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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崇焕评传(2)


  可是君主集权的绝对专制制度,再加上连续四个昏庸腐败的皇帝,将这富于文化教养而勤劳聪明的一亿人民、这举世无双的富强大国推入了痛苦的深渊。

  张居正于万历十年逝世,二十岁的青年皇帝自己来执政了。皇帝追夺张居正的官爵,将他家产充公,家属充军,将他长子逼得自杀。神宗是相当聪明的。中国历史上的昏君大都有些小聪明,隋炀帝、宋徽宗、李后主,都是文采斐然。明神宗的聪明之上,所附加的不是文采,而是不可思议的懒惰,不可思议的贪婪。皇帝懒惰本来并不是太严重的毛病,他只须任用一两个能干的大臣,甚么事情都交给他们去办就是了,多半政治只有更加上轨道些,中国历史上不乏“主昏于上,政清于下”的先例。然而神宗懒惰之外还加上要抓权,几十年中自己不办事,也绝对不让大臣办事。这在世界历史上固然空前,相信也必绝后。做了皇帝,要甚么有甚么,但神宗所要的,偏偏只是对他最无用处的金钱。如果他不是皇帝,一定是个成功的商人,他血液中有一股不可抑制的贪性。他那些祖宗皇帝们有的阴狠毒辣,有的胡闹荒唐,但没有一个是这样难以形容的贪婪。因此近代有一位历史学者推想,他这性格是出于母系的遗传。他母亲是一个小农的女儿。

  皇帝贪钱,最方便有效的法子当然是加税。神宗所加的税不收入国库,而是收入自己的私人库房,称为“内库”。他加紧征收商税,那是本来有的,除了书籍与农具免税之外,一切商品交易都收税百分之三。他另外又发明了一种“矿税”。大批没有受过教育、因残废而心理上多多少少不正常的太监,作为皇帝的私人征税代表,四面八方的出去收矿税。只要“ 矿税使”认为甚么地方可以开矿,就要地产的所有人交矿税。这些太监无恶不作,随带太批流氓恶棍,到处敲诈勒索,乱指人家的祖宗坟墓、住宅、商店、作坊、田地,说地下有矿藏,要交矿税。结果天下骚动,激起了数不尽的民变。这些御用征税的太监权力既大,自然就强横不法,往往擅杀和拷打文武官吏。有一个太监高淮奉旨去辽东征矿税、商税,搜括了士民的财物数十万两,逮捕了不肯缴税的秀才数十人,打死指挥,诬陷总兵官犯法。神宗很懒,甚么奏章都不理会,但只要是和矿税有关的,御用税监呈报上来,他立刻批准。搜括的规模之大实是骇人听闻。在万历初年张居正当国之时,全年岁入是四百万两左右,皇宫的费用每年有定额一百二十万两,已几占岁入的三分之一。可是单在万历二十七年的五天之内,就搜括了矿税商税二百万两。这还是缴入皇帝内库的数目,太监和随从吞没的钱财,又比这数字大得多。据当时吏部尚书李戴的估计,缴入内库的只十分之一、太监克扣的是十分之二、随从瓜分的是十分之三、流氓棍徒乘机向良民勒索的是十分之四。

  可和神宗的贪婪并驾齐驱的是他的懒。

  在他二十八岁那年,大学士王家屏就上奏章说:一年之间,臣只见到天颜两次,偶然提出一些建议,也和别的官员的奏章一样,皇上完全不理。

  这种情形越来越恶化,到万历四十二年,首辅叶向高奏称:六部尚书中,现在只剩下一部有尚书了,全国的巡抚、巡按御史、各府州县的知事已缺了一半以上。他的奏章写得十分激昂,说现在已经中外离心,京城里怨声载道,大祸已在眼前,皇上还自以为不见臣子是神明妙用,恐怕自古以来的圣帝明王都没有这样妙法吧。神宗抽饱了鸦片,已经火气全无。这样的奏章,如果落在开国的太祖、成祖、末代的思宗手里,叶向高非杀头不可。

  但神宗只要有钱可括,给大臣讥讽几句、甚至骂上一顿,都无所谓。

  万历年间的众大臣说得上是知无不言,言无不荆有人上奏,说皇上这样搞法,势必民穷财尽,天下大乱;有人说陛下是放了笼中的虎豹豺狼去吞食百姓;有人说一旦百姓造反,陛下就算满屋子都是金银珠宝,又有谁来给你看守?有的指责说,皇上欺骗百姓,不免类似桀纣昏君;有的直指他任用肆无忌惮之人,去干没有天理王法之事;有的责备他说话毫无信用。臣子居然胆敢这样公然上奏痛骂皇帝,不是一两个不怕死的忠臣骂,而是大家都骂,那也是空前绝后、令人难以想象的事。然而言者谆谆,听者藐藐,神宗对这些批评全不理睬。正史上的记载,往往说“疏入,上怒,留中不报”。留中,就是不批复。或许他懒得连罚人也不想罚了,因为罚人也总得下一道圣旨才行。但直到他死,拚命搜括的作风丝毫不改。同时为了对满清用兵,又一再增加田赋。皇帝搜括所得都存于私人库房(内库),政府的公家库房(外库)却总是不够,结果是内库太实,外库太虚。在这样穷凶极恶的压榨下,百姓的生活当然是痛苦达于极点。神宗除了专心搜括之外,对其他政务始终是绝对的置之度外。万历四十三年十一月,御史翟凤的奏章中说:皇上不见廷臣,已有二十五年了。

  ①Edward Gibbon: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The Heritage Press, NewYork.

  ②这是后世论者的共同意见。《明史·神宗本纪》:“故论考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 ”赵翼《廿二史劄记·万历中矿税之害》:“论者谓明之亡,不亡于崇祯而亡于万历云。” 清高宗题明长陵神功圣德碑:“明之亡非亡于流寇,而亡于神宗之荒唐,及天启时阉宦之专横,大臣志在禄位金钱,百官专务钻营阿谀。及思宗即位,逆阉虽诛,而天下之势,已如河决不可复塞,鱼烂不可复收矣。而又苛察太甚,人怀自免之心。小民疾苦而无告,故相聚为盗,闯贼乘之,而明社遂屋。呜呼!有天下者,可不知所戒惧哉?”

  ③十六世纪后期来到中国游历的欧洲人,如G.Pereira, G.daGruz, M.deRade等人著书盛赞中国。他们拿中国的道路、城市、土地、卫生、贫民生活等和欧洲比较,认为中国好得多。见A.P.Newton, ed., Travel and Travellers of the Midle Ages; C.R.Boxer, South China in the 16th Gentury等书。直到一七九八年,马尔塞斯在《人口论第一篇》中还说中国是全世界最富庶的国家。万历年间来到中国的天主教教士利马窦等人更盛赞中国的文治制度,认为举世出无其右。参阅L.J.Gallah her, S.J.tr., China in the Six- teenth Century.

  ④Wolfram Eberhard: A History of China。P249页

  ⑤朱东润《张居正大传》:“从明太祖到神宗这一个血脉里,充满偏执和高傲……到了神宗,又在这高傲的血液里,增加新的成分。他底母亲是山西一个小农底女儿。小农有那一股贪利务得的气息,在一升麦种下土以后,他长日巴巴地在那里计算要长成一斛、一石、又硬、又好的小麦。成日的精神,集中在这一点上面。……明朝底皇帝,只有神宗嗜利,出于天性,也许只可这样地解释。”(P317页)但说小农嗜利,似乎不大妥当。小农种麦而盼望收成,既是自然而合理的期待,又是生活的唯一资料,不能说是嗜利。

  ⑥矿税的税率是胡乱指定的,在L.Carrington Good rich, A Short History of the hinese People中,说万历时的矿税是矿产价值的百分之四十,即使矿场已经停闭,矿主每年仍须按旧税率缴税。P199页

  ⑦据张居正奏疏《看详户部进呈揭帖疏》:万历五年,岁入四百三十五万九千四百余两,岁出三百四十九万四千二百余两。

  ⑧叶向高奏:“中外离心,辇毂肘腋间怨声愤盈,祸机不测,而陛下务与臣下隔绝。帷幄不得关其忠,六曹不得举其职。举天下无一可信之人,而自以为神明之妙用。臣恐自古圣帝明王,无此法也。”

  ⑨二十七年,吏部侍郎冯琦奏:“自矿税使出,民苦更甚。加以水旱蝗灾,流离载道,畿辅近地,盗贼公行,此非细故也。中使衔命,所随奸徒千百……遂今狡猾之徒,操生死之柄……五日之内,搜括公私银已二百万。奸内生奸,例外创例,不至民困财殚,激成大乱不止。伏望急图修弭,无令赤子结怨,青史贻讥。”工科给事中王德完奏:“令出柙中之虎兕以吞餍群黎,逸圈内之豺狼以搏噬百姓,怨愤无处得伸,郁结无时可解。”凤阳巡抚李三才奏:“陛下爱珠玉,民亦慕温饱,陛下爱子孙,民亦恋妻孥。奈何崇聚财贿,而使小民无朝夕之安?”又言:“近日奏章,凡及矿税,悉置不剩此宗社存亡所关,一旦众叛土崩,小民皆为敌国,陛下即黄金盈箱,明珠填屋,谁为守之?”给事中田大益奏:“内臣务为劫夺以应上求,矿不必穴而税不必商,民间丘陇阡陌皆矿也,官吏农工皆入税之人也,公私骚然,脂膏殚竭,向所谓军国正用,反致缺损。……四海之人方反唇切齿,而冀以计智甘言掩天下耳目,其可得乎?陛下矜奋自贤,沉迷不返,以豪珰奸弁为腹心,以金钱珠玉为命脉……即令逢干剖心,皋夔进谏,亦安能解其惑哉?”又言:“陛下驱率狼虎,飞而食人……夫天下至贵而金玉珠宝至贱也。积金玉珠宝若泰山,不可市天下尺寸地,而失天下,又何用金玉珠宝哉?”吏部尚书李戴奏:“今三辅嗷嗷,民不聊生;草木既尽,剥及树皮;夜窃成群,兼以昼劫;道殣相望,村空无烟。……使百姓坐而待死,更何忍言?使百姓不肯坐而待死,又何忍言?……此时赋税之役,比二十年前不啻倍矣……指其屋而挟之曰‘彼有矿’,则家立破矣;‘彼漏税’,则橐立倾矣。以无可查稽之数,用无所顾畏之人,行无天理王法之事。 ”户部尚书赵世卿上疏言:“天子之令,信如四时。三载前尝曰:‘朕心仁爱,自有停止之时。’今年复一年,更待何日?天子有戏言,王命委草莽。”万历四十四年,给事中熊明遇疏:“内库太实,外库太虚。” (以上⑧至各奏疏中的文字散见《明史》或《明通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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