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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二
后来，坎普先生给了我另一个机会。他同意收买我们在田纳西州的地，共计二十万元，先付一部分现款，其余的付长期期票。他的计划是打算从欧洲生长葡萄和酿酒的地方引进外国人，让他们定居在那片土地上，使这片土地变成酿酒之乡。他知道朗沃思先生对这些田纳西葡萄是怎么个想法，因此心里很高兴。我把合同等等东西寄给了奥里昂，要他签字，因为他是三个继承人中的一个。可是这些东西寄到的时机不巧——事实上，时机糟透了。他心血来潮，对禁酒变得非常激烈。他回信说，让那个地区由于产酒而堕落下去的事，他可不愿意沾边。他又说，他怎么能肯定坎普先生一定能公正地对待从欧洲来的可怜的人呢？——这样，没有作进一步的调查，他便把这笔买卖整个儿毁了，再也没有挽救回来。这片地，曾经突然之间涨到了二十万块钱，突然又和以前一样——一文不值，还得付税。我付税，还付其他的费用，先后付了好几年。不过我把田纳西那片地扔在一边，从此再也不管了，不论是在金钱方面，还是在别的方面，直到昨天为止。 　　到昨天为止（写于一九〇六年四月五日——原编者注），我始终认为，奥里昂把最后一亩地都给糟蹋掉了。他确实是这么个想法。不过，一位绅士昨天从田纳西来，还带来了一张地图，地图表明把很久以前的那次测量作了修正以后，我们还拥有一千英亩地哩。那是在一个煤矿区，是我爸爸一八四七年临死的时候给我们留下的那十万英亩中间的一部分。这位绅士带来一个建议，还陪同纽约一位有名望的富有的公民来看我们。建议是由田纳西的绅士把地出卖。由纽约的那位绅士负担所有费用，并且如果有人提出诉讼，由他来对付，而所得利益由田纳西绅士得三分之一，纽约绅士得三分之一，萨姆·莫菲特和他的姐姐（查尔斯·勒·韦伯斯特太太）以及我——我们是继承人——得其余的三分之一。 　　这一回，我但愿能彻底处理掉田纳西州那一片地，从此不用再烦神了。这片地本是由于一场误会而创建起来的。我爸爸是由于一场误会背上了这个包袱。又由于一场误会，把这片地卸给了我们。我决心要把一次次积累起来的误会以及留下来的地尽快地统统处理掉。 　　我是在一八六七年一月到东部来的。奥里昂在卡森城多留了一年左右。然后他把他那个一万二千块钱的房子以及家具卖了三千五百块钱钞票，折扣是百分之三十。他和他的妻子坐头等舱到了纽约。在纽约，他们在一家豪华的旅馆住下了，很阔绰地在市内到处玩，然后溜到了基厄卡克。到那里时几乎身无分文，如同一八六一年七月刚迁到那儿时一样。大致在一八七一年或一八七二年，他们来到了纽约。他们不得不到别处去。奥里昂自从到太平洋沿岸以来，一直想靠执行律师业务为生，不过他只接到了两起案子。这两起案子，他本想免费给人家办——不过结局如何，永远无法知道，因为有关的当事人，未经他插手就把案子私下里了结了。 　　我给我妈妈在基厄卡克买了一所房子——我每个月给她一笔钱。奥里昂另外给一笔。他们一起住在这座房子里。奥里昂本来可以在《城门》（一家日报）的排字房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工资待遇也不差，不过他的妻子做过州长夫人，不同意这样降低身分。她宁愿靠救济过生活。 　　不过，正如我说过的，他们到东部来了，奥里昂在纽约的《晚邮报》弄到了校对这个工作，每周十块钱。他们租了一个小单间，烧饭也在里面。他们就靠这笔钱过活。不久奥里昂到哈特福德来，要我给他在哈特福德的一家报馆找个记者当当。这样，我的办法又有试一试的机会了。我试了。我要他到哈特福德的《晚邮报》去，不带任何介绍信，只要求干些擦擦扫扫的活，或者别的什么活，什么钱也不要，就说他不需要钱，只需要工作，他一心想的便是工作。不到六个星期，他就到了这家报纸的编辑部，每周二十块钱。他干的工作是值这些钱的，马上就有别家报纸请他去，待遇要更好些，不过我要他到《邮报》那儿去，把这件事告诉他们。他们就给他提了薪，留住了他。这是他一生中最快活的职位了。这是个轻快的职位。他在各个方面都是舒舒服服的。不过，倒霉的时运终于来了。那是非来不可的。 　　在佛蒙特的拉特兰要新开办一家共和党的日报，是由一些有钱的政客开的股票公司开办的。他们要邀请奥里昂去担任主编，每年三千块钱。他很想接受。他妻子也一样——不，是加倍地想接受，三倍地想接受。我百般劝告都没有用。我说： 　　“你为人像水一般软弱。这一点人家很快就会发现的，他们不用费什么劲就会发现你为人没有骨气。他们可以像对付一个奴隶一样对付你。你可能待上六个月，但是不会更久。然后，他们不会像请走一位绅士那样请你走，他们会像对待一个游民一样把你给扔出去。” 　　后来果真如此。奥里昂和他的妻子再一次迁到了那个被贬的然而不得罪人的基厄卡克去。奥里昂从那儿写信来说，他没有重操律师业务。他认为，为他的健康起见，他需要的是新鲜空气，是一种室外的工作。他说，他的老岳父在离基厄卡克一英哩的界河边上有一小片地，还有间小房子。他打算把这块地买下来，办个养鸡场，可以供应基厄卡克小鸡和鸡蛋，还可能供应奶油——不过我不知道养鸡场上能否出产奶油。他说，这地方三千元现金便能到手。我把钱寄了去。奥里昂便开始养小鸡，每个月给我寄一份详细报告。从报告上看，他能把小鸡按一元两角五分一对推销给基厄卡克的老百姓。不过从报告上看，也可知他每一对的本钱要一元六角。奥里昂似乎并没有因此而灰心，我也就随他去了。与此同时，他每个月定期从我这里借一百块钱，月月如此。而足以说明奥里昂做生意的严格和刻板的作风是——他一向以做生意本领高强自夸的——每个月初接到一百块钱，就寄来一张这笔钱的借据，此外还按每百元年息六分，从那笔钱中，寄来三个月的利息，这些借据总是为期三个月的。当然这些我没有保留下来。这些东西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一个钱也不值的。 　　正如我说的，他总是按月寄来养鸡收益或赔本的细账——至少是每月养小鸡亏本多少——报告中包括了各种开支项目——喂鸡的饲料，给妻子买的一顶帽子，给自己买的靴子，如此等等。甚至还包括车钱，以及每月一角钱的捐款，用来帮助那些按照对这些人说来不大满意的计划坑害中国人的传教士。后来我发现开支项目中竟有教堂座位费二十五块钱，我这才火了。我要他改变一下宗教信仰，把座位给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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