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振宁论诗及其他

 




  杨振宁喜欢谈中国古典文学,最近北京的《人民日报》就有人引用了他的一段《诗论》。

  杨说:“用中文写诗极好,因为诗不需要精确,太精确的不是好诗。旧体诗极少用介词。译文中加了介词,便会改变原诗意境。”

  这段《诗论》引起颇多“议论”,那些议论也很有趣。

  《人民日报》引用《诗论》的作者荒芜是赞同杨氏意见的,认为“这话颇有见地”。

  不同的意见则主要是针对“诗不需要精确”这句话。举一段见之于香港报纸的文字作为代表:

  “即使李白,看起来‘天马行空’,不着边际,然而用来表达他的胸臆,又怎能说不精确?屈原不那么讲究押韵,可以说是中国自由(分行)诗的始祖,但又有哪一个字,不是用在恰当的位置?因此,杨振宁是说错了!诗怎么能不要求精确?只有越精确才越是好诗。”

  这段话也不能说是没有见地,但依我看来,恐怕是由于双方对“精确”的理解不同。

  当然我也只是猜度而已,我想,杨振宁的意思恐怕不是说诗的用字无需恰当,以及表达不出作者的胸臆也算好诗吧?

  他说的“诗不需要精确”,说的恐怕是诗之所以有别于科学的一个“特点”。科学的“精确”,“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在十进制中,一加一只能等于二,决不能等于三。诗恐怕不能“限”得这样“死”的。“白发三千丈”,你见过哪个人的头发真的有三千丈?诗的好处,往往只可意会,不能言传,若是科学慨念上的精确,毫厘不差,又怎会不能言传?

  有句老话,“诗无达诂”。李商隐的一首《锦瑟》,不知有多少不同解释。有人说是政治诗,有人说是爱情诗。龚自珍的“斗大明星烂无数,长天一月坠林梢”(《秋心三首》之一)这两句诗,也有人在问:“这是抒写个人、一辈人、一代人的感觉,还是概括了千古英雄的叹息?”(万尊疑《试论龚自珍诗的艺术特色》)。但“诗无达诂”,却并非是因为那些诗的“每一个字不是用在恰当的位置”。

  据说法文是最“精确”的文字,因此国际条约多是以法文为准。但法国象征派大诗人保罗·梵乐希写的《水仙辞》,据说却是一百个人读了就有一百种不同的解释。而《水仙辞》的诞生,是被法国的文艺评论家认为“是比欧战更重大的事”的。呜呼,诗的“精确”岂易言哉?

  撇开“晦涩”的诗不谈,即使一些“明白如话”的诗,也会因为读者的背景不同,际遇不同,而有不同的感受,不同的理解。李后主《虞美人》词中的两句“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本是抒发他对旧日繁华的怀念,失去帝王宝座的悲哀。但在抗战期间,逃难到后方的人读起来却又是另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了。本来是帝王末路的哀歌,在普诵的百姓心中也会引起共鸣。(五十年代初期,中国文艺界曾因“李后主的词有没有人民性”而引起一场大笔战,参加笔战的名家对李后主的词的理解,就是众说纷纭的)

  不知我的解释是否符合杨振宁的原意。我倒另外有个感想,作为一个“美籍华人”的物理学家,杨振宁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爱好是值得称道的。至于你同不同意他的讲法,那又是另一回事了。

  今年(一九八零年)一月五日,他在广州“粒子物理理论讨论会”闭幕式上的讲话,引用了王勃的《藤王阁序》,他说:“王勃用美丽的诗句描述了当时的人力物力,有‘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两句,很确恰地道出了初唐时代中国的潜力。以后一百年的历史,中华民族发挥了这巨大的潜力,创建了盛唐的文化,为当时世界之冠。王勃这两句诗,我认为也很确恰地道出了今天中国的巨大潜力。”

  还有一个佳话,中国年青一代的著名物理学家、中山大学教授李华钟(他以层子理论得到包括杨、李在内的国际物理学家的赞扬),他是这次物理学讨论会的主持人,也是诗词的爱好者。在从化开会期间,他曾写了一首欢迎杨、李二人的诗:

  碧带溪流映紫荆,天湖泻瀑注高情。

  春风伴有归来燕,不无诗客赋新声。

  倘若不用要求“诗人”的尺度来要求他,这首诗也是颇有意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