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大陆当局试制原子弹，金庸的《明报》持强烈反对态度。陈毅针对苏联和赫鲁晓夫对中国的暗算，撤走专家，收回核弹样品，嘲讽中国妄想造原子弹一事，说了一句宁可不要裤子，也要核子的愤慨话。金庸批评这种说法，认为强国在于亲民，现在人民穷得连饭也没的吃，实在不该去发展核子武器。他的言论受到香港左翼报纸的猛烈抨击，《明报》便与《大公报》、《文汇报》、《新晚报》展开了一系列笔战。此为金庸与左翼阵营“决裂”之始。
　　强国民为本，民以食为天。金庸的这一思想无疑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基本的治国理念。金庸在谈到“小学生时代就津津有味的读了”的《三国演义》时回忆起一件事：
　　我小时候读《三国演义》，全面站在刘备的蜀汉一方，决不承认蜀汉居然会比东吴、魏国先亡，为此和我大哥激烈辩论了几个小时。大哥没有办法，只好搬出他的中学历史教科书来，指着书上清清楚楚的几行字，证明蜀汉为邓艾、钟会所灭，我才悻悻然服输，生气大半天，流了不少眼泪。（《探求一个灿烂的世纪：金庸/池田大作对话录》第303、304页）
　　罗贯中塑造的刘备的仁德形象历来赢得了无数的支持者与同情者，童年的金庸也不例外。可以想象，在几个小时的激烈辩论中，“得人心者得天下”之类的话金庸必定申诉了不少。然而，历史是复杂的，政治是多变的，大原则囊括不了奇谲的世事。所以，我们看到，“仁德”的蜀汉在三国中居然最先灭亡，而中国在困难时期的核爆却真的对后来的腾飞有着相当积极的战略意义。
　　从长远来看，金庸的观点无疑是正确的。但或许出于他的书生意气，他没有意识到那是一个非常时代的非常时期，国家需要用巨大的代价去换取一种更急需的政治能源，以提升一种具有潜在利益的国际氛围。当然，这是权变，是一时之宜，中国大陆最终还是走上了发展民生的改革开放之路——也就是说，在实践着金庸的治国理念。于是，1981年夏，金庸应邀到了北京，与邓小平长谈。在别人的眼里，这是他对“左翼”的“回归”。
　　小说《鸳鸯刀》里，众人争夺的鸳鸯刀上隐藏的大秘密，就是明明白白刻着的四个字：仁者无敌。这不啻是作者的政治寓言。当有人问他：“如何理解这个‘仁’？”金庸说：
　　我理解的“仁”，一是重视和平，坚守和平；二是重视人民生活，改善经济。为政者以此为出发点，就是成功的政治。这种政治定会赢得人心，胜过穷兵黩武和漠视民生的政治。（《南风窗》2001年12月）
　　这几句话，不仅是理解《鸳鸯刀》的钥匙，也是理解金庸政治理想的基点。
　　金庸曾表示，有意写一部“与从前的历史观完全不同”的中国通史，“立场完全站在老百姓一边”，以老百姓的日子是否“好过”作为评价那个时代的准绳。（《人民日报（华东版）》1999年4月7日）这部通史写出来到底如何我们拭目以待；清晰可见的是，金庸一生都是个民本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