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武皇以女子之身，于李唐最盛时夺取神器，并成功地掌握天下十五年，基本上没有输给任何政治势力，而是因时间的自然法则而终结。一个在传统伦理上居于先天性弱势的政权何以能维系如此之久？持正面意见的认为，武皇大力打击高门士族，为寒门庶族上位大开方便之门，客观上符合历史发展的规律，因而得到了中下层人民的拥护，统治基础稳固，并以她大开科举、破格用人来加以论证。持反面意见的则认为，武周政权属于典型的僭主政治，无非权术治国，尊君卑臣，自始至终独裁到底，他人无从挑战而已。其中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她对宰相职权和声望的打压。她首创“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一职，以资历较浅的低品级官吏充任宰相，武周时期四品以下官员出任宰相已逾半数，位望既低，无力对抗皇权。与此同时，武皇大力扩展宰相数目，常年维持在10人以上，并频繁更换，任期短的仅一个月左右，平均任期三个半月，每年更换3.6人，比太宗高宗时期的更替频率高出三倍。从太后临朝称制时期算起，武皇任命了75位宰相，大多或杀或贬，她去世之际还留存在世的宰相仅有4位。在这样的政治高压下，诸相终日战战兢兢，只虑朝不保夕，不敢轻易有所作为，三省六部制互相制约监督君权的意义遂形同虚设。
这两种说法都各有其道理。其实武皇打击士族提拔寒士也是出于巩固皇权的需要，她毕竟是封建君主，考虑的首先是武周政权是否稳固，而非认清时代潮流、专为满足人民群众需求服务的革命公仆。只是如何进行客观评价，有必要把这些行为放到历史的大环境中去观察。比如对士族的打压，太宗便有重修《氏族志》一事，高宗下诏严禁五姓七望互相通婚，至武皇大力打击关陇豪门，三人并没有事先商量，步调却惊人的一致，只能说士族退出历史舞台已是大势所趋，武皇不过因势利导，沿用既定国策而已。
宰相制度的变迁也同此理，因首创群相制及“参知政事”、“同中书门下三品”等花样繁多的编外宰相职位的，正是大唐太宗皇帝。为了削弱相权，自太宗开始，位高权重的尚书令一职虚置，由左右仆射共同打理事务，后来更连左右仆射不加“同中书门下三品”之职也失去了议政之权，只有中书省的两名中书令和门下省的两位侍中共4名法定宰相，其余全是编外人员。武皇创“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也算依样画葫芦，只是更进一步连中书门下两省的正三品宰相也常年不足额，甚至出现三省俱无长官，全由“同中书门下三品”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这些编外宰相来集体议事。而到了玄宗时代，则连“同中书门下三品”都较为罕见，普遍由“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来代行宰相职位了。可见尊君卑臣是每代君主上台都要施行的，不独武皇，功过都不应该由她一个人来背。
三省六部制对专制君权的确有一定制约作用，但中国传统政治总不肯把路封死，一面规定诏书由中书省出，门下省封驳，皇帝只有批复的权力，一面又规定在特殊情况下皇帝可以不经中书门下直接下旨，称之为“墨敕”。高宗扳倒长孙无忌后喜心翻倒，就曾不经中书门下自己一口气提拔了十几位官员上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武皇得以大权独揽并非某位网友说的“制度外的成功”，而是利用了制度本身的漏洞吧。其实她以周代唐，母夺子位，说来并非全然逆天而行，也借用了孝道这顶帽子，大臣对她的服从，更多的是因为视她为李家的主妇，而非武家的女儿吧。
综上所述，武皇的独裁作风主要得因于她本身的性格倔强刚烈，飞扬跋扈，不惮以一己之力对抗整个官僚系统，对于太宗开创的各项政治制度表现为以利用修补为主，并没有原则性的破坏。因此在她年老体衰精力不济之后，臣下的意见重新得到重视，宋璟便三次退还武皇的诏书，拒绝奉命行事，武皇也无可奈何。君主的个人意志终于让位于制度，敢于监督和制约君权再度成为人们公认的名臣标准。
然而无可否认，武皇的各项努力确实大大加强了皇权，所以有唐一代，由裴度、李德裕等名相，却没有曹操、司马懿这样足可废立皇帝的权臣，可见唐代君权与相权之间的关系处理得还算不错。“总权收柄，……万机独断，……公卿百僚，俱职而已。”[1] 从时人对武皇的评价可以看出，武皇不仅对相权十分紧张，也要求百官必须承意办事，政由己出，事必躬亲，纵然忧劳天下，也不给他人一点点可乘之机。
除了尊君卑臣巩固皇权之外，武皇还一改太宗高宗时代重中央而轻地方的弱点，大力加强中央集权，加大对地方州县的监管力度。由武周开始，正式确定了十道巡查制度。唐太宗贞观元年，为了监察地方州府，以山川形便将全国划分为十道，派遣使者不定期巡视。然而贞观十道直到武皇称帝之前还只是一种地理区域的名称，虚拟的巡查单位，没有常设的行政机构和常任官员来管理。唐王朝此前派遣的巡查大使，时间不定，人数不定，并没有严格地按照十道来执行自己的任务。武皇执政后开始正式派遣十道使者分春秋二季巡视全国，监察地方官吏的为巡抚使，安抚百姓抚恤赈济的为存抚使。监察御史虽只是八品官，但奉帝命巡察地方，威势甚大，所谓“御史出巡，不能动摇山岳，震慑州县，为不任职。”十道逐渐成了凌驾于州县之上的监察区。这一举动引起了一系列官制改革，即使职的扩充，影响极其深远。经中宗、睿宗、玄宗等历代改革，道由初期的虚拟监察区性质逐渐向实体行政区转化，到唐代后期，道与方镇合二为一，成为凌驾于州县之上的地方最高行政机构，使者的权力也越来越大，乃至占地为王，拥兵割据。是的，这就是最终导致唐王朝分裂瓦解的节度使与藩镇割据的源头。
[1] 《旧唐书*李昭德传》
唐代中央集权比汉代又有加强，唐代的州远远小于汉代的郡，刺史也没有汉代太守可以直接任命下属的权力，官吏任免权集中于中央的吏部，故政府用人独重京官，地方官吏颇轻其选，一般是开国武将，或者京官不称职者外放。军事上，唐初实行府兵制，基本杜绝了用兵自重的可能性，关内道独占府兵总数的三分之一以上，其余诸道多不过十余所，乃至两三所，形成了举天下之力而不敌关中的强干弱枝局面。无论军队数目和官吏质量，地方政府都难以与中央对抗。但武皇并不因此而放松警惕，高宗去世中宗守孝的短短10几天里，她以母后身份暂掌国政，首先就是派遣军中心腹分别前往并州、益州、荆州、扬州四大军事经济重镇，与当地官府共同镇守，以防不测，从而为嗣圣宫变废中宗囚睿宗的政权顺利过渡提供了保障。徐敬业扬州兵变，武皇只派遣一名使者单枪匹马驰赴外地，即可于百万军中处斩大将程务挺，中央的掌控能力之强于此可见一斑。
光宅元年，武皇改革官制，将御史台一分为二，改置左、右二肃政台，以左肃政台监督京官，“专知在京百司”，“以察朝廷”；右肃政台监督地方，“专知按察诸州”，“以澄郡县”。[2] 左右两台互相监督，彼此制衡。右肃政台每年春秋两季出巡，春季称为风俗，秋季称为廉察，并定《垂拱格》专门删定四十八条巡查格式，依照条例监督州县。十道巡查遂成为定制。御史巡查，权限极大，除了考察地方官政绩之外，审理疑难案件，还包括检查财政经济领域内的犯罪行为，“知太府、司农出纳”，督促发展州县农业生产，搜罗人才等等，几乎无所不包，职权远超前代。如圣历二年(699年)的十道巡查主要是勘检全国土地，不仅检查职田，也检查勋荫田和民田，对田亩进行丈量登记。为了加强监察力道，武皇还不时派遣高官充任巡察大使，但只能巡察邻道，不得巡省本道，目的在于回避。这些措施对于澄清地方吏治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更多的是作为朝廷耳目，加强对地方的控制。随着时日推移，使者权限一再扩大，御史常有充任租庸使、盐铁转运使、铸钱使等等，无形中已侵夺地方常务。但在武周时代，无论出巡的是朝官大员还是御史，都具有临时性，事毕朝官还京，御史回台，暂出即还，都不常驻地方。至中宗神龙二年（705 年），首开巡使常驻地方的先例，睿宗景云年间监察使者已与地方官融为一体，并出现了军事专杀的节度使。唐代州府原本狭小，不足以对抗中央，而道成为地方最高一级行政单位，下属十几个州府，力量陡增数倍。玄宗天宝年间，节度使开始兼任采访使，执掌监察大权和地方民政，逐渐形成集一道的军、民、财、监察权于一身的藩镇。朝廷原本为加强中央集权，派遣心腹侵夺地方官职权，中央的监察官遂演变成地方行政官，然此辈常驻地方之后，与军阀勾结，缺乏节制，反过来对抗中央，唐史之崩溃，正在于此。
不过武皇疑心很重，她固然不放心地方行政，对她视为心腹的监察官也保持着必要的警惕，左右肃政台互相监督，巡察使者时常更换，监察御史甚至可以不经过本部门长官而直接上奏皇帝弹劾长官，也就是说，把监察部门的头头本身也置于部下的监察之下。如此环环相扣，彼此制衡，可不象她孙子玄宗那样“疑人不用”，大笔一挥便将大权拱手送人，自己跑去和美女钻研音乐，由得下面胡天胡地。武皇一生从未真正信任过谁，这是做女人的悲哀，却是做皇帝的职业道德。象她这样做皇帝做到80多岁还兢兢业业孜孜不倦的人应该不多吧，她固然欣赏“莲花六郎”张昌宗那美妙的笛音，可更让她醉心的还是金銮殿上生杀予夺的称心快意，那是世上最危险也最刺激的游戏。一声令下，山河变色，万民蚁伏，对她来说，这种快乐才是世间的极致。武周开国时新造的一套文字，现已风行于大江南北，远至僻壤域外。现时所见，西北如敦煌莫高窟碑，西南如云南昆阳及广西龙州关外的石刻，无不遵用，历百年而不变。朝廷的任何法令章程，都能雷厉风行地实施到地方，办事效率极高。大谷文书•集成载长安三年(公元703年)三月括逃使碟并敦煌县碟，记载了敦煌县收到括逃使碟所作的处理，一日办完，没有差错。威权独任，令行即止，她对整个帝国的控制全面而彻底，是无可置疑的唯一主宰。历代掌权的女主虽多，但从来没有一个达到了这样的高度和深度。
武周王朝，是武皇毕生为之奋斗的心血所在，她不仅贪恋君王的权力和名分，更希望武周能够繁荣强盛，万世永昌。治国之道，首在用人。唐代取仕的三大途径是科举、门荫（即士族子弟依靠祖先的余荫而得官）、军功。武皇最为看重的是科举。
注：
[2] 《文献通考*职官考》
……威权独任，令行即止，她对整个帝国的控制全面而彻底，是无可置疑的唯一主宰。历代掌权的女主虽多，但从来没有一个达到了这样的高度和深度。陈寅恪先生在分析武皇与韦后的成败得失时便称：“武后自高宗时挟天子威福，胁制四海，虽逐嗣帝，改国号，然赏罚己出，不假借群臣，僭于上而治于下，故能终天年，阽乱而不亡。韦氏乘夫，淫烝于朝，斜封四出，政放不一。既鸩杀帝，引睿宗辅政，权去手不自知，戚地已疏，人心相挻，玄宗藉其事以撼豪英，故取若掇遗，不旋踵而宗族夷丹，势夺而事浅也” [3]，指出二者之根本分歧正在于集权与否，对国家的控制不力是韦后败亡的主因，可谓公允之论。
武周王朝，是武皇毕生为之奋斗的心血所在，她不仅贪恋君王的权力和名分，更希望武周能够繁荣强盛，万世永昌。治国之道，首在用人。唐代取仕的三大途径是科举、门荫（即士族子弟依靠祖先的余荫而得官）、和军功。武皇最为看重的是科举，特别是皇帝亲自主持的制科考试。唐代的科考分为常科和制科。每年按例举行的分科考试称为常科，而由皇帝下诏临时举行的考试则称制科。武皇对科举取仕的推广和贡献现已成为常识，但翻查史书会觉得奇怪，因武周统治期间以常科步入仕途的人数并不多，甚至还不及高宗时代，她大力推广的是制科取仕。世人常称武皇首创殿试，其实就是皇帝亲临现场主持制科考试，跟宋代考生省试之后上殿参加由皇帝主持的最高级别筛选颇有差别。唐代史有明载的制诏举人见于高宗显庆年间[4]，显庆四年高宗开科八门，着重于文章道德，并亲策举人九百人。这是一个划时代的举动，此后制举就大致按照这个路子发展下去，也开了帝王亲试举人的先河。所以武皇首创殿试一说严格说来并不确切，只是载初元年的殿试考生上万，持续数日之久，无论规模还是影响都远远超过显庆那次吧。
制举由皇帝亲下制诏举行，考官也由皇帝临时任命，皇帝有时还会亲临考场，及第者成为天子门生。武皇自临朝称制开始便频繁地举行制举，平均1.45年举行一次，高于高宗时代；常科考试却没什么发展，进士平均每年录取20人，还少于高宗时代。如此厚此薄彼，自有因缘：唐代的常举由礼部官员主持，录取与否也是由主司根据考试成绩来定夺。唐代科举初兴，录取比例极低，也没有誊录、糊名等规定，本意是考生场外的表现也在考虑之中，却也导致请托之风大兴。没有背景也没有名声的寒门士子把自己的作品结成文集，上呈给达官贵人或者主考官员，希望得到他们的赏识和提携，称之为“行卷”。为了避免文章被人束之高阁，也为了显示自己在“史才、诗笔、议论”等多方面的才能，士子还别出心裁地写点有趣的东西作引子加强可读性，相当于投递简历附加一封cover letter，一种新的文体——“唐传奇”诞生了，中国从此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小说[5]。唐人的想象力和创造性令人吃惊，现代大学生求职实在该学着点 ^_^
考前挖空心思取悦考官固然少不了，及第后拜访答谢更是免不了，举子视主司为座主，主司视举子为门生，以后在仕途中几乎休戚与共，关系密切。如此示惠于下的便宜事儿，武皇怎么会愿意让别人独占？下令严肃科考纪律，一要糊名，遮住考生姓名；二要誊录，派专人把考生试卷重抄一遍，免得主司认出笔迹故意放水。只是考场纪律严格了，一考定终身的缺陷却又暴露出来。再出色的人才也有临场发挥不好的时候，接连几位名士落榜，下面一堆人便开始唧唧歪歪。所以这些规定实施不久便废止（一说是武皇自己废除），而武皇对常科缺乏兴趣也可以想见了。与其让臣下做好人，不如开制科自己作座主，考官临时指派，科目自行拟定，及第者都是天子门生，免得臣下拉帮结派。这些手法被宋朝皇帝学了个十足十，科考规定严格，务求公平，不管常科制科，最后都由皇帝亲临把关，无所谓座主门生，坚决不给臣下任何树私恩的机会。进步与否，见仁见智，但已不是本文所要讨论的话题。
垂拱四年（公元688年）至天授二年（691年）正值武周革命前后，武皇连年举行制科考试，以禄位广收天下人心。长寿三年（694年）至万岁通天二年（697年）又是一个高潮，武皇决定结束酷吏政治，提拔贤才经世治国。其中影响最大也最为人津津乐道的，便是载初元年（公元689年）朝廷策贤良方正，上万考生云集神都，盛况空前。武皇御洛阳殿，亲发策问，年方弱冠的张说脱颖而出，文笔俊丽，词锋如刀，直指武皇重用酷吏之弊，武皇钦点对策为天下第一，当即拜为太子校书，从此步入仕途。张说对策，无双无对，武皇对他的才华赞不绝口，特意要他把策文张贴在尚书省，让朝廷百官和外国使臣前往参观，以光大国得贤之美[6]。如此笼络人心，可谓极矣。想想现在的高考状元，最多不过在二级报纸上占一块豆腐干文章，而张说在上万名考生中被皇帝钦点文章独步当世，且专门发国际通告昭示天下：这就是我们国家新发现的大大大才子！对一个年仅22岁的少年来说，该是何等的荣耀和鼓舞！
张说自此名扬天下。
张说文武双全，出将入相，文章与许国公苏颋并称“燕许大手笔”，亦曾经略边疆匹马平定过突厥叛乱。他算不上正人君子（貌似唐代宰相没几个符合这个概念^_^），但能力的确出众，前后三秉国政，掌文学之任凡三十年，号称一代文宗。开元元年（公元713年）玄宗受内禅登基为帝，但一直为太平公主牵制，张说特地献佩刀给玄宗，要求玄宗以国事为重割断亲情，玄宗就此下定决心，同年杀太平公主，结束了武皇开创的女人天下，揭开了开元盛世的序幕。时张说46岁，正当盛年，瞻望前程，壮心不已。不知道踌躇满志的他是否会回想起多年前洛城殿上的那位白发妇人，那双沉静而威严的眼睛，那张酷似太平公主的面孔……持笔的手沉稳有力，掌控着天下，也掌控着他的命运。
御笔落处，墨迹淋漓，风雷激荡，那是他传奇人生的开始。
注：
[1] 《旧唐书*李昭德传》
[2] 《文献通考*职官考》
[3] 陈寅恪：《读书札记一集》
[4] 《册府元龟*贡举部》：制诏举人，“始于显庆，盛于开元、贞元。”
[5] （宋）赵彦卫：《云麓漫钞》
[6] 刘肃：《大唐新语》
除了张说，张柬之、苏颋、刘幽求、祝钦明等名臣大儒，也是通过制举步入仕途或超擢升官。他们是武皇送给后人最好的礼物，这些星光熠熠的名字，最终照亮了大唐的天宇。除了制科之外，武皇对常科也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毕竟是每年举行的常规考试，录取标准直接影响着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当时最主流的常举科目明经，考试的标准教材是高宗时代钦定的儒家经典《五经正义》，而儒家学说强调“三纲五常”，正是女子称帝的天敌。武周革命前夕武后曾命学士翻遍儒家典籍为她正位天下寻找义理上的支持，结果搜索枯肠也能从《尚书》中找到一句“垂拱天下治”的话，牵强附会于“垂拱”的年号，以此作为武周受命的依据。好歹也算聊胜于无吧，然而讽刺女主执政的那句“牝鸡司晨，惟家之索”同样出自《尚书》，真是大煞风景。头脑古板的儒士三天两头含沙射影地上奏，这里阴阳违和，那里乾坤倒置，说着说着就开始指着秃子骂亮光，让人不胜其烦。子曰：“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武后一定不这么认为，她肯定觉得最难缠的正是孔子本人。象来俊臣这样没有一丝人味儿的“小人”她也能玩得团团转，更不用说王皇后萧淑妃这些“女子”，偏偏拿那个死了一千多年的倔老头儿没办法，真正令人头疼。英国亚当斯写过一本科幻小说《银河系漫游指南》，里面有种全宇宙最厉害的武器观念枪，无论击中谁都会立刻同意你的所有观点。如果能拥有这种宝贝，武后一定不惜一切代价也要弄到手，然后持枪见人就扫，人人服膺，天下大同。瓦卡卡，蓝蓝的天，白白的云，和谐社会就此诞生^_^ 可惜二十一世纪的领导人都没这个福气，一千多年前的女皇更没想头。不过知难而退从来不是武后的风格，既然知道对自己的统治不利，那就一定要做点什么。
唐初的常科考试主要有明经、进士、明法、明书、明算等科。[7] 政府于儒学尤为偏重，大兴学校，特重明经，视其为诸科之首，及第者可授予从九品上的官职。初唐重臣裴炎、裴行俭即明经出身。明书和明算是选拔文字训诂和数学计算方面专门人才的科目，及第者难以高升，士子兴趣不大。明法选拔法律方面的人才，但革命维新不破不立，法律是个软套子，自然被武后白眼向青云地选择性忽视。她的眼光落到了进士科上面。
进士科由隋炀帝首创，唐初并未受到特别重视，叙阶一般为从九品下阶，低于明经，考试标准也有不同。明经需通儒家经义，进士则考试时务策文，而衡量进士策文好坏的标准，主要不是看文章内容，而是词华文采，“谈文者以篇章为首而不问之以经纶”[8]。《文苑英华》中载有贞观元年进士及第者上官仪的策文（没错啦，就是上官婉儿的爷爷，高宗的那位倒霉宰相^_^），声律严格，文辞华美，通篇用典，颇有六朝的浮艳余风。上官仪以文名取胜，是唐初进士及第者以文名而受到皇帝擢升的第一人，从中可以反映进士科以文取士的实质。及至武后秉政，有意识地淡化经学，大崇文章，进士科的地位大幅上升。永隆二年（公元681年），武后已废太子贤，全面有效地掌握政权，朝廷颁布《条流明经进士诏》，进士科加试“杂文”，并明确把“识文律”作为进士及第的首要条件。该诏令可说是唐代科举史上标志性的重要文件，文辞之重在进士科中得到了制度保证，由是文学大兴，进士科重于天下。唐人沈既济记述了这一过程：“初，国家自显庆以来，高宗圣躬多不康，而武太后任事，参决大政，与天子并。太后颇涉文史，好雕虫之艺，永隆中始以文章选士。及永淳之后，太后君临天下二十余年，当时公卿百辟无不以文章达，因循遐久，寖以成风。……”[9]以致宰相薛元超竟以不得进士及第为平生三大恨之一。民间看重文学，蔚然成风，及至玄宗开天时代，已经形成了“五尺童子耻不言文墨”的社会风气。作为执政者，武后无法改变千百年来深植于人们心底的天理人伦，但她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时人的价值取向。
以诗赋取士的标准确定于唐玄宗天宝十三年，但永隆二年进士科加试杂文已经含有“赋”体。《全唐文》载有颜元孙参加垂拱元年的进士考试，省试题即为《九河铭》和《高松赋》。所以傅璇琮先生在《唐代科举与文学》中称开元之后始试诗赋的说法并不准确。在武后的大力倡导下，进士科与文学的结合日益紧密,天下士子尤其是需要靠科举跻身仕途的广大庶族寒士都投入到文学创作中去，中国文学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盛唐气象于斯孕育。武周时代，正是文艺初兴的时代，“贵于清绮”的南朝文风和“重乎气质”北朝风骨融合为一体，初步形成了以浪漫飘逸恢宏大气为特点的唐文学之魂。“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在武周统治期间，涌现出了一大批英姿勃发才气纵横的杰出文人，如世称“崔李苏杜”的文章四友（杜审言、李峤、崔融、苏味道），“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湖万古流”的初唐四杰（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和以上官婉儿为代表的宫廷诗人群。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力扫南朝余风、开创古文运动的陈子昂，以及完成律诗定型的宋之问与沈佺期。他们从内容和形式两方面为即将到来如钱塘大潮般洪波迭涌空江百里的盛唐诗歌做足了准备。与陈子昂大致生活在同一时代的张若虚，则以一首《春江花月夜》孤篇横绝全唐，完成了“宫体诗的自我救赎”（闻一多语），标志着唐代诗歌由初入盛的最后阶段。“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无月明。……”优美的诗句，描绘出正处于上升时期的武周帝国，如明月在天，清辉遍地，如闲花照水，芬芳欣悦。而统治这个帝国的是个女人，在她的精心布置之下，一幅盛大华美的图卷正徐徐展开。
注：
[7] 秀才科停于永徽二年，此处不叙。
[8] 《旧唐书*魏元忠传》
[9] 杜佑《通典》
“唐代进士科之崇重及翰林学士为内宰相，皆启于则天。”陈寅恪先生如是说。[10] 明经偏重于帖经和问义,有点类似于如今的完型填空和问答题，以儒学经典《五经正义》为标准答案，主要考察记忆能力。而专习一经，字数有限，几年即可成诵，不易辨高下，定人才。进士科则重在文采，虽有其主观性，但出题范围广泛，不受格式限制，反而有利于灵活选拔各种具有真才实学的人才。诚如钱穆先生所言：“政治问题有范围，按年考试，应举人可以揣摩准备，说来说去，那几句话，不易辨优劣高下。诗赋出题无尽，工拙易见，虽则风花雪月，不仅可窥其吐属之深浅，亦可测其胸襟之高卑。朱庆徐《上张水部》诗：‘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此是当时谒举送公卷，乞人评定附上的一首小诗。但设想何其风流，措辞何其高洁。诗赋在当时不失为一项最好的智力测验与心理测验的标准。”[11]另一方面，初唐时印刷术尚未普及，有条件藏书丰厚熟读经书的往往是高门士族，诗礼传家，先天上已占尽便宜，但优秀的学问家不见得能成为一名优秀的诗人。作诗更多地与资质和灵性有关，与家学渊源无关，于是寒门学子也有了挑战世家子弟的本钱。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不失为一种相对公平的选拔标准，因此进士科取代明经科成为取士的主流，自有其道理。
武周政权虽然不久后即告结束，但进士科以文取士的标准却流传下来，并逐步地发展到盛唐时单纯地以诗取士。今日我们所说的唐代以诗赋取士，实际上就是进士科以诗赋取士。试题在今人看来往往是不着边际的，无关乎国家大政，无关乎民族气节，“题湘灵鼓瑟”、“望终南余雪”……好比高考作文试题竟然是“那年冬天的第一树梅花”。诗魂文心，灵气飞动，在这样氛围下成长起来的人们，心灵该是何等的活波自在、无拘无束！才子祖咏参加进士考试，本应八句，写到四句便弃笔而去，自言诗意已尽，不愿画蛇添足。考官爱才，破格录取，这便是唐人风范。及至宋代，印刷术的流行带来书籍的普及，寒门士子也能买到，于是以诗赋取士变为以经义而取士，考试制度更加严密，这也是一种公平。然而科考成为步入仕途的唯一途径，皓首穷经取代了昔日的浪漫吟哦，及至明清八股取士，以朱子一家之言为准，《儒林外史》中描绘范进中举竟然喜极发疯，正是对当时科举制度的辛辣讽刺。而唐代，那个诗意栖居的时代，那个人性骄傲而尊贵的时代，已经不再。
兴亡千载事悠悠。今日令我们目眩神迷如牡丹怒放的唐诗乃至唐文学的繁荣，不能不说与武皇开创的以文取士的制度有关。让我们怀想至今的盛唐气象，其实不在于那幅员广阔的疆域，不在于“万国衣冠拜冕旒”的天朝风范（虽则这些的确很能满足人的虚荣心^_^），而在于李白的诗，王维的画，在于王翰醉卧沙场的潇洒狂放，在于李义山那不可救药的浪漫与深情，在于安史之乱遭受胡骑践踏仍能怜惜街头卖艺的胡腾儿有家不能归的悲悯与宽容，在于数万民间女子郊外踏歌放舞那健康而明媚的笑靥……洛阳的牡丹、扬州的明月、琵琶、古剑、烟柳、和白鸟，这些意象组成了我所深爱的唐朝，诗的王朝。翻阅唐人留下的诗篇，或清冷，或豪放，或幽雅，或恬淡，那是令我们不知不觉会用眼泪去应合的歌声，穿越千载的时空悠悠传来，至今仍慰藉着我们寂寞的心灵。
然而在沉醉于唐诗所营造的灵性世界的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诗赋取士制度带来的负面影响，即儒学的低迷。唐初虽然三教并尊，占统治地位的仍然是儒家思想，这一点已为学界所公认。太宗以儒治国，诏令颜师古、孔颖达考订《五经正义》，标志着传统儒学即两汉经学的统一，儒学盛极一时，但其后却进入了一个相对沉寂的时期，直到中唐大儒韩愈异军突起，“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高举“道统”的旗帜，为宋学开辟了先河。而中间盛唐一段，儒学却处于马鞍形的低谷地带，这对于一个文化繁盛的大一统帝国来说，是很不同寻常的。不能不说这跟武皇执政时有意识淡化地儒学有关，除了抬高进士压低明经科之外，也可以从学校的兴废略窥一二。
注：
[11]钱穆《国史新论》
[12] 《贞观政要*崇儒学》
唐代的学校制度非常完备，中央官学有二馆六学，州县有小学和私学。六学是指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隶属国子监，二馆指隶属门下省的弘文馆和隶属东宫的崇文馆，，不仅招收贵族子弟，也招收一定数目的庶族平民，甚至外国留学生。七八品官以下的子弟可以学习各科专门知识，五品以上的高官子弟则专攻儒家经典。太宗时尊孔崇儒，学校发展极快，“四方儒生负书而至者盖以千数。俄而吐蕃及高昌、高丽、新罗等诸夷酋长，亦遣子弟请入于学。于是国学之内，鼓箧升讲筵者，几至万人。”史称“儒学之兴，古昔未有也。”[12]高宗继位，薄于儒术，颇重文吏，对于士子入学研究儒家典籍缺乏奖励和提倡，但学校仍在继续开办，士子对学校仍有浓厚兴趣，如宰相裴炎前后总共在弘文馆攻读十年，精通《左氏春秋》、《汉书》等经典文献。
及至高宗末年武后执政，情况开始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仍然要提到永隆二年著名的《条流明经进士诏》，规定进士科加试“杂文”，明经则加试“贴经”，即从经文中摘选成句，用纸糊住几个字，让考生填空。此后帖经渐渐成为明经科录取的主要标准，经义降到了次要地位，考核士子对经文的理解能力让位于单纯的死记硬背经文词句。明经和进士科的难易程度逐步拉开，以致明经出身者为世所轻。而学校主要讲解儒家经义，既不适合进士科，明经科也用不上，与科举考试脱钩，社会需求便大大减少。而武后临朝，祠明堂，拜洛水，封嵩岳，搞了一系列庆典，每次都从国子监选取学生充当斋郎随行，入选者只要充当一次斋郎便可以马上获得出身即做官的资格，甚至立刻授与官职，免去读经和考试之劳。[13] 既然不必熟读经文就可以得官，学生自然无心向学，不再以经学为意了。除了有意煽动学生厌学情绪，武后还在教学师资上做手脚。原本在中央官学执教的祭酒博士都是鸿儒名家，为世所重，武皇称帝之后专派武氏诸王及各位驸马担任国子监祭酒，这些不学无术的纨绔子弟谈风花雪月还行，给学生讲解儒家经典没得给人笑死，“至于博士、助教，唯有学官之名，多非儒雅之实。” 一来没动机学习，二来也学不到东西，生徒不复以经学为意，也就不足为怪了。二十年间，学校堕废，儒学低迷，武周末期大臣韦嗣立上书指出情况的严重性要求改善：“国家自永淳（公元682年）已来，二十余载，国学废散，胄子衰缺，时轻儒学之官，莫存章句之选。贵门后进，竞以侥倖升班；寒族常流，复因凌替弛业。考试之际，秀茂罕登，驱之临人，何以从政 ？”[14]武皇微笑，顺手就把奏章放一边去，这正是她要达到的目的。
开科举而废学校，文学繁盛而儒学沉寂，该如何来评论武皇给唐朝造成的影响呢？这真是让后人挠头的问题，但武皇也许根本不会介意，只会对着不知所措的书生们放声大笑，这一生，她只会为自己而活。史载她广施禄位收买人心，一面扩充科举入仕人数，“乾封以前，选人每年不越数干；垂拱以后．每岁常至五万”[14]，一面新增一系列官制，大量破格用人，甚至允许人自荐试官。这既收揽了不少名臣良将，也造就了大量冗官。武皇用严格考课，赏罚分明来加以弥补，求才贵广，考课贵精，才华横溢者快速升迁，尸位素餐者难以久居，流水般的官位总会找到胜任的人。她提拔的人才之多是历史罕见的，救时宰相姚崇，阳春宰相宋璟，开元名相张嘉贞、以及文武双全出将入相的张说、郭元振、张仁愿……为子孙复兴唐朝储备名臣良将无数。当然，她杀掉的人才也绝对不少，提拔的庸才那也是相当的多^_^ 时有民谣曰：“补阙连车载，拾遗平斗量。把推侍御史，碗脱校书郎。”大意就是现在的官儿可真多，随便飞一块板砖来就得砸死三个科长。才子沈金交觉得好玩，补上四句：“平事不读律，博土不寻章。面糊存抚使，眯目圣神皇。”这下就犯政治错误了，前四句不过是一般的嘲讽诗，后面这四句可是直指皇帝老糊涂，即刻被捉来见驾，要治他一个讪谤朝政之罪。谁知武皇听了只是放声大笑，倒是调侃了急于邀功请赏的御史一通：“只要你们不滥施禄位，还怕天下人说么？不用治罪了，把人放了吧。”倒是与她赞赏骆宾王文采的行事风格一脉相同。闹了个没趣的御史讪讪然退下，轻狂的才子继续吟咏他的歌谣，而武皇么，继续我行我素地做她的女皇^_^
武皇对于科举制的改革还有一桩，她开创了武举，以示文武并重。不少学者对此嗤之以鼻，认为她的选拔标准太过荒诞，因为考试只考射箭举重等武艺和膂力，而不论运筹帷幄的韬略智谋。特别还要求身高六尺以上（大致相当于今天的1.8米），还要言语漂亮魁梧挺拔“神采堪统领者”；这看起来不像在选拔军事人才，倒像是评选健美先生。名将里面武举出身的比例少之又少，学者们说这正反映出武举制度的失败。不过唐代尚武之风盛行，才资文武的官员不乏其人，投身边塞的士族子弟络绎不绝，民间豪侠更是希冀边功来出人投地，而连年的征战使得这些人完全有机会得到施展。武举出身的比例自然少之又少。反过来说，在不缺人才的情况下，开创武举正是一种姿态，表明文武并重，同时多开一条获得人才的门路，这正反映出了朝廷对武备的重视。何况再怎么说也出了一个“再造唐室”的郭子仪郭令公呢。唐代并不经常举行武举考试，可到底还是延续下去，直到清朝，还要举行弓刀石马步箭的武举考试——武皇对中国历史的影响并不仅仅局限于唐朝。
注：
[12] 《贞观政要*崇儒学》
[13] 《旧唐书*儒学上》：“取弘文、国子生充斋郎行事，皆令出身放选，前后不可胜数。”
[14] 《旧唐书*韦嗣立传》
[15][16] 《朝野佥载》
她在思想领域所做出的努力也不仅仅局限于淡化儒学。李唐皇族为了自高身价，攀附道家始祖老子为祖先，高祖视道士为皇亲，掌管天子族属的宗正寺下面特设“崇玄署”，掌管京都诸观名数与道士户籍。[17]太宗提倡三教并举，实则独尊儒学，淘汰僧尼。高宗尊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下诏科举考试无论明经还是进士科都要加试《老子》。穷李家三代之力造成道先佛后的局面，现在武皇要以一人之力扭转过来，好在她天生精力过剩，见招拆招，遇神杀神，忙得不亦乐乎。太后临朝称制伊始便破旧立新，改元光宅，尊老君之母为“先天太后”，名义上对老子尊崇依旧，然抬高老子母亲的地位，无形中压老君一头；永昌元年（公元689年）二月，武皇于称帝前夕御明堂，开三教，以内史邢文伟讲《孝经》，命侍臣及僧、道士等依次论议，置僧尼于道士之前。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信号，预示她即将以佛教为武器打压道教，以示对李唐皇朝的彻底否定。这年九月，武皇以周代唐，正式称帝，降老子“太上玄元皇帝”的称号为“老君”。天授二年四月（公元691年），武皇正式下制，明确规定：“释教在道法之上，僧尼处道士女冠之前。”[18]两年之后（长寿二年，公元691年），武皇下令把举人习《老子》，改学她写的《臣轨》。从光宅元年（公元684年）尊奉老君之母开始，武皇足足花了7年时间才将李唐的种种崇道政策一一废除，这方面她总是小心翼翼步步为营，充满无限耐心。宗教的力量不可小觑，象水也象火，能杀人亦能活人，这场精神领域上的战争，她不敢有丝毫马虎。
很多人都知道，武皇是以《大云经》中净光天女化为女身当国王土的记述作为她称帝的依据，事后投桃报李大兴佛教打压道教，一度形成佛先道后的风气，但这一胜利其实得来并不容易。万岁通天元年（公元696年），有僧人上表要求禁毁《老子化胡经》。《化胡经》是什么东西呢？相传是西晋道士王浮作的一部伪经，说老子当年骑牛出关是翻越喜马拉雅山去了印度，摇身一变成了释迦牟尼，所以佛教实际上是道家学说的一部分，颇类似今日有佛教徒说耶稣求道就是来印度学习佛法，耶和华实际上是释迦牟尼的小变身^_^ 佛教徒当然非常不满，认为这是对佛教的诽谤。武皇令朝臣评议，结果多数大臣都表示化胡是实，为经不虚。武皇只好敕令“老君化胡，典诰攸著，岂容僧辈，妄请削除，……明知化胡是实，作佛非谬；道能方便设教，佛本因道而生”，称佛教确实由道家化生而来，规定僧道并重，彻底否决了毁《化胡经》的建议。[19] 此时武皇称帝已经6年，道教的势力依然强大。因此，说武皇抑道尚可，说她斥道则不妥，她不想也不可能做到。这场佛道之争，充满了斗争与妥协，“进三步、退两步”式地迂回前进。于是她一边念佛教的经，一边吃道教的丹；一边规定佛先道后，一边任《化胡经》流传于世；一边大兴佛事，礼遇禅师，一边不断拉拢道教名人，暗送秋波。信仰坚定的西方君主一定觉得不可思议，同为基督徒都会为新教旧教之争大打出手血流成河，中国的帝王们却很少有这样的烦恼，他们的唯一信仰就是权力，除此之外，世间别无真神^_^
武皇的宗教政策体现了她一以贯之的唯我所用风格。如果说敕造大云寺，全国上下学习《大云经》，还算是对现有经典的巧妙利用；那长寿二年翻译的《宝雨经》就有点离谱了。新译的经文说，佛于伽耶山顶放光明，照遍十方，授记于日月光天子，当于支那国做女王，然而这段经文纯属译者自行添加的，刻意为武皇称帝提供理论依据。此外还有“菩萨杀害父母”之语，以此证明武皇杀戮李唐宗室的天经地义。译者实用主义到了肆意篡改宗教经典的地步，已经近乎无耻了，但还是得到了武皇的奖赏，则武皇礼佛的虔诚程度不难想象，由此也可以理解，为何在佛法大兴的武周时代，高僧玄奘开创的法相宗反而受到冷落排挤了。
法相宗的衰落一般认为是经义太过繁琐不易传播，又不合中国国情之故。玄奘当年千里迢迢地从印度取回真经，一丝不苟地逐句翻译，务求紧扣原文，不像其他译者于多有删减文句，简化义理，以迎合国人的思想习惯。而玄奘不愿以俗意改圣言，真实地再现出印度佛学的本来面目，反而使得经义难以被普通民众理解接受，可见国人对外来思想的喜好，仍然停留在叶公好龙阶段。不过法相宗的衰落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即失去了政府的支持。佛教不事生产，经济不能独立，需要人供养，因此宗派的兴盛往往依靠高僧大德传法和护教法王的支持，一般就是帝王了。隋唐之际天台宗盛极一时，就是靠了隋炀帝杨广的扶持，所以隋炀帝在佛教史上有“总持菩萨”的法号，天台宗也是第一个汉化佛教流派。不过现在有说隋炀帝不配当此名号，还是换成隋文帝的好，看来佛教界也蛮势利眼的^_^ 而法相宗的开宗立派则和唐太宗的扶持分不开，玄奘被太宗封为沙门领袖，总领译经事务，又是中宗显的挂名师尊，和李唐皇族关系非浅。而继承他衣钵的嫡传弟子窥基，更是初唐名将尉迟敬德的侄儿，则法相宗的政治倾向不言而喻，从未热衷于为武周革命大造舆论，当然也就不受武皇待见了。为了动摇法相宗的独尊地位，武皇首先打破太宗由玄奘一统译场的局面，接待各方译僧，出名的有于阗的实叉难陀、印度的菩提流志、汉僧义净等等，其中义净是与玄奘并列的中国“四大翻译家”之一。此外她还刻意扶持玄奘弟子中的异类新罗人圆测，跟窥基的学派打对台。这样的小打小闹并不足以满足武皇的雄心，破教是为了立教，她要新的沙门领袖，开创新的宗派，全面盖过法相宗的风头，彻底终结李唐皇族在宗教界的影响力。她选中的这个人叫法藏，后世尊称为贤首大师，华严宗的开宗之祖。[20]
注：
[17] 《新唐书*职官志》
[18] 《旧唐书*则天皇后本纪》
[19] 《全唐文*僧道并重敕》
[20] 《高僧传》
法藏也不是汉人，而是西域康国人，祖父一代移居长安，属于外来移民，少年时最出名的一件事就是燃指礼佛。武后之母荣国夫人杨氏去世后，度了一批僧人为她祈福，法藏便是其中之一，可算得上武后在沙门中的心腹嫡系了。武后当然着意培养，送到玄奘大师门下译经，后因观点不同而退出，以他为国师再合适不过了。武皇先派人去于阗求来梵本《华严经》，迎请高僧实叉难陀来华，主持译出了八十卷《华严经》，法藏任笔受，圆测等四人任证义。翻译完毕之后，武皇亲自作序，多次邀请法藏主持讲经，赐号贤首菩萨戒师，因此华严宗又称为贤首宗。《华严经》是华严宗的根本经典，可以说华严宗得以开宗立派并成为汉传佛教大乘八宗之一，直接受益于她的支持。[21]
华严宗是武皇重点扶持的宗教思想体系，不过她对于禅宗也很感兴趣，这主要是禅宗在民众中影响力日益上升的缘故。禅宗以达摩为祖师，传说他来中国之前，其师就曾教导过，你在震旦(中国)将禅宗传至六祖时就不可再传，因那时禅宗在中国已经非常的普遍。中国人性喜简约，将佛学生活化的禅宗受到了大众的热烈追捧。五祖弘忍收徒神秀、惠能，一个主张“时时勤拂拭，莫使有尘埃”的渐悟，一个主张“佛性常清净，何处惹尘埃”的顿悟。武周时代，正是禅宗分为北神秀、南惠能的南北二宗时期，禅宗大盛，有“天下言教皆禅”之称，达摩祖师梦想中的佛国终于在中土得以实现。
禅宗发展如此迅速，武皇自然要着力拉拢，常在北方弘法的神秀备受礼遇，以九十高龄肩舆上殿，武皇亲行跪礼，号为两京法主。武皇也有恭请惠能入京，但惠能鉴于南北之争而婉辞，北宗禅于是独领风骚，“东山法门”成为天下行禅修道者的极宗，风行于世百余年。从神秀入京算起，这一禅宗的领袖人物，高居两京，君临一切禅徒，加上时处盛唐，声势显赫，天下无与比伦。直至中唐惠能弟子神会力争，方逐渐取代北宗地位。禅宗的兴盛也带动了佛教其他宗派的发展，迎来了中国佛教的黄金时代。有唐一代，太宗扶持法相宗，武皇扶持华严宗、北宗禅，玄宗崇信密宗，高僧大德辈出，各有专攻，汉传佛教八大宗派正式形成，分别为天台宗、法相宗、三论宗、华严宗、密宗、律宗、禅宗、以及净土宗，是为大乘八宗。佛教的中国化在唐代基本得以完成，并传至日本、朝鲜、越南等地，余风惠及今日的欧美诸国，影响极为深远。这其中自然也有武皇的一份功劳，她在位期间兴建的佛寺占了全唐的三分之一，翻译的佛经占唐代总数的40%。至今我们翻阅佛家经典，都会看到一首开经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意。”就是出自这位女皇的手笔。
淡化儒学，抑制道教，把人们的视线吸引到诗赋的风花雪月和释教的幽微义理上去，武皇热心地为民众安排好精神生活，而她自己自然也是其中的一部分，而且还应该是万众瞩目的中心部分。从卑微的才人、侍女，到如今掌控天下唯我独尊的女皇帝，既然当上了主角，她就绝不肯淡出视线。她自称弥勒转世，称帝后即加尊号“圣神皇帝”，此后又连续加上尊号“金轮圣神皇帝”、“越古金轮圣神皇帝”、“慈氏越古金轮圣神皇帝”、乃至“天册金轮圣神皇帝”。慈氏指弥勒，金轮称自己为转轮王，这是同时以弥勒佛和转轮王自居。她的想象力震古烁今，就连浩如烟海的佛家传说里也找不到这一出^_^ 武皇对此并不在意，如果担心佛祖生气，她也不会让情夫薛怀义做白马寺的主持了，那可是佛教东来的第一处名刹啊。为了让这位心比天高身为下贱的小情人被人看得起，武皇还破例让他担任主帅去讨伐突厥，先后两次耀威沙漠，不知怎么的都没见敌人的影子，自然解释成突厥人慑于威名望风而逃，洋洋得意地勒石记功，凯旋回朝，拜为辅国大将军。诸多男宠之中，武皇对于薛怀义算是最照顾周到的了。可惜依靠胯下三寸物发迹的薛怀义，始终改不了小人习气，他闹得过了，太过了。
认真说来，薛怀义也算得上武周的开国功臣了。当初武后为找不到称帝的理论依据所苦，薛怀义便和法明等僧人为《大云经》作疏以陈说符命，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把晦涩的经文加以演绎阐发，并和当时流行的弥勒信仰结合起来，称唐室衰微，武皇为弥勒降生，当为天下主。这说法听来很有趣，弥勒下凡救世的信仰虽然自南北朝以来便已深入人心，但还没听说过他会降生为女身的。初唐老百姓受教育的程度还未普及，也的确很迷信，但毕竟不是白痴，没几个把这说法当真，当然也没人蠢到去质疑。薛怀义天马行空的想象力总算给了武皇她想要的东西，不管这背后有多少人出谋划策，作为承办人的薛怀义有他一份功劳。其余如督造明堂，兴建天堂，一个卖假药的江湖郎中能够把这诸多大事一一摆平，不出纰漏，也算得上聪明能干了吧，难怪武皇对他另眼相看。只是彼时武皇尚是孀居的太后，虽然天下皆知薛氏的“御用国师”身份，对外还是羞答答地隔了一层面纱。薛怀义出入宫禁都打着出家人的幌子，有时还要法明等僧人陪同作为掩饰。所以薛怀义的胡作非为也就仅仅局限于走路的姿态横点，遇到道士殴辱一顿强迫别人做和尚之类的小打小闹，为了争道还挨了宰相苏良嗣一顿嘴巴，也只能忍气吞声无可奈何。
然而世易时移，随着武皇正式称帝做了大周国主，这只野鸡也飞上枝头成了凤凰，或者他自以为是凤凰。两次出征突厥勒石记功更是让他得意洋洋不可一世，唐时最重军功，而把诸多名将搞得灰头土脸的默啜可汗竟然不敢与他交战望风败逃，说出来真是威风万分。逢迎拍马者自然投其所好大力吹捧，就连诸武朝贵也对他匍匐礼谒，口称薛师以示尊崇。薛怀义毕竟只是个市井混混出身，难以想象他会有看破马屁迷阵的慧根，很快就晕头转向真把自己当成了大周朝不可或缺的擎天玉柱。出征突厥期间，他曾因一言不合向宰相李昭德挥拳便打，而李昭德也只能惶惧求饶，那还是李昭德最得武皇宠信的时候，可见薛怀义已经骄狂跋扈到了什么程度。当初那个被苏良嗣狠揍一通也只能哭哭啼啼泪盈满腮的见不得光的地下情人，现在已经成为天下第一名刹白马寺的主持，修建万象神宫的高僧，勇击突厥八面威风的大将军，还是当今女皇有德有貌的官配。
据说武皇甚至因为他的缘故而皈依了佛教，长寿元年四月（公元692年）她下令改元如意，野史里便说这是因为她和薛怀义这位如意君欢爱情浓的缘故。这说法当然没人能证实。不过武皇接下来的制令确实充满佛家的慈悲心肠：——禁天下屠杀及捕食鱼虾。这个具有慈善意义的禁令范围仅限于低等动物，人不包括在内，第二年武皇便派出六道使到岭南诸州大杀流人，因此就不好意思对别人讲我们也曾辉煌早在一千多年前就有皇帝是动物保护主义者。
大臣们为此抱怨万端，说这道奇怪的制令让他们的晚餐变得索然无味，而聪明人就不会只是傻傻地抱怨，而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地想办法让餐桌重新变得丰富起来。娄师德外出公干就发现驿站人员端上来一盘羊肉，而娄师德正好是检查各地有无违法乱纪事项的监察御史，明显违反禁屠令的事情当然是要过问的：“圣上下令禁屠，为什么还有羊肉？”
厨子答道：“这羊不是我们杀的，是豺狼咬死的。”
娄师德微笑：“这只豺狼倒很懂事。”
厨子受了鼓励，再接再厉地端上一盘鱼。
娄师德问：“怎么还会有鱼？”
脑子不拐弯的厨子答：“也是豺狼咬死的。”
娄师德不愧为举朝公认的厚道人，叹口气告诫说：“你还真是脑子不拐弯，你应该说，是水獭咬死的。”[22]
武皇对臣下的种种明知故犯行为显然心知肚明，但并不十分在意，想必她也觉得这禁令不太人道。让人纳闷的是既然不合理为什么又不废除，而是听之任之地实行了八年之久，直至久视元年（公元700年）她服长生药病愈，下决心抑武兴唐还政长安。在这八年里面，这道奇怪的禁令一直存在，既妨碍了普通人的生活，也妨碍了法律的尊严。人们心照不宣地编造着“豺狼咬死羊”的谎话大快朵颐，为了一偿口腹之欲调笑戏辱法令，原本为了向佛祖表示忠诚，却在全国范围内造成谎言妄语的口舌之孽，神圣过界一步便成就荒谬。
不能理解武皇为何会允许这种状态存在，上上下下心口不一自欺欺人，只能说她当时可能也正处于非正常状态吧。据说长期处于顺境的人往往会过度膨胀，迷失自我，当时武皇正值权力的巅峰，大周帝国已经成立了七年，政敌消灭得差不多了，各种反对势力沉寂，国势趋于稳定，一切尽在掌握中。她身体健康，精力充沛，69岁时还齿落更生，76岁时又重新长出两条眉毛，尊号一个又一个的加，群臣山呼万岁，称她为真佛在世，必将长命百岁。长期被人神化，她是否也会渐渐迷醉于自己编织的谎言之中，认为自己真的并非常人？
我想，这种趋向恐怕是难以避免的。君不见现在的一些小明星，一夜之间有几个人认识，也会认为自己是神的孩子，肩负使命来到世间，何况武皇这样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女皇帝。她有大把理由认为自己独获天眷，超尘脱俗。河内老尼净光如来、嵩山妖人韦什方都深得武皇信重，认定他们能为自己预言未来，合药长生。她相信天地间一定有神秘力量存在，助自己取得非凡的成就，也助自己长生不老，大周万世昌盛，就像明堂之巅昂首向天的金凤，迎接着上苍满溢的祝福与庇佑。她的身体那么好，有什么理由认为她不会一直一直活下去呢？大周看起来那么稳固，有什么理由认为天意会逆转乾坤会颠覆呢？明堂之巅，金凤压龙，大周天下，我自为王。她从心理上和事实上都压到了李唐皇族，而她的自我崇尚以及对象征武周天下的明堂的崇尚也达到了巅峰。圣历元年正月（公元698年）,武皇亲享明堂后下制:每月一日于明堂行告朔之礼。也就是说，她要把明堂作为行告朔之礼的固定场所,并且要每月都举行。这一行为实已接近疯狂，也严重违背礼制，所以遭到了很多大臣的反对而作罢。武皇作为一个冷静理智的女政治家尚且有昏头的时候，薛怀义一个小混混就更认不清楚自己是谁了。
注：
[21]《佛祖统记》
[22] 《太平广记*御史台记》：厨人曰:“豺咬杀羊。”师德曰:“大解事豺。”乃食之。又进鲙,复问何为有此。厨人复曰:“豺咬杀鱼。”师德因大叱之:“智短汉,何不道是獭?”厨人即云是獭。师德亦为荐之。
此时武皇已经开始广置面首，但薛怀义坚定不移地认为自己无可取代，他与皇帝的情份是别人难以比拟的，他为她建造象征大周的明堂和天堂，他助她登基称帝宁靖边疆……真个允文允武奇男子，天生圣人伟丈夫，就算武皇后宫窝藏了一堆男子汉大豆腐，他薛怀义也必然是那与众不同的硬梆梆的豆腐干。因此对于争宠的花花草草们，薛怀义表现出一种皇后般的高贵与轻蔑，他甚至不常到宫里去，而多居于白马寺，有时候皇帝宣召也爱理不理。在“天子呼来不上床”的傲慢与涓狂下，我们几乎可以听到薛大和尚发自内心深处的嚎叫：俺绝不仅仅是个男宠！
武皇是很尊重他意愿的，她一向风流而不下流，虽则依然迷恋年轻男子的身体，却没兴趣强暴男人。所以她很快就另结新欢御医沈南璆——这方面近侍们总能近水楼台先得月；而懒得去理睬坏脾气的旧情人。薛怀义着实有点吃味，但谁叫他头脑发热摆谱在先呢？沉静下来的薛大师决定做点事情来挽回局面，也让天下人都睁眼看看他在皇帝心目中的地位是不同的。她与他既然是因佛结缘，那就做场法事来“yesterday once more”无疑是最佳方案。
证圣元年（公元695年）正月十五为上元佳节，朝廷按例取消宵禁，放灯三天，家家张灯结彩，天下狂欢。有诗云：“火树银花不夜天，游人元宵多留连。灯山星桥笙歌满，金吾放禁任狂欢。”足见当时盛况。薛怀义精心准备，挖了一个五丈深的大坑，结彩为饰，将佛像从坑底徐徐拉起，说是天降祥瑞地底涌出佛像。观者如堵，人山人海，四下里一声大喊，健儿拉动彩缎，佛像徐徐升起，真个地动山摇，声势如雷。薛怀义又杀牛取血，绘制了一幅二百尺高的巨大佛像，说是自己割破膝盖绘成的血图，于正月十七日高挂在天津桥南，大设斋宴，极尽奢华。场面浩大，万头攒动，薛怀义满心期待着武皇会亲自驾临，在皎洁明媚的月光照耀下，在千姿百态的花灯映衬下，微笑着向他走来。她和他会在月光和灯影里重逢。
一个时辰过去了，至尊的情人还是没有来。想她，想她，想她……
两个时辰过去了，依然不见玉辇的踪影。想她，想她，想她……
三个时辰过去了……
你无情！你残酷！你冷漠！你不讲道理！
薛怀义终于忍耐不住，一脚踢翻了案桌。
她一定是故意的。她把他苦心准备的一切视作垃圾般不屑一顾，故意让他在天下人面前出乖露丑，沦为笑柄。
薛和尚这回真的生气了。
都说女人吃醋如河东狮吼森然可怖，其实男人吃起醋来要生猛得多，武皇当日也不过把情敌宰掉而已，没敢把皇宫一起烧掉。失意的薛怀义恼羞成怒，竟于当夜纵火，焚烧天堂。天堂里供奉的巨佛原本夹杂着粗麻建造，遇火极易燃烧，霎那间火势冲天，真个成了失火的天堂！当初天堂曾为风所摧而重建，日役万人，采木江岭，数年之间，所费以万亿计，府藏为之耗竭。如今万千繁华，悉成灰烬，余势犹为歇止，蔓延烧及明堂。金碧辉煌的万象神宫，顷刻间化为一片火海，烈火熊熊，直冲霄汉，神都洛阳照耀得如同白昼。
这真是个令人难忘的元宵节。当时武皇正大宴群臣，亲眼目睹了火灾的发生。本欲组织救援，西北天空突然无云自雷，一串连珠般的惊雷炸响，如苍穹炸裂走霹雳，震得人心神颤栗，惶然生惧：
——这已经不是火灾，而是……天谴！
上苍仿佛在这一刻伸出了它震怒的手，要亲手惩戒狂妄的世人。风声已变得极其凄厉而妖异，尖啸如鬼卒挥鞭，嗤嗤声不绝，二百尺高的血佛绘像竟被暴风撕裂成片片破布！
风助火势，声势更增；三千世界，碎为微尘。
火舌在半空中吞吐飞舞，墨黑的夜色已被染作绛红。在熊熊火光包围下的明堂与天堂，烟雾升腾，光影憧憧，显现出一种无可匹敌的非人间的美，辉煌灿烂如天神们在举行一场狂欢的盛宴，又虚幻缥缈得如同释尊唇边的一声叹息：
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
在火舌的吞噬下，明堂之巅的金凤渐渐熏黑了颜色，暗淡了光彩，隐没在流动的火光里……
这场大火一直烧至天明，严奥鸿丽的明堂和天堂俱化为一片灰烬。
曾几何时，她推倒了李唐的乾元殿，在敌人的心脏处建造起属于她的万象神宫，金凤压龙，笑向苍穹……
曾几何时，她潜谋革命，下令召集李唐宗室齐聚明堂，吓得这群惊弓之鸟不得不铤而走险发动叛乱，任她名正言顺地斩尽杀绝，以鲜血铺就登位之阶……
拜洛图，御明堂，训群臣，发政令……这庄严华丽的殿宇就是大周朝的象征，那傲立于明堂之巅振翅欲飞的金凤就是她的自我写真。
御座上的女皇必须用尽全身力气才能控制住自己气得发抖的身子：
——这疯和尚是否知道他干了什么？他毁掉了她毕生为之奋斗的心血结晶。
可是她不能公开惩办薛怀义，因面首争风吃醋火烧明堂泄愤实可算得上丑闻，万万不可张扬出去为天下笑，但也不能说是天火，那会被认作上天不佑大周降灾示警，事实上已有臣子以此为由要求武皇立即终止一切欢宴，谢罪于天。心虚的武皇本已准备应承，却有马屁高手出面反驳：“明堂是布政之所，又不是社稷宗庙，发生大火是福是灾还不一定呢，干什么要圣上自贬呀？”
“对呀对呀，昔日武王伐纣，军队过河时便有天降大火，如今火流王屋，正是弥显大周之祥。这是祥瑞，不是天谴！”
“所言甚是。臣闻弥勒初成佛道时便有天魔烧宫，七宝台须臾散坏，这是大吉大利啊！”
………………
可见养几个博学多才的马屁精还是很有用处，总能在适当的时候用舒服的言辞抚慰你伤痕累累的心灵，随手拈来一个妙到毫巅的典故化解一切尴尬。
武皇于是顺理成章地继续欢宴，把明堂火灾推到值宿工匠的身上，说他们烤火不慎以致失火烧毁明堂，又派薛怀义上阵监督重造明堂，表明这事真的与他无关，一切不过是谣言是捕风捉影是子虚乌有。
上苍仍然眷顾着大周，而薛师也仍然是武皇的亲密战友，他又奉旨督造铸铜为九州之鼎和十二生肖的神像，各依方位镇守四方，象征着武周帝国江山永固。九鼎铸成之日，女皇亲临题字：羲农首出，轩昊膺期；唐虞继踵，汤禹乘时。天下光宅，海内雍熙；上元降鉴，方建隆基。
此铭文镌刻于九鼎之中最为高大的蔡州鼎，末尾有“隆基”二字，后来被视为她孙子玄宗皇帝李隆基启运的吉兆，但在当时当然没人这么附会。
一切都很正常，仿佛那场蹊跷的大火不曾发生过。武皇行若无事地处理着政务，容色镇定沉静如古井无波。可是她心中明白，一切都已经不同了。她能骗得了天下人，唯独骗不过她自己。
那个特殊的元宵节必将让她永世难忘，那无云自雷的异象，那被浓烟熏得发黑的金凤，必将一遍又一遍地在武皇的脑海中重现。天命真的要离她而去了么？神明真的已经开始厌恶她的狂妄了么？
她仿佛自一场迷梦中苏醒过来，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哪些福分是她不该得的，哪些天机是她不应晓的。
自称能预言吉凶祸福的净光老尼首当其冲，成为武皇炮轰的对象：“你不是常说你知晓过去未来事么？为什么不告诉我明堂会失火！”老尼惶遽不安，当下便与弟子四下逃散，武皇遣人一一捕获，尽数没为官婢。南下岭南为武皇采制长生药的韦什方听闻此事，即自缢身亡免受一番苦楚。
虽接受臣下的谏言未曾下制自责，但武皇已变得低调而务实。她悄然除去了“慈氏越古”的尊号，“慈氏”指弥勒，“越古”指超越古今，大约是觉得这些说法僭越太过，又下制求天下直言。用法宽平的徐有功，能干博学的魏元忠，沉稳厚重的狄仁杰，现在都召回朝堂，受到重用。武皇一向有分辨贤愚不肖的能力，如果她愿意，完全可以做到让能者在职，贤者在位。至于那个不三不四却自以为了得的薛怀义，自然也有他该去的地方。
小男生有志气是好事，可是玩个性玩到武皇面前未免找错了对象，只为顾及人言不便立刻动手。眼下民众都已淡忘了此事，这贼秃驴的死期也该到了。事情自然要做得精密周详，不能留有后患。武皇找来爱女太平公主，母女俩一番计较，依计安排停当。
洛阳皇宫，隋时称作紫微城，自武皇称帝以来几经修缮，无论在建筑的气魄上，还是在防卫的严谨上都超越前隋。宫城内有九州池，其池屈曲，象征着东海之九洲，居地十顷，水深丈余，平素鸟鱼翔泳，轻舟摇曳，风景绝佳。池中有岛，岛上有瑶光殿，亦为前隋所建，遍植花木，掩映轩陛，四面荫茂，静谧清幽。武皇便在这瑶光殿内设宴款待薛怀义。
当日武皇尚未发动革命之时，常以此地与薛怀义幽期密约，因地处隐秘，一泓碧水阻隔，不虞外人撞见，现在倒正好用作薛怀义的毙命之所。待薛怀义刚刚出现在瑶光殿，武皇事先安排好的百余个健壮妇人立刻一拥而上，将他扑倒。薛怀义虽说也练过几天拳脚功夫，却哪里敌得过这许多凶恶妇人！被结结实实地捆成一坨，拖拽到瑶光殿前的林木之下，嘴里塞布，一阵乱棍劈头盖脸地打下去，只有出的气，没了进的气。伸手一探，没了鼻息，果是死了。
风摇树影，如魔如幻，一代男宠就这么香消玉殒。武皇并不停手，以辇车载尸飞驰白马寺，趁势将薛怀义平日豢养在寺里的一干侍者恶僧尽数拿下，该处死的处死，该流放的流放，免得污言秽语流传于外。至于薛怀义的尸体，则焚化了造佛塔，算是毁尸灭迹外加废物利用，此时离他传奇式的发迹正好十年。可怜薛怀义尚未年长色衰，便消失得连渣也不剩，帝王果然都不是好东西，不管是男皇帝还是女皇帝^_^
薛怀义原名冯小宝，本来不过是洛阳城走街串巷的江湖郎中，吹点小牛，赚点小钱，过他的小日子，和这宏大的时代风云扯不上丝毫联系。却不幸被千金公主的侍女看中，带进了公主府，更不幸事后被千金公主发掘出他的“天赋异禀”，当礼物转送给太后，就此开始了他光怪陆离的一生。一夜之间他有了高门士族才能拥有的高贵姓氏，成为天下第一名刹白马寺的主持，当今驸马称他为季父，诸武朝贵尊他为薛师，昨天他做梦都高攀不上的大人物，现在都要反过来向他献媚谄笑。他只是个小人物，没读过多少书，一下子处在这种上下倒错的巨变中难免忘乎所以，看不清楚自己其实也就是那个高贵妇人的手中玩物而已。可若换了其他人，突然如冯小宝一般一步登天，又能表现得有多好呢？不管如何，从垂拱年间到证圣元年（公元685-695年），由临朝称制的太后变为君临天下的帝王，武皇一生中最辉煌的一段岁月就是和这个男人一同度过，现在他已经从这个世界上消失，骨灰掺杂在黄土里修建成佛塔，仿佛世间从来就没有这个人存在。事后回想，恐怕武皇心中也多少有些唏嘘慨叹吧。
十年光阴，弹指即逝，人的一生又有几个十年？回望白马寺的佛塔，在夕阳余晖的映衬下依然风华万千；然晚来风急，拂动檐角的塔铃，其声泠泠，与苍凉的风声相应和，却又不免带上几分凄楚了。
自从参与除掉薛怀义的密谋之后，太平公主已成为武皇的心腹，见母亲闷闷不乐，便慷慨地将闺中爱物张昌宗送给母亲。张昌宗是故宰相张行成的族孙，贵介公子，俊雅温文，决不同于薛怀义那种粗人。他有兄长张易之，兄弟俩一同得幸于武皇。张易之也是位风度翩翩的美少年，精善音律，姿容绝世，眉宇间一段不羁意态，银狐般的邪魅动人。张昌宗则更为精致秀美，传说他肤白如雪，眉目如画，更难得谈吐风雅，善解人意。曾有人赞他“美如莲花”，即刻遭到反驳：“怎么能说六郎美如莲花，应该是莲花美如六郎。六郎解语，莲花岂能解语？”这一著名的马屁出自绰号“两脚狐”的宰相杨再思之口（此人一辈子大概也就这件事被人记住），张昌宗也由此多了一个“莲花六郎”的雅号。张易之自然就是五郎了。这对兄弟俩今日该算作是花样美男了，真个春兰秋菊各擅胜场，看得人口水一地，只觉少看谁一眼都是天大的憾事，武皇当然不必为此头疼，她两个都要。
张氏兄弟现在已经完全取代了薛怀义的位置，满朝文武自然又是趋之若鹜地逢迎拍马，争着为他们牵马执鞭。不过二张毕竟是公卿子弟，不似薛怀义般惹是生非，安分守己地专心侍奉皇帝。史载这二人颇为敬业，整日锦衣敷粉，口含鸡舌香，千娇百媚，吐气如兰，出入但闻得香风阵阵，便知是皇帝宠妾来临。武皇见状越发怜爱，爱屋及乌地拜二张之母韦氏、臧氏为太夫人，百般赏赐自不必说，还敕令臧氏看中的凤阁侍郎李迥秀做臧氏的兼职情夫，可谓奉旨通奸。当年轻俊秀风流自赏的李迥秀看见鸡皮鹤发的臧氏盛装华服地向他走来时，脸色真是精彩之极，引得女皇一阵大笑。其后李迥秀日日借酒浇愁的悲惨生活也成了武皇和她的小情人常常调笑的对象。和这些青春美貌的少年郎在一起真是养眼养心啊，日子总是过得特别轻松惬意。她常和二张欢聚宴饮，间或奏以丝竹，或赌博助兴，在少年轻颦浅笑如有魔力的眼眸里，在觥筹交错嬉闹戏谑的笑语中，颓然醉倒，浑不知东方之既白。
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他乡。可是她为何仍然感觉空虚，心如同叹息的风一般彷徨不安？
她已经七十多岁了，就算将天下的美少年都齐聚宫中，又能享受得了多久？铜镜里映出来的那个人影，早已不复昔日容颜。曾经光润如玉的肌肤，被高宗皇帝称赞过无数次的前额，如今已在岁月指尖的轻抚下钝暗枯锈。二张纵然美貌绝世又如何？他们灿烂的青春，就像这满园的春花，霎一霎眼便会消逝。但这九重宫阙，万里河山，仍将以巍峨壮丽的形态存在下去，沉默而庄严，等待着它们新的主人。
是的，这就是事情的真相：世间原本没有任何一个男子可以真正满足她，即使美貌多姿如张氏兄弟。惟有大周朝、惟有至尊的权力，才是她永恒的情郎。她不惜以亲生子女为献祭，也要换得大周的万世昌盛。
于是铸天枢，封嵩岳。征收天下铜器铁器，以四夷君长集资捐赠的名义，铸就“大周万国述德天枢”。天枢为八棱铜柱，高九十尺，矗立于神都正南门的定鼎门内。天枢底部以八条蟠龙负载为基，麒麟狮子等瑞兽环绕，顶部有腾云承露盘，四条飞龙人立而起捧出火珠，火珠高一丈、围三尺，金彩辉煌，光侔日月。整项工程耗铜五十余万斤，铁三百三十余万斤，钱二万七千贯。[23]武皇一反往昔提倡周唐合一以安抚旧臣的态度，在碑文中盛赞武周革命之功，贬损李唐之德，并刻上百官及四夷君长的名字。天枢落成之日，敕令朝臣赋诗为记，大大张扬了一回。
次年，武皇下令免天下百姓租税一年，起程封嵩岳，祭后土。三十年前，她曾以皇后的身份，从李治登封泰山，如今既然是武周天下，便改封禅地点为中岳嵩山，以示与李唐划清界限。不过中国历朝历代都以泰山为封禅圣地，此番武皇以女主身份登封嵩山，不仅使她成为中国封禅史上惟一的女性封禅者，而且是惟一在泰山之外举行封禅大礼的君王。标新立异到这个地步，武皇也自有道理，她说她梦见中岳之神姓武，跟自己同姓，所以很有必要祭祀本家^_^ 少林寺的和尚真是高兴万分，这一来又多了N件文物传世。
如此的决绝，是急于摆脱李唐的阴影吧。忙不完的工程，停不下的脚步，仿佛只有通过不停的奔波和忙碌，她才能舒缓压抑在内心深处说不出口的焦灼和疑虑。借着这次封禅典礼，武皇又把中岳的神灵给封了个遍，尊神岳天中王为神岳天中黄帝，灵妃为天中黄后；夏朝帝王启为齐圣皇帝；启的母亲为玉京太后。封禅又封神，忙了个不亦乐乎，一轮闹哄哄的大戏唱罢，期待已久的明堂重建工程终于，终于，终于完工了。
新明堂高二百九十四尺，规模略小于旧制，号为“通天宫”。明堂之巅仍然铸有金凤朝阳，高达两丈，这一点倒是不弱于旧制。武皇大喜，传令大赦天下，改元万岁通天，她要以“天册金轮大圣皇帝”的身份，再享明堂。
“天册金轮圣神皇帝”是她的新尊号，比昔日的“慈氏越古金轮圣神皇帝”谦虚了很多，自称帝位受命于天，隐含祈求神灵保佑之意。新明堂也改称“通天宫”，武皇是希望借这条通天之路重新掌握神秘的天意吧。只是据佛经所言，“天”虽然神通广大，福报深厚，但依然是有情众生之一，逃脱不出六道轮回之苦，是没有资格册封转轮圣王的，更不必说弥勒化身的皇帝菩萨了。不过佛经从来不是武皇的行事准则，自然不会为此烦恼。
初夏四月，正是神都洛阳风物最美的时候，阳光已经渐转炙热，但仍留存着春日的温柔。在这样的天气里故地重游，应是怀旧的温暖多于感伤吧。
明堂仍然是那么富丽堂皇，金堆玉饰，每一处细节都精雕细琢，务求工巧。变幻奔腾的雨云，鳞爪飞扬的蟠龙，昂首嗔目的怒狮，无不栩栩如生，仿佛触手即可感知猛兽利爪的锋锐。一切都是崭新的，却并不陌生，同样的位置，同样的造型，她早已见过千百回，熟悉得像是自己身体的一部分。上圆下方，四门八窗，下层布政，上层祭天……九条雕龙仍然恭顺地匍匐在中层重檐之上，烘托出宝顶金凤的气象万千。
凤霸九天，群龙俯首。
或许是刚刚竣工的关系，宝顶之巅的凤凰显得特别辉煌灿烂，色彩亮得甚至有些刺目，阳光直直地投射在它舒展的双翼上，鲜亮的尾羽上，泛起一溜金色的火焰。料想它的羽翼应该已经被晒得发烫了吧。但金凤仍然昂首向天，沉默不语，象在倨傲地对抗着整个世界，又像在虔诚地向上天祈福。云天深处，是否真有神秘的天意存在，主宰着世间的一切兴衰成败？
通天宫。
明堂自古被视为君权和神权的双重象征，帝君可以通过这处圣地和神灵沟通人事与天象。如果明堂真的能铺就一条通天之路，那么沿着这条路上升，再上升……直入欲界色界无色界等诸天，便到达六道之中福缘最深、果报最厚的天道。
诸天胜境，只有欢乐，没有愁苦；只有光明，没有黑暗。天人们往来翔舞，洁净的身体灿然生光，如一抹横云般掠过长空，也不会投下片刻阴影。这群六道中最值得艳羡的宠儿，有着世人难以企及的美貌和神通，即使入香池沐浴，翩然而起时莹润的肌肤上也不会沾有一滴水珠。他们生活的全部就是以妙法愉悦身心，食为天厨妙味，人间任何厨子都调不出如此美味；衣为天衣无缝，霓虹般曼妙轻飘，不似凡物千缝百补。天人的精力似无穷尽，身体不知疲倦，在他们漫长的一生中，无须睡觉，无须休息，甚至不会眨巴一下眼睛，以免耽误片刻享乐的辰光。他们来去无碍，飞驰在梦幻与美的殿堂里，宛如旋转的火轮，永不会停留在一个境地。
然而作为六道的有情众生之一，即使是天人，也摆脱不了死亡的威胁。据《大毗婆沙论》所言，天人弥留之际，将出现五种衰相：其一、头上花萎；其二、腋下出汗；其三、衣裳垢腻；其四、身体臭秽；其五、本座不乐。
天人五衰。
往昔的快乐如金沙般倾泻而下，艳绝的力量自十指尖不住滴落，头上的花冠渐渐萎谢，腋下也出现了恼人的臭汗。天人飞翔时身体会奏响五种乐音，现在乐声已变得喑哑，华美的霓裳也沾染上尘埃。曾经如琉璃般清净光明的身体，开始散发出难闻的气味，象内核已经腐烂的果子，由内及外地透射出来。魅惑和力量一点一点地离体而去，即使拼命眨巴着眼睛，也打点不起精神。即将从极乐之境投入轮回的苦海，如由高山跌坠深渊，定力全失，生大恐怖，即使目前安宁的生活也让他们厌倦不耐，不安于座。
疲倦……衰亡……
即使是天，也无法避免！
苍穹高远，白云寂寂。
刚经历过明堂火灾的武皇，再次踏入这所神圣的殿堂时，她会想些什么呢？
白发妇人默然而立，衣饰华贵，身形孤寂，如明堂之巅的金凤。
时光匆匆，掠过她的发梢，不作丝毫停留。
史载：明堂重建后不久，狂风大作，宝顶金凤被风吹折，是天意？是巧合？武皇无奈之下决定更改为火珠，构成群龙捧珠的形制，中国建筑史上一凤压九龙的奇景从此成为绝响。
注：
[23] 唐书称薛怀义为太平公主的乳母出面指挥将其缢杀，通鉴不信此说，有考异，今从之。
[24]各文献所载天枢形制各不相同，此处从唐人所作之《大唐新语》
苍穹高远，白云寂寂。
刚经历过明堂火灾的武皇，再次踏入这所神圣的殿堂时，她会想些什么呢？
白发妇人默然而立，衣饰华贵，身形孤寂，如明堂之巅的金凤。
时光匆匆，掠过她的发梢，不作丝毫停留。
史载：明堂重建后不久，狂风大作，宝顶金凤被风吹折，是天意？是巧合？武皇无奈之下决定更改为火珠，构成群龙捧珠的形制，中国建筑史上一凤压九龙的奇景从此成为绝响。是年，天下大旱。武皇亲享明堂后不足一月，东北契丹部落即在首领李尽忠、孙万荣的带领下，打着“尊唐反周”的旗号起兵反叛，攻陷营州，史称“营州之乱”。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