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多元思考与文学创作价值观（2）_金庸、池田大作对话录

中国人的多元思考与文学创作价值观（2）

　　　传统的中国文学价值观

　　金庸：我个人以为，文学的主要目的，是抒发作者的感情，因而引起读者（或听众、或观众）的共鸣，即是以强烈而深刻的感情感动读者。文学（包括诗、小说、戏剧）的主要内容是感情。这是中国传统的观点。然而表达思想内容也是文学的一个重要目的。中国最古的文学结集是《诗经》，它的序言开宗明义就是“诗言志” （这三字最早出于《尚书·舜典》，相传是虞舜所说，但未必可靠）。

　　池田：有一句话可以说是指出了传统的中国文学观。“文学作品中在蕴含的思想，都会在其序文或跋中所提示出来。”——恩师户田先生曾发起为青年们而设的 “水浒会”，我的读书方法就是在那里得到启悟。

　　金庸：这个“志”字既包括感情和情绪，也包括心胸怀抱、思想意志，有情感部分，也有理智部分。东汉大儒郑康成（《三国演义》中曾讲到他，据说他家中连婢女也随口引用《诗经》中的诗句）的解释是：古时君主与臣子关系亲密，臣子有什么意见，对君主直说就是了，但后来君主架子渐大，威权渐重。

　　池田：群主的权威与权力与时代一样变得太大，这是中国历史的一个特征。有一种说法，指汉唐时代，群臣彼此坐在椅子上正襟危坐对话；宋代则臣下不能坐着回君主的话，必须站着；到了明、清时代，则臣下连站着答话都不行，必须跪在君主面前回话。

　　金庸：臣子不敢直言，只好引用《诗经》来婉转进言，称为“讽谏”。春秋时各国外交官及国君大臣们互相酬酢，必定引用《诗经》，作为外交谈判的开场白。近年来中英代表谈判香港问题，中方代表最初的发言往往是引一句中国古诗，似有古风。尤其是首席代表诗人周南。最近中国副总理兼外长钱其琛在演说中谈论香港前途，认为香港之回归中国已是势所必然，而且局面发展迅速，不可能逆流倒退，他引用李白的两句诗：“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劝告反对香港回归祖国的人不必枉费心力，徒然做逆势之事。

　　

　　借古讽今增加客观性与说服力

　　池田：您这一段话使我感到中国文化传统之厚实，而且带着高雅的格调。“借古讽今”是很妙的。贵国文人自古以来，无论是在文学还是政治评论等中，常有引用古典之例。这样做是为了不让人觉得自己的见解过于主观武断，以至“唯我独尊”。换言之，不管认为自己的主张如何正确，在说出口的那一刻也会来一番转折，以避免给人一种傲慢的感觉。引用古典就是抑制这种傲慢的妙法。

　　金庸：很有趣的锐见。池田：不是以自己的观点作为唯一的基准，而是建基在比自己的基准更高的基准之上。以此隐藏、限制“唯我独尊”的心态、“放纵”魔性——这与佛法的观点是相通的。释尊在最后的说法中有一节谓：自己要成为大河中的土洲，要依靠自我，不要依靠他人，要以法为洲，要依法，不要依他人，这就是我的最高教义。换言之，为了律己，不但要对外部变动不居的情况视若无睹，对自己内部那种傲慢之心也要克制，使之归依普遍之“法”，以免跌进“唯我独尊” 的陷阱。佛法中也有“文证”一说，重视依“文”的证据。重视古典、先贤先哲的语言，这是中国文化共有的特点。发言者引用至理名言，平衡语言机锋，令人不至有主观独断的感觉。
　　

　　“革命文学”：为人生、为人还是为政治

　　金庸：中国近代文学的主题是爱国。巴金先生在一篇题为《绝不会忘记》的短文中说：“爱国主义始终丢不掉，因为我是一个中国人，一直受到各种的歧视和欺凌，我感到不平，我的命运始终跟我祖国分不开。”在我出生以前，中国就已长期受到帝国主义国家的压迫，我自己个人虽没有直接受到外国人的歧视和欺凌，但国家之遭受欺压侮辱，从小就深深印入脑海。抗日战争开始不久，我家就给日本侵略军烧成白地，我母亲和我最亲爱的弟弟，就是间接给日军害死的。

　　池田：我从心底里献上深沉的哀悼之意。

　　金庸：在我的少年时代，国家民族面临生死的严峻关头，全国一心为民族之存亡而挣扎奋斗，整个文学界活动集中于抗敌卫国，那是很自然的事，抗战后国民党与共产党激烈斗争而演变为内战，文艺界几乎是一面倒的拥护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展开了一连串的运动：三反五反、镇压反革命、反右派、三面红旗大跃进，“文化大革命”……一直到“文革”结束，政治运动连续不断，文艺的全面活动不可避免的全部围绕政治运动而转动。

　　池田：“政治优先于文化”——这是中国历史的一个侧面。这个传统，在新中国成立后还继续存在。

　　金庸：“文学的根本目的是什么？”这个问题，以前在中国几乎是不能提的，因为这不是问题，文学当然是为革命服务，为人民服务，为当前的政治运动服务。任何人对此稍有怀疑，“反革命”的大帽子就抛到头上来了。

　　池田：巴金先生的挚友老舍也在斗争中殉难了。巴金先生曾写下这样的追忆文章：我仿佛看见满头血污包着一块白绸子的老人一声不响地躺在那里。他有多少思想在翻腾，有多少话要倾吐，他不能就这样撒手而去，他还有多少美好的东西要留下来啊！但是过了一天他就躺在太平湖的西岸，身上盖了一床破席。没有能把自己心灵中的宝贝完全贡献了出来，老舍同志带着多大的遗憾闭上眼睛，这是我们想像得到的。通过他的口叫出来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心声请大家侧耳倾听吧：“我爱咱们的祖国啊！可是谁爱我呢？”在“文革”中，巴金先生失去了老舍这样的许多友人，就连他最爱的妻子的生命也被夺走了。那种悲伤和悔恨岂能淡忘。

　　金庸：当全国一致抗敌救亡之时，任何人都应当为这目标而尽力，即使牺牲生命，也是理所当然。但在和平时期，文学是不是还应当只为政治服务呢？文学的写作是不是还应当必须完全旨在表达一个对国家民族有利、对人类社会有益的主题？

　　池田：我也颇有同感，巴金先生也这样说过：文学是不可能脱离政治的，但是政治绝对不能够代替文学，因为文学能够触及人的灵魂。能触及“人的灵魂”、 “人类的普遍命题”，就是文学。巴金先生所景仰的前辈鲁迅的文学观，也基于这一点。而不是“为艺术的文学”、“为文学的文学”。况且，也没有什么“为政治的文学”，说到底，只有“为人生的文学”、“为人的文学”。鲁迅活跃的时代，主张政治优于文学的无产阶级文学论成为中心，亦即所谓的“革命的文学”成了文坛的主流。但是，鲁迅却呼吁：需要的是“革命者”而非“革命文学”。时代期待着“革命者”，也就是期待着有几百上千“革命文学”的作品；倒过来如果没有这种大量高质水平的文学作品，也不能培养出更多的“革命者”。离开“创造人”、 “构筑灵魂”的根本之处，无论怎么对“革命文学”赞叹备至，其目的意识无论怎样突出显明，也不能摆脱“宣传”的范畴。

　　人生是创造价值的斗争

　　金庸：我以为文学的功能与宣传文字、说理文章性质不同。说理文章的目的，是把一件事情的道理说得清楚明白，分析得条理分明、逻辑性极强，使得读者衷心信服，接受作者的意见。要扬搞敌，就得把敌人的可恶说得淋淳尽致，叫人衷心信服，此时再不奋起托搞，国家就要灭亡，种族就要被敌人灭绝；要鼓动革命，就得列举事实，说明当前的政府和制度对人民造成极大危害，非推翻之而大大改革不可。文学也可宣传搞敌、鼓吹革命，然而不是在文章中讲道理（或通过故事中人物之口来讲道理），而是通过感人的故事或戏剧场面，激动人心的诗句，使得读者或观众接受作者的感情。不但接受，而且是热血沸腾、热泪纵横地感动。

　　池田：对，激动人心的不是满口大道理、讲大义，而是作得内心沸腾翻滚的 “大感情”的真情流露。辛亥革命前，引致表年爱国爱民热血高昂的邹容的文章《革命军》，就是一个好的例子。巴金先生的《寒夜》中，在字里行间充满着对世俗之恶，对社会的不合理的强烈控诉和愤怒，凝聚着欲罢不能的“大感情”。这种无可驳难的说服力，是那些汗牛充栋、排山倒海的宣传文章和口号无法比拟的。

　　金庸：我写的武侠小说并没有想宣扬什么主题思想，偶然也有一些对社会上丑恶现象与丑恶人物的刻画与讽刺，然而那只是兴之所至的随意发挥。真正的宗旨，当是肯定中国人传统的美德和崇高品格、崇高思想，使读者油然而起敬爷之心，觉得人生在世，固当如是。虽然大多数读者未必做得到（作者自己也做不到），但若能引起“心向往之”的意念，那也是达到目的了。

　　池田：嗯，我想，成千上万的读者喜爱您的作品，这个现实本身就证明您的创作活动是成功的，也是达到了写作的目的的。

　　金庸：比较广泛的说，文学的目标，是用文字创造一些人物、故事或感情（诗歌通常无人物、故事）来表达某些美的、善的、纯真的感情或价值。这些感情或价值，在人生中本来就有的，艺术家加以精练、安排组织，令读者受到感动，接受其价值的观点。有时作者所写的人物或故事并不是美的、善的，但仍表达一种对美的、善的价值之肯定，例如鲁迅的《阿Q正传》、《狂人日记》、《药》，俄国果戈理的《外套》，陀思妥也夫斯基的《罪与罚》、《白痴》。这个问题以前许多哲人、学者都说过了，各有不同说法。我的意见未必正确，未必完备。

　　池田：一个真挚的灵魂活着，就是踏上“希望”的路程，不断地怀着“希望”，就能不断地前进。投身于现实的浑沌之中，一边苦斗，一边开拓自己的人生的轨道 ——人的一切工作、生活，就是要为自己创造价值而斗争。执笔写作也不能例外。荷兰历史学家赫伊津哈（Huixinga1872~1945）曾这样说过：“生存就是斗争。” “人的精神生活的全部语汇，于一切斗争领域中发挥机能。”当然，有些娱乐性的读物也能将人生的现实和矛盾原形毕露地展示在读者眼前。但是，我认为，能够受万千读者深受感动工文学，即使被看作反面教材也仍在传播“生存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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