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古龙小说读得多了，我在偶然中发现了一个问题：古龙笔下的英雄人物（或者说正面形象）的兵器，用刀的居多。
　　楚留香与陆小凤自然是不用兵器的，可李寻欢与叶开用的是“飞刀”，萧十一郎用的是割鹿刀，傅红雪、龙城璧、丁宁、姜断弦、花错、朱猛，用的都是刀。
　　我并非认定古龙笔下的侠客不用剑，如西门吹雪与阿飞就是有名的剑客，但古龙在兵器中特别偏爱刀，这也是一个事实。
　　这个事实，当然有作者的深意。古龙在《关于飞刀》（《飞刀，又见飞刀》的序）一文中讲得很清楚：“刀不仅是一种武器，而且在俗传的十八般武器中排名第一。”他还把刀与剑作了比较，他认为：“剑是优雅的，是属于贵族的；刀却是普遍化的，平民化的。”“剑有时候是一种华丽的装饰，有时候是一种身份和地位的象征。在某一种时候，剑甚至是权力和威严的象征。刀不是。”
　　古龙这一段对于刀与剑的分析，是很有道理的。自古以来，剑是登堂入室的，上至帝王将相，下到贵族公子，都爱佩剑，连李白、陆游这样的大诗人也与剑结下不解之缘。吴均、杜甫、白居易、贾岛、韩偓、李群玉、王世贞均留下咏剑诗。
　　这是因为剑本身具有一种高雅飘逸与浪漫神秘的气质，同样显示了它主人身份的尊贵。古龙又这样认为：“有关剑的联想，往往是在宫廷里，在深山里，在白云间。”而刀呢？它似乎比剑普遍寻常得多，它虽然是猛士的兵器，但更多使用它的是无名小卒，其身份与帝王、将相、公子、儒士，实在不可同日而语。
　　其实，“刀却是和人类生活息息相关的”（古龙语）。因为，人出世以后，从剪断他的脐带的剪刀开始，就和刀脱离不了关系，切莱、裁衣、理发、修须乃至示警、扬威、正法，哪一样离得开刀呢？在人类的生活中，刀简直与水与阳光一样重要。可是，在人们的心目中，刀远比剑普通和不引人注目。而在某种意义上，刀又比剑更野蛮、更残酷、更凶悍。总而言之，刀的名声与剑相差甚远。
　　古龙这个奇怪的发现，使我想到了一个作家的思想意识。古龙如此推崇刀，因为他的创作意识是属于平民的，他的作品也是属于大众读者的。
　　我们不妨以他的作品再作进一步探讨。中国传统的武侠小说，如《施公案》、《彭公案》与《三侠五义》，都是把侠客歌颂为执法的对象，也就是官府的帮手，他们一方面除恶惩奸，另一方面又效忠于皇帝。展昭是如此，黄天霸更是如此。
　　从这一点上，《水浒》的基本思想也是“只反官府，不反皇帝”，“只反贪官，不反清官”。再以新派武侠小说而言，金庸小说《书剑恩仇录》中的陈家洛也因袭了这种传统忠君意识，古龙之后的温瑞安则写了《四大名捕》来歌颂为官府除恶的冷血、追命、铁手、无情四个捕快。可以这样说，他们的立足点是站在人民与清官的共同立场上。而古龙小说的侠客却不同（当然他在《血鹦鹉》中也歌颂过捕快，但这只是绝少见的艺术形象），他写李寻欢、楚留香、陆小凤、江鱼儿、叶开，他们都有自己独立的人格，都敢于与官府、甚至与传统的统治思想作彻底的对抗。如陆小凤与官府爪牙金九龄斗智斗勇，就写得十分生动；又如西门吹雪的深入皇宫。他们身上，体现了古代侠客蔑视君权与官府的凛然正气。古龙这样塑造人物形象，正在表明自己的态度。他使自己笔下的英雄的气质更接近于普通百姓，并让侠客之根深深地扎在老百姓之中。我以为，这是古龙作品的进步意义之一。
　　同样从作品艺术风格来看，古龙也显示了他的平民创作思想。他在《新与变》（《大人物》序）中强调这一点：“写小说，当然是给别人看的，看的人越多越好。”可见，古龙要求自己的作品应该拥有广大的读者群。他有感于有人看不懂武侠小说，决心求新求变。所谓“变”，也就是把文字写得更简单明了，把对话写得更加生活化些，使作品更加有人情味，于是他提出：“我们若要争取更多的读者，就要想法子要不看武侠小说的人也来看武侠小说，想法子要他们对武侠小说的观念改变。”古龙这样说，也这样做。他不仅吸取了中国古典文学的精华、传统武侠小说的情节性，而且吸收了许多西方思想与欧美创作方法，他努力把各种文学精华融会贯通起来，从而创造出一种具有新的民族风格的文学——当然这是一种更加大众化的文学。
　　从古龙的创作思想及其作品来看，他确实很注意作品与读者的关系，在评论家与读者的见解有分歧时，他总是倾向于读者的青睐。他小说的文体也力求去除生涩干枯的毛病，同时让古代侠客的思想、情感与现代人有所沟通，并注意对话的生动性与口语化，这都与他为广大读者创作的旨意相吻合。
　　古龙的许多小说已搬上了银幕（他自述有两百多部武侠电影——见《风铃中的刀声》序），经过电影的传播，他笔下的形象更大众化了。他曾经这么说：“从某一种角度看大众化就是俗，就是远离文学与艺术。可是我总认为在现在这么一个社会形态中，大众化一点没有什么不好。那至少比一个人躲在象牙塔里独自哭泣的好（见《飞刀，又见飞刀·序》）。”这难道不是一种平民思想的典型反映吗？
　　今天，古龙小说能达到家喻户晓的地步，除了其作品本身的艺术感染力之外，恐怕也与古龙的创作思想——平民意识——有着必然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