时候。这时候除了革命，我们没有别的。” 珊君也热情的，插口说： “不错，”她同情地——“我们是要起来革命的——当然，你是已经从事革命了。” 白华便有点被意外的欢喜迷醉着，张开手臂，将珊君紧紧的拥抱了。 “那末，珊君，”她的声音也是疯狂的——“你加入安那其好了！只有安那其的‘新村’才是我们的和平世界。将来的世界一定是属于安那其的。”接着她不等待珊君的回答，又加上一句：“我今天就为你介绍。”于是把怀抱中的珊君松开去，她看见她的脸色鲜红地，仿佛她是被一个不认识的男子强抱了许久的样子。 “我是要加入革命团体的。”她舒了一口气，才慢慢的说。 “那加入安那其，没有疑义。”白华坚决地，她的声音包含着许多煽动的成分。 珊群不回答，只迟疑地把眼光向右偏去，落在杨仲平身上。他正在听着她们谈话，一面又在看着一张《京报》。 白华便笑着高声说： “密史特杨，珊君在问你呀！” 珊君立刻把眼光收回去。 杨仲平放下报纸，说：“我没有意见。”并且说他不愿干涉珊君的行动。 白华便进一步的说： “密史特杨，你不反对珊君加入安那其么？” “当然不反对。” “你自己呢？”白华更进一步的问：“你不和珊君一路加入么？” “我么——”他找出一个理由来回答，“我对于无政府主义还不了解。” “问题只在你要不要了解，”白华逼迫的说。 “当然要了解。” “那末，我这里有许多重要的书籍，你可以拿去看。我相信你不要看好多，你就会对于安那其主义的倾向。”接着她又照例的说了许多安那其的新村计划，如同一个保险公司的广告员向人家兜揽生意似的，完全把乌托邦的幻想再加上一层美丽的形容词的装饰。 “好的，”他回答：“我看了再告诉你，说不定我就要加入——”这最后的一句，他实在有点违心地，因为他从来没有想过“无政府”或者“安那其”这名词，甚至于连现在——在白华热烈地向他宣传的现在，他也没有这样想。 可是白华却以为有几分说动了他，便欢喜地和他握一下手，一面说： “你以前都没有看过？” “一本也没有，”他回答。但他立刻想起他曾经看过一本《面包掠取》，不过他只看了十几页便厌烦的丢开了，因为他觉得远不如看王尔德的小说有趣。 于是白华转过脸去问珊君： “你先加入好不好？” 显然，珊君要和她的爱人取一致的行动，所以她回答说： “我也等一等——等看了那些书之后……” 这回答出乎白华的意外：她没有想到珊君竟也给她这么一种滑头的拒绝。因此她有点生气。同时又有着比生气更大的失望包围了她，使她一声也不作的默着，坐到床沿上，心里想：“不是战士，这般文学家……”接着她听见一种清脆的声音从珊君的嘴唇上响过来。 “现在，自从上海的惨案传到北京来，我和仲平的思想都有点变动，就是他和我都觉得应该革命才行。”她停顿一下说，“所以，只要是革命团体，我们都要加入。” 白华不作声，只听着。 珊君又要继续的说，可是杨仲平把她的话打断了。他自白似的说： “我现在是相信艺术改造社会……”这是他的一句真话。因为在那两天以前，他所崇拜的还是普希金、拜伦、王尔德……追随这些老前辈而努力于创造一座美丽的“象牙之塔”的，并且要把他自己深深的关进去，在那里面大量地产生他的小说，诗，戏剧。可是这两天以来，他自己也不很理解地，觉得他需要写一篇带着血腥的作品了。虽然他没有分析这观念的变迁是什么缘故，甚至于他也没有想到他的艺术观是从“为艺术的艺术”而走到“功利主义”，但是他已经觉得——他需要写一些和社会有关系的东西，尤其是他要为五卅的惨案而预备出一种周刊，并且把刊物的名字还叫做《血花》。 他和珊君来到这里，就是为这个《血花周刊》的缘故，因为珊君知道白华会写一些有社会性的小说。杨仲平终于把这目的说出来了。 “你当然加入，”他最后说。 珊君也接着向她劝诱：“白华，你是能够写文章的，尤其是这一类的文章，所以你非加入不可！” 白华对于这事情很冷淡，她还没有染得文学家对于出版刊物的嗜好——也许竟是一种特殊的欲望，如同许多商人想开分店一样。 “不，”所以她回答：“我不加入。” “为什么？”杨仲平笑着问她。 “恐怕我没有工夫。” “你很忙么？”珊君问。 “说不定很忙。”白华一瞬也没有忘记她的安那其主义的工作。 “那末你什么时候有工夫，你就什么时候写一点，”杨仲平让步的说。 珊君又要求她答应。她终于回答： “不过你们可不要靠我写多少。” 杨仲平便欣然地告诉他，说《血花》可以在一个日报的副刊上出版，并且下星期二就出创刊号。于是，五分钟之后，这两个人便夹了一包安那其主义的书籍，和白华握一握手，走了。 白华看着那背影，心里便热烈地想起她的同志——她要到机关里去找他们。 她立刻锁了房门，走了。天色已经薄暮，四处密密地卷来灰色的云，乌黑的老鸦之君在这沉沉的天野里飞着，噪着，马神庙的街上现着急步的走去吃饭的学生。路灯象鬼火似的从远远地，一盏两盏地亮了起来。空气里常常震荡着《北京晚报》和《京报号外》——“第三次号外”的声音。 她一路快步的走，一路热情的想着—— “如果……他们还不在……我就要每一个人给他一个攻击！” 天色，在白华的周围慢慢的黑起来了。路旁的树影成为夜色的浓荫。当她走到枣林街时候，他看见那颗北斗星在繁星之中灿烂着。 她走到机关的门口，她的热烈的希望在她的心里升腾着。她好像决定一种命运似的担心地伸手去叩那黑色的大门——叩响了铜的门环。 门开了，仍然是那个老头子站在半开的门边，并且照常的露出殷勤的笑，这笑容所代表的是感激她每月给他两吊钱，他把这一点钱就拿给他的一个赶驴车的儿子，加强了他们父子的亲爱。 “小姐！”他这时又照常的向她低声叫地了一声。 白华又改正他：“告诉你叫我白先生，你又忘了。”一面说着一面走了进去。 在她的背后便响着：“是的，白先生，先生们都在那里。” 白华已经看见了，那会议室里的灯光。从窗格上透出来的亮，证明那里面并不象寂寞的坟墓，是那个聚集不少人的会议室。并且由一块窗纱上，她看见那一幅挂在墙上的克鲁泡特金的象片，显然这个无政府主义的先觉正在灯光里莞尔地笑着。 她欢乐地急走了好几步，便一脚跨上两级石阶，推开那扇会议室的门。在灯光底下的人群便立刻起了骚乱，大家跳起来和她握手。她就十分快活地和每一个人——差不多是每一个人握了一下。 有一个人声在她肩后响着： “我猜的没有错，你一定会来！” 她偏过脸去看，向她说话的是陈昆藩——他给她第一个印象又是那一对四十五度角的斜眼睛。但她记不清和他是不是已经握过手，便向他微微地点了一下头。接着好又转身去。听着一片高音的声浪： “开会！开会！” 同时从别方面又响起近乎粗暴的叫喊： “等一等！” “马上开……” “还有同志——” 终于，那站着的，稍稍平静的人群便骚乱了，大家没有秩序地向一张长桌走去，仿佛不是一个革命党的开会，却象乡下人看完社戏的溃散。于是一种声音在脚步和椅子的交响曲之中，象躲避屠夫的羊似的叫出来的： “蹴了我的小脚趾呀！” 跟着又响起： “慢慢的！慢慢的！” 五分钟之久才平静了。可是坐在桌子旁边的人数不过二十人，而刚才，就象是几百人向银行挤兑的样子。 白华在心里想着：一奇怪，这些人又不是小孩子，大家都装做小孩子一般的胡闹……”于是她转动着眼珠去观察这围拢在桌边的人，她重新看见这无政府党人在外表上有一种共通的特色，就是百分之七十的头发都留得很长，很长，差不多要象欧洲的小姑娘似的披到颈项上。并且，一种骄傲的神情，在每人个的脸上都充分地表现着，仿佛所有的安那其斯特都是不凡的人物…… 这时有一个人站起来报告说： “这一次是特别会议，是特别为援助五卅惨案的。” 报告的声音还没有停止，忽然门响了，进来了一个人，大家的脸都歪着看过去，而且好几个人不守秩序的站起来发了疯癫一样的跑过去握手。 “我们刚刚开会。我们刚刚开会。” 另一种声音：“坐下！坐下！” 同时：“大家都在等你……”接着是带点感叹的声音：“唉！没有你真不行！” 进来的人是“自由人无我”，他仿佛又设计了一张“新村图案”，满脸都是笑容，一面和人握手，一面说着他自己来晚了的缘故，这缘故还不止一端，说着又说着。于是时间很快的过去了。主席也没有法子镇静这自由的扰乱，只能等待着，等待着，眼看这些安那其斯特的自由，以及盼望这种自由再把他们驱使到会议桌来。 白华的眼睛是狠狠的钉住那些人。她有一团气愤在心头沸腾着。她觉得同志们简直不是在开一个严重的会议，简直是象在戏园里，茶楼上，落子馆里一样，任意的做着几俗的无益的应酬。所以她耐不住了。吐出一种强烈的声音： “喂，同志，还开会不开会？” 大家都给她一个惊讶的眼色。 “当然要开会……”不知道是谁这样低声的说。 会议才重新开始。主席又在报告——最后提高了嗓子，把一张号外念了一遍。 大家没有话，然而不是一种深思的沉默，而是象许多小舟被狂风卷到大海里，茫然不知所措的形态。 白华把眼睛环视了一下，觉得会议室的空气沉闷极了，尤其是看见许多同志的脸色，突然从心坎里生了恶化的感情。 她有点烦躁的说： “主席！你应该提出讨论纲要呀！” 于是整整的过了半点钟，在唧唧的私语的人声中，弄出这样的几个纲要： 1．为什么发生五卅惨案呢？ 2．五卅惨案和安那其有怎样的关系？ 3．安那其对于这惨案应该抱怎样的态度？ 4．我们用什么方法来援助被难的同胞？ 可是，这空间，仍然是许多眼睛的转动，没有声音。 主席便发言： “请郑得雍同志发表意见。” 在桌的那边，一个矮矮的穿西装的少年站起来了，是一个爱好修饰的漂亮南洋人。同时，他在无政府党人之间，是一个十分被人欢迎的同志，因为他的行为是吻合一般同志的脾胃，常常做出很使人惊诧的浪漫的事情，尤其是他爱了一个九岁的女孩子，他要等待她十年之后再和她结婚，这恋爱是压倒了一般安那其斯特的浪漫的，所以同志们都对于这空前的，纯灵的，神圣的恋爱作了许多赞叹。并且他家里很有钱，他的父亲是新加坡的一个小资本家，他全然为了无政府主义的缘故而不承认是他父亲的儿子，却常常向他父亲要来许多钱，毫不悭吝的都花在他自己和同志们的身上——他常常邀许多同志跑到五芳斋楼上，吃喝得又饱又醇；有时到真光电影院买了好几本票子，每个同志都分配了一张。这种种，都充分地表现了无政府主义者的特色，同时，就成为许多同志都喜欢和他亲近的原因。因此他得了同志们的敬重和美誉，三个月以前被选为“上海安那其驻京书记。” 这时许多同志都给他一阵响亮的掌声。 他笑着发表意见： “关于‘为什么发生五卅惨案呢’这一点，我认为最大的原因，就是人类没有了解和信仰安那其主义的缘故。假使全世界都建设了安那其主义的新村，那末，无论那一种族的人，都互相亲爱，象兄弟姊妹一样，当然，无政府主义世界里面，是没有战争，没有伤害，没有罪恶，只有和平，亲爱，大同，至少是没有什么惨案发生的。”他吞了一口气又接下去说，同时有许多同志和他很钦仰的点头。“因此，非常显明的，五卅惨案和安那其的关系，有两种：一，证明安那其主义必须扩大到全世界；二，五卅惨案是反安那其主义的行动。所以，我们对于五卅惨案应抱的态度，当然是安那其主义的宗旨。最后，我们应该用安那其斯特的同情心，来同情被难的同胞。”说完便慢慢的坐下去，从西装小口袋里抖出一块浅红色的丝手帕，揩着嘴唇。 立刻有一个北方的高大的汉子，站起来粗声的说： “我完全同意郑得雍同志的意见……”又立刻坐下来。 白华皱着眉头看着他，认识他是一个很莫明其妙的同志。虽然这个人对于安那其主义的团体很热诚，常常自动的损许多款项，可是这仍然不能够修改他那不正当的行为——他正在做着私贩军火的买卖。有人说他从前因为杀了一个不肯服从他的女人才投杨森的军队里面，后来做了团长，又为了不很光明的事件而离开了军官的地位。他加入到安那其是在六个月以前，介绍他进来的是一个党的老同志，只把“他对于无政府主义非常热诚”作为条件，承认他是一个安那其的党人。但是，无论如何，白华对于这个人是很怀疑的——说不定他把无政府主义的精神，当做绿林中快客的气概。因此她对于这位同志，常常都从心里发生一种很坏的感想。尤其是当他每次只会赞同别人的意见，不管那意见是否正确的时候，更觉得有一种轻视的意识，如同她自己都被人侮蔑了一样。 于是又有一个人站起来发言。白华只看了一眼，便很苦闷地低着头，感到一种沉重的窒塞，比空气的沉重还要利害，她心里叫着：“唉，又是这样的一个！”因为站起来发言的这位同志，他的思想，见解，行为的分量，和那位私贩军火的同志恰恰成了一个平衡。他不但是一个会耍刀枪的武士，会打许多拳法的拳师，而且是一个流氓。他常常向同志们说：“如果在上海，我可以召集三四百弟兄来帮帮安那其的忙。”他这时发表了许多奇奇怪怪的言论，尤其是把其中最精彩的两句话，非常大声的重复地说着——“我们赶快把新村的计划实现出来！我们要使四万万同胞都来信仰无政府主义！” 跟着，一个又一个，差不多是同样地，没有什么对于五卅事件的深切见解，只是空空洞洞地把曾经说惯了的，那一串老调子——安那其主义呀！新村呀！——说了又说。 后来，被认为“师复”第二的“自由人无我”，站起来了。这是一个十分受人敬重的同志，他自己，也觉得是应该受同志们的敬重的，因为天赋给他一种安那其主义的天才，他能够不同于一切同志地，把“无政府的新村”理想到特别神化。他常常都逍遥在这样的妙境里，整天整夜地，和现实的社会离开，如同一个山洞里的老道士幻想着“太上老君”的炼丹而死守着蒲团的情景一样。可是正因为这样，他成为无政府党人的杰出人物，一直使许多同志疑心他是一个超人，否则，他不会把新村的境界想得那样幽默。所以他一站起来，许多同志都现出一个笑脸，还尽量的给他一阵欢迎的掌声。同时，许多眼光都集中在他的消瘦的脸上，注意而留心地，听着他的言论。 然而无政府党人的嘴上是离不开新村的。任何人都一样。就是在这个特别为五卅惨案而召集的会议里，仍然免不了这一套滥调。似乎大家也都忘记了这一个会议的特殊意义。 这情形，完全使白华烦躁起来了。她在心里乱骂着——“三教九流，形成了安那其的组织！这些人，简直都是糊涂蛋！”最后她忍耐不住地，便一下跳起来，锐声地，几乎是叫着： “到底我们对于五卅惨案怎么样呢？我们今天讨论的是这件事情呀！” 大家才恍然意识到，刚才的许多言论都滑到很远去了。于是有几个人——比较有点清楚脑筋的。才重新把论点集中到五卅惨案的事件上，才把这一个自由的，同时是混沌的会议改变了一个新的形式。 白华也发表了许多意见。 末了，在许多打着呵欠中间，这个会议便告了结束，总算是一个比较有好结果的结束，决定了这么两个重要的决议案： ——发表宣言 ——募捐 然而这决议案的执行，同样是采取安那其的行动方式，就是并不指定谁去负责任，只凭每个人的兴趣来干，也就是每个人有执行的权力，每个人也有不负责任的自由。所以，正在决议案成立的时候，坐在会议桌周围的人们便散开了。仿佛是会议开到这里，已经是什么事都没有了。结果，又使热心于惨案事件的白华，生起很大的气，可是她不能责备任何人，正为这行动正是代表无政府党人的色彩，她只好忍耐了，同时也只得把起草宣言的责任负到她自己身上来——觉得明天在北京城就有安那其的“五卅”宣言的出现，心里便潸然地浮荡着一片欢喜。 在她走出这机关的时候，夜已经很深了，空阔的街道上，充满了神秘的黑暗，凄清的虫鸣散在黑暗里，使胆小的夜行者感到寂寞的威吓。 白华一面担心的走，一面想着她应该怎样起草宣言，另一面她起着感情的冲动，她要把这消息去向刘希坚说，表示无政府党人也已经决议对于五卅惨案的援助。 她走出枣林街，看见有一辆洋车停在那里，便大声的说： “皮库胡同，去不去？” 在车上，夜风飘动她的头发，揉起了深伏在她心中的一切的美感。 那盏圆形的电灯还照耀着三星公寓的招牌。两扇大门虚掩着。一个大学生正从里面送朋友出来。白华就在别人说着“明天见”的声音中走进公寓了。 她一眼看见，刘希坚的房间是黑的，而且安静，仿佛那电灯已经熄灭很久的样子。她疑心着——是没有回来呢还是已经睡着了呢——便走近房门去。房门上没有锁。并且从那里面传出一种微微的呼吸的声音。这使她踌躇了。因为她不想去惊动他的瞌睡，她知道他是很疲倦的。可是有一种感情，使她没有自制力的，轻轻的把房门推开了，走进去，同时对于刘希坚为工作而劳苦到极度的疲倦的熟睡，油然生了同情心。 于是她在黑暗里坐了二三分钟，她从隔壁灯光的反照，模糊地看见刘希坚熟睡的样子，她看见他的眉头紧皱着，仿佛他的心里是深锁着什么苦闷。这脸色是她和他认识以来的第一次发现，使她惘然地落到沉思里，不自觉的给他一半敬爱和一半怜爱的凝视，有一种不能立即离开这里的情感。 但是，最后她决定离开了。她自己也应该回去休息了。她想留一个字条子给他，使他知道她在夜里曾来过一趟，尤其是要使他知道安那其对于五卅惨案也已经有了表示。 她写了。她站起来了。可是她的手无意中把桌上的一件东西碰到地上去，发生了磁器粉碎的响声。 “谁？”她听见刘希坚惊醒的问。 她只好回答——低声地： “我……” 刘希坚警觉地翻身起来了，他并且立刻开亮了电灯。 “哦……是你……”他快乐的笑着说，睡眠的影还深深的布在他的脸上。 “你睡吧。”她说：“我就要走的。” “不——” “你太倦了，你应该睡。” 刘希坚打着阿欠摇着头，说他现在已经不疲倦，已经睡够了，接着从枕头底下拖出一只表来，说：“还早呢，才十点。”一面走向桌子去，坐到藤椅上。 白华笑起来。她知道这时已经十二点多钟了。他的表是停止了的。 他又挽留她，说：“我睡得很够了，一个人大睡多了会变很蠢的。” 白华只好答应他再坐半点钟。 刘希坚便兴奋起来了。虽然在他的眼睛里，显然是勉强地把睡眠赶跑的光景，那眼珠上余剩着惺松的红色。可是他撑持着，仿佛他真的睡得很足够的样子，说着话，很有精神地动作着。 白华就告诉他，她带点因欢喜而夸张的神气，说她刚才是从枣林街来，从安那其党人集会的地方，而且是…… 刘希坚插口说： “那末，你们开会了。” “是的，开会了，”她高兴的回答。 “怎样行动呢？” 她望着他，一面心里想：“你以为无政府主义者不会有行动表现吗？”一面便带着骄傲的声调的：“发传单，募捐，以及别的种种援助。” 刘希坚微笑地望着她，觉得她对于安那其实在太热情了。 “你得了什么消息没有？”他接着问。 白华仿佛回忆似的想了一想。 “听说上海已经总罢市……”她说。 “没有听到电车，电灯，印刷工人等等，也立刻要罢工么？” “还没有，”她回答。“如果能够引起总罢工，”她接着说。“那实在是一个有力的表现。” “对了，”刘希坚说：“罢工是直接的给英日以猛烈的打击。因为中国的工厂——尤其是铁机工厂和纱丝工厂，差不多全部都是英日资本的企业。他们会因为罢工而受到极大的损失。” “我觉得我们还应该运动西崽罢工。”白华也感着兴味的说：“外国人在中国是特别享福的，虽然差不多在他们本国都是很穷的，可是一跑到中国来，便立刻阔起来了，他们都不想自己来劳动，都用中国的西崽替他们做仆役的工作，所以西崽罢工，也是直接的给他们一个打击。” “不错，不过这只是使那些外国人感到起居上的不方便。我们给他们以重心的打击，应该使他们受经济上的损失，使他们失去——至少是减少在中国所得到的特殊的权利，所以收回租界和撤销领事裁判权的运动是必要的，是目前的急务。至少这两种运动可以给他们一个威胁，使许多外侨的心里发生恐慌……” “那末，我们要民众向他们示威了。” “当然的，只有民众——广大的民众的示威，才能够转变帝国主义对于我们中国的观点，就是说，只有全国民众一致的向帝国主义作反抗的示威，才能够破除他们的压迫，才能够解放我们自己，才能够把我们从殖民地的地位上独立起来。而且这独立的存在，我们还必须全世界被压迫民族起来……” 白华兴奋地听着，兴奋地说了许多意见，在伟大事件的面前，她的言论的出发点已经渐渐的离远了安那其主义的理想。因为，具体的事实的教训，不容许任何理想主义者再继续做美丽的梦幻。同时，五卅惨案当中的流血——这种血不是美术家为点缀裸体画的女人唇上的颜料，不是欧洲绅士们喝的葡萄酒，不是中国风流人物所鉴赏的牡丹花的颜色，而是在人类中的强暴者的罪恶的暴露，和弱小者被残害的精神的映射。任何人——除却帝国主义者以及它的附属物的资产阶级之外——对于流血——那连贯地从枪弹眼中流出来的血，那尸首——那暴露在水门汀上的尸首，都不能站在旁观者的地位，都不能当做茶余饭后的新闻而闲谈着，也就是，任何人都不能不从心坎里燃起一盆愤怒的火焰，把这火焰和别的火焰联系，联成一块，变成毁灭世界帝国主义的巨大的烈火。现在，这烈火的种子已经从上海民众的心坎里燃烧起来了，同时象一条导火线似的燃烧了全国的民众。白华的心上也腾腾地飘拂着这种火苗。她并且把女性的同情放到这火苗上。这时，她的脸颊绯红地，如同那火苗已经飘到脸上来的样子。 随后她猛然听见隔壁的钟声响了两下，她吃惊的看了表，的确是两点钟，便觉得她应该回去了。 刘希坚送着她，一路握着她的手，感着十分愉快的低声说： “我们好好的干，白华，你可以从事实中得到许多证明——空想的社会主义是没有用的……何况中国的无政府党人更超乎空想以上。” 白华在心里是接受了他的话。但是她没有回答，只默默地走出大门，沉重的说出一声“再见”。 刘希坚便单独的留在院子里。因为他没有瞌睡，以前的睡眠被兴奋的谈话赶跑了。这时他的头脑里只装满了思想——复杂而且澎湃的思想。这思想一息不停地在他的头脑里活动，如同许多扩大的空气在气球里活动一样，慢慢的涨起来，使他感到仿佛他的头脑已经涨得异常之大，恍然是漫画的大脑袋的样子。他好几次都用心的去注意他的影，都没有看清，因为夜是深沉着，星光很黯淡，天象一片无际的黑幕，罩着地球上的熟睡的动物，植物，以及房屋。 他单独的从东边走到西边，重复的走了许多趟。他的思想也似乎跟着他的脚步而响着声音，响在他的头脑里。 随后他停止散步了。坐在一张板凳上，仰望着辽远的天空——夜是不变动的沉默着。夜声是细小而且隐约。各种虫呜的流动也显得十分秘密。可是他的思想的波浪仍然在那里冲击着，纷纷地溅着这样的浪花： ——民众被烈火烧着，要自动的起来了。 ——总罢工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 ——上海的民众已经象狂风急雨一般的在暴动。 ——北京也要哮吼的，狮一般的哮吼的。 ——被压迫民族的总示威…… 这些浪花越溅越多了，最后变成各种尖锐的微生物似的，深入到他的思想的细胞里。他觉得把这些微生物有系统的而且健全的组织起来，是非常紧要的，也正是他自己目前的任务。并且觉到一个人生存在这样的工作里，实在是一种历史上的幸运——当然，能够在大革命——建设社会主义的革命的巨浪里，做一个斗争的战士，都一样的有着历史使命的价值的。他自己，虽然还没有对于这使命尽过何等卓越的努力，但是他是在步步努力着的，向着那最高层的建设而迈步，不懈怠，而且急烈的前进，便觉得他这时单独醒觉在这个深夜里，并不是偶然的事。如果，他不为这坚固的信仰而献身给社会主义的斗争，那末他这时已经躺在坟墓里面了——躺在那教授学者的名位上，毫无价值。 时间在他沉思的周围轻轻的走着；夜在慢慢的变动——更加深沉和熟睡；微风带来了湿的，含着露水的凉意掠着他的脸；他才把各种思想集中起来，集中到这一个问题上： “我们应该用怎样方法去鼓动北京的民众作一个伟大的示威呢？” 他想了种种，觉得这不是一方面所能够做到的事——这是应该各方面联系起来，才能够获得胜利的事。于是他想起一件紧要的工作——就是在目前，最切要的，是号召北京各团体开一个联席会议，决定对于上海五卅惨案援助的办法。他认为这样的联席会议开成了，那就毫无疑义的，会实现北京城的广大民众的示威运动。并且他觉得这事情是完全可能的，便欣然地从心里高兴起来，一直把愉快的，同时带着许多胜利的微笑浮到脸上来。 他重新向很远的天空投了一眼，满含着喜悦的一眼，仿佛他是向着远处的无数贫苦的群众，宣告说： “斗争呀，朋友，只有无情的斗争，最后的胜利才是我们的！” 望了便站起来了，乐观地在院子里走了两趟。随后走到房里去，和衣躺在床上，闭着眼睛想着，在心里拟着几个重要的提案。 “记着，明天八点钟以前要起来！” 隔壁的钟声便在他的耳边嗡嗡地响着。 ------------------ 应天故事汇gsh.yzqz.c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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