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的《干校六记》

 




  “文革”期间,大陆稍有点名气的知识分子几乎都被送到“干校”去受磨练,但以干校生活为题材的作品甚少,不知是否余悸犹存,仍有顾忌之故。杨绛的《干校六记》可说是写这方面题材的好文章。难得的是她以“文革受害者”的身份,却写得不温不火,娓娓道来,有如闲话家常。她写的似乎都是“小事”,但从一滴水可以见到整个天空,“文革”的祸患,已是在她细致的笔触下浮现。

  例如她记她的女婿得一在“文革”中被逼自杀一事,得一在她的笔下是这样“出场”的:钱钟书是下放干校的“先遣队”,下放那天,杨绛和女儿阿圆,为女婿得一送行。“候车室里,闹闹嚷嚷,乱哄哄,人来人往;先遣队的领队人忙乱得只恨分身无术,而随身行李太多的,只恨少生了几双手。得一忙放下自己拿的东西,去帮助随身行李多得无法摆布的人。默存和我看他热心为旁人效力,不禁赞许新社会的好风尚;同时又互相安慰说,得一和善忠厚,阿圆有他在一起,我们可以放心。”

  但这样一个乐于助人、和善忠厚的青年却被迫自杀了,为的是不肯捏造“造反派”要他交出的“五·一六名单”。她记得一末了一次离开她的时候说:“妈妈,我不能对群众态度不好,我也不能顶撞宣传队,可是我决不能捏造个名单害人,我也不会撒谎。”就这样,“工宣队领导全系每天三个单元斗得一,逼他交出名单,得一就自杀了。”没加评论,甚至没发一句牢骚,已是令读者和她同样感到悲愤。前文所谓“赞许新社会的好风尚”云云,也都变成了对“文革”期间“风尚”的讽刺。

  杨绛原名杨季康,曾任清华大学外语系教授。文名当然不及丈夫,但也是著名的剧作家和翻译家。她的剧作《称心如意》、《弄真成假》等曾在北京、上海等地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