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热:一种奇异的阅读现象



  读者数以亿计——持续时间之长——覆盖地域之广——读者文化跨度之大——超乎政治分歧之上——中国大陆最早的读者可能是谁——一系列难以索解之谜若问当今华文作家中拥有读者最多的是谁,大概人们会异口同声地回答:“金庸!”
  金庸作品造就了千千万万个“迷”,也带来了许许多多个“谜”。
  金庸小说最初发表在报纸上,就已拥有大量读者。自出版36 册一套的单行本以来,到1994 年止,正式印行的已达4000 万套以上。如果一册书有五人读过,那么读者就达两亿。必须注意的是,金庸小说无论在台湾还是在中国大陆,都有许多盗印本。这些盗印本的总数,可能不在正式出版数以下。
  据《远东经济评论》“文艺和社会”栏目的资深编辑西蒙·埃利根所作的粗略估算,光是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这三大市场,历年来金庸小说的销售量,连同非法盗印的在内,累计已达一亿(1)。所以,金庸小说的实际读者,很可能比上面的数字还要多出一倍至几倍。
  1991 年我曾在史坦福大学的东亚图书馆作过一点调查。他们馆藏的金庸小说,几乎都借出过几十次、上百次,“借书日期”、“还书日期”栏内盖的戳子密密麻麻。许多书都已被翻看得陈旧破烂。图书馆工作人员告诉我,他们已买过两种版本的金庸小说,结果都相似,因为借阅的人实在太多。
  我曾经以为男性青年学生才喜欢金庸小说。谁知一调查,出入非常大,许多女学生照样爱读。而且他们的父母亲和许多上了年纪的华人也同样喜欢读。真是到了不分性别、不分年龄的地步!
  “金庸热”之所以构成一种奇异的、令人注目的阅读现象,不仅由于拥有读者之多,还因为它具有下述四个突出的特点:
  一是持续时间长。文学作品的“热”,通常能保持两三年就算不错。而金庸则不同。《射雕英雄传》五十年代在报上连载,许多人争相传告,报纸发行量一下子增加很多。从那时起,可以说港澳地区就出现了“金庸热”。
  而且随着《神雕侠侣》、《天龙八部》、《笑傲江湖》等作品出现,“金庸热”四十年来竟是长盛不衰。人们可能还记得 1994 年 10 月 25 日金庸被授予北京大学“名誉教授”称号,并作两次讲演时的盛况,听他讲演的,请他签名的,真是到了人山人海、水泄不通,所发入场券几乎无用的地步,当时主持会的郝斌副校长打趣说:“今天这形势,金大侠武功再高也不好办了!”
  据我所知,仅1998 年,就有三个金庸小说研讨会在美国、中国大陆和台湾分别举行,以致有人说本年是“金庸年”。这实在就是他直到今天仍受读者热情欢迎的一个缩影。
  二是覆盖地域广。宋代柳永的词曾被人争相传诵,当时流传一句话:有井水处就有人会唱柳词。今天是“地球村”的时代,金庸小说流传之广,远非柳永可比。他的读者不但在台湾海峡两岸和东亚地区,而且延伸到了北美、欧洲、大洋洲的华人社会,可以说全世界有华人处就有金庸小说的流传。1991年我到新加坡参加国际汉学会议,坐在出租车上,听到的就是《鹿鼎记》的华语广播。我还看到过一个材料,说七十年代初南越国会议员们吵架,一个骂对方“是搞阴谋诡计的左冷禅”,对方就回骂说:“你才是虚伪阴狠的岳不群。”可见连《笑傲江湖》里这些人物在当时的南越也几乎到了人所共知的地步。据韩国学生告诉我,金庸小说在韩国早有译本,并且相当风行。而近年,日本最大的出版社德间书店也向作者买了版权,要将金庸作品全部译成日文,其中《书剑恩仇录》日译本四册已全部出版,其余的正在紧张翻译之中。就在1998 年11 月,越南的两家出版社(一为文学出版社,一为社会科学出版社)都争着要求翻译出版金庸全部小说。至于英文翻译可能相当困难,但也有人在尝试,早先有一本《雪山飞狐》;而近年,《鹿鼎记》的英文节译本亦已出版。由此看来,今天“金庸热”或许又可能超出华人世界的范围。
  三是读者文化跨度很大。金庸小说不但广大市民、青年学生和有点文化的农民喜欢读,而且连许多文化程度很高的专业人员、政府官员、大学教授、科学院士都爱读。像中国已故的数学大师华罗庚,美国的著名科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李政道以及著名数学家陈省身,我熟识的中国科学院院士黄崑、甘子钊、王选等,都是“金庸迷”。如果说上述读者还可能只是业余阅读用以消遣的话,那么,一些专门研究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的教授、专家们就不一样了,他们应该说有很高的文学鉴赏眼光和专业知识水准,而恰恰是他们,也同样很有兴趣去读金庸小说。据我所知,像美国著名学者陈世骧、夏济安、夏志清、余英时、李欧梵、刘绍铭,像中国著名文学研究家程千帆、冯其庸、章培恒、刘再复、钱理群、陈平原等,也都给予金庸小说很高评价。据香港教授林以亮说:夏济安生前非常喜欢看武侠小说,并且认为武侠小说的创作大有可为,夏自己就跃跃欲试。后来,在台湾,有人给他看了金庸的《射雕英雄传》,他就给林以亮写信说:“真命天子已经出现,我只好到扶余国去了。”(2)可见夏济安对金庸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记得1994年底,我遇到女作家宗璞,她抓住我就问:“你们开金庸的会,怎么不找我呀?”我说:“听说您前一段身体不太好?”她说:“我前一段时间住在医院,就看了好多金庸的书,《笑傲江湖》啦,《天龙八部》啦,我觉得他写得真好,我们一些作家写不出来。”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冯牧生前曾表示很愿意像对待古典名著《三国演义》、《水浒传》等一样,来参加金庸小说的点评。作家李陀则用他特有的语言说:“中国人如果不喜欢金庸,就是神经有毛病。”(3)这就不但是雅俗共赏,而且是科学家、文学家齐声同赞了。
  四是超越政治思想的分野。金庸迷中有各种政治观点的人物,既有思想激进的,也有思想保守的;既有左派,中间派,也有右派。甚至海峡两岸政治上对立得很厉害的人,国共两党人士,平时谈不拢,对金庸小说却很一致,都爱读。中国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先生,可能是大陆上最早接触金庸作品的读者之一,据他夫人卓琳女士说,邓先生在七十年代后期自江西返回北京,就托人从境外买到一套金庸小说,很喜欢读。1981 年7 月18 日上午,邓小平接见金庸时,第一句话就是:“你的小说我是读了的。”而据台湾新闻界人士透露:海峡对岸的领导人——国民党中央前主席蒋经国先生,生前也很爱读金庸作品,他的床头也经常放着一套金庸小说。这样一种完全超越了政治分歧的阅读现象,难道不值得人们思考和研究?
  除读者阅读状况非常值得注意之外,金庸小说本身还包含着一系列难以索解的有趣现象。举例说,金庸小说虽然产生在香港商业化环境中,却没有旧式武侠小说那种低级趣味和粗俗气息。又例如,金庸自己完全不会武功,却能把武林人物的打斗写得那么吸引人;金庸小说明明是武侠小说,却又有着浓重的文化气息,简直可以当作文化小说来读。再例如,武侠小说一般都以神奇、曲折来吸引人,可是金庸小说同时却又相当贴近生活、贴近人生,简直是相当生活化的;武侠小说在类型划分上无疑属于通俗文学,但如果有谁真要将金庸小说单纯归入通俗类,我敢肯定会有许许多多读者站出来强烈反对。诸如此类。金庸小说似乎充满了许多不易诠释之谜。
  20 世纪本是科学昌盛的世纪;中国新文学经过“五四”之后八十年的发展,也早已取得了绝对的优势。恰恰在这个世纪的后半期,金庸以传统形式写成的武侠小说出现了,并且如此长久地风靡不衰,这本身又是一个令人感兴趣的更大的谜。
  上述种种现象,每一项都可能潜藏着有待发掘的丰厚内涵,足以发人深省,启迪人们去思考和研究。科学地揭示现象背后的诸多原因,深入地探讨金庸作品魅力之所在,解开谜底,把金庸小说放到中国文学发展的背景上加以考察,从而衡定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正是金庸研究者们共同面对的课题和任务。
  注释
  (1)转引自张琦《金庸在西方》,载《文艺报》1997 年1 月28 日。
  (2)林以亮说的这个故事,见陆离《金庸访问记》,时为1969 年8 月22日。这篇访问记收入《诸子百家看金庸》(五),香港明窗出版社1997 年10 月版第30—31 页。
  (3)引自刘再复《我身边的金庸迷们》一文,载香港《明报月刊》1994年12 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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