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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

　　十年或十二年以后，雷德帕思作为美国演讲业的头头，在波士顿谋生。在堪萨斯那段经历的十五六年之后，我作为到处演讲的人，而他恰恰是我的经纪人。有一回，在十一月的一个晚上，在波士顿的特雷蒙旅馆，举行了一次记者聚餐会。我也参加了。我坐在首席，雷德帕思坐在我和主席的中间。另一个陌生人坐在我的另一边。我几次想和这位陌生人说话，不过他似乎无话可说，我就不再去麻烦他。他显然是个非常害羞的人，也许他前一天晚上失眠了吧。

　　第一个叫到的是雷德帕思。一提到这个名字，陌生人为之一震，仿佛很注意。他眼睛盯住了雷德帕思，对他的演讲一字不漏地听进去了。雷德帕思讲到了他在堪萨斯的经历中一些动人的事件。除了讲到别的一些事以外，他还说：

　　“我前后三次几乎抓到强悍的游击队头目，而有一次他确实是逮住了我，不过他不认识我，把我放走了，因为据他说，他正在紧紧地跟踪追击雷德帕思，没有时间把精力浪费在不足道的小鱼小虾上。”

　　下一个轮到那位陌生人说话。当雷德帕思听到他的名字时，这就轮到他为之一震，非常注意起来了。陌生人一边对雷德帕思不无情义地一瞥，一边文雅地说——我甚至可以称是甜蜜地说：

　　“你知道，我就是那个游击队头目。我现在能认识你，把你放在心上，称你为朋友，这我很高兴。”——接着以感伤的口气说，“要是我当时便认识你，能和你交往，——只要友谊能保得住——那该多幸福！”

　　比彻·高夫·纳斯比和安娜·迪金森是演讲人中少数真正了解自己的身价，并正确确定价钱的人。在镇上讲，价钱是二百元到二百五十元，在城市里讲是四百元。演讲会总是靠这四个人捞到一些利润（只要天气帮忙）。不过一般说来，一碰到叫座率很低的演讲人，就把捞到的利润又都折掉了。

　　有两个女人应该算做叫座率低的演讲者——奥利夫·洛根和凯特·菲尔德——不过有一两个季节，情况不是如此。她们索价一百元，结果有两年之久被公认为能满座的演讲人。在这以后，她们成了叫座率很低的人，很快就被搁在一边了。凯特·菲尔德在一八六七年断断续续地有那么一阵在全国各地颇有名声，这是由于在狄更斯那次极为成功的美国之行刚开始的时候，她从波士顿给《论坛报》写了几封关于狄更斯朗诵会的信——是用电报发的。这些信受到了狂热的赞扬——这些赞扬几乎到了崇拜的地步——这就定下了恰当的欢迎基调，因为当时正值举国上下对狄更斯一片狂热的时刻。加上用“电报”给报纸写信是个新奇的叫人诧异的事，因此各界人士议论纷纷。凯特·菲尔德马上成了著名人物。后来她走上了讲台。不过两三年一过，她的题目——狄更斯——便不再新鲜有趣了。人们一度去看她是仰慕其名。但是她的演讲很蹩脚，表达得矫揉造作，令人反感。因此，等到国内人们想看她的心情松弛下来的时候，讲台也就抛弃了她。

　　她是个好人，但取得浮华的名声，对她的一生来说是一场灾难。这对她是无价之宝。她自己曾在二十五年中千方百计使生活过得像个样子。可是她的努力成效不太大。她是在夏威夷群岛逝世的，她的朋友们很难过，而世人则把她忘掉了。

　　奥利夫·洛根的名声是由于……只有引荐她的人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很明显，这名声是制造出来的，而不是赢得的。她确实在报上和不著名的杂志上写过、发表过一些小东西，不过并无才华，也没有类似才华的东西。靠这些东西，她一个世纪也出不了名。她的名声是她丈夫——一个低薪的小记者——在报上散播小新闻才树起来的。在一两年中间，这类简讯不断出现，人们一拿起报纸就会碰见：

　　据说，奥利夫·洛根在纳汉特租了一间小别墅，准备在那儿避暑。

　　奥利夫·洛根坚绝不赞成午后穿短裙。

　　奥利夫·洛根将在巴黎过冬的报导失之过早。她还未下定决心。

　　奥利夫·洛根星期六晚上出席了在沃拉克举行的晚会，对新作直率地表示了赞赏。

　　奥利夫·洛根原患重病，现已康复。如病情继续好转，医生明日起将不再发表公报。

　　这样每天作广告的结果是很奇特的。奥利夫·洛根的名字为一般公众所熟悉，就像当时别的名人一般。人们往往很有兴趣地谈论她的所作所为，认真地讨论她的主张。偶尔有从偏僻地区来的孤陋寡闻的人很想增加一点见闻，这样就引起了一些令人诧异的事：

　　“谁是奥利夫·洛根？”

　　听的人答不出来，搞得自己也莫名其妙。他们从没有想到要追问这件事。

　　“她干过些什么？”

　　听的人又呆住了。他们不知道。他们没有问过。

　　“哦，那么她怎么会出名的？”

　　“哦，是由于什么事吧。我也搞不清。从没有问过，不过我想大家都知道吧。”

　　为了好玩起见，我自己也常常向那些滔滔不绝地谈论她的言行名望的人提出这些问题。被问的人也为之一惊，发现自己不过是听信人家的话，觉得她有名望罢了，其实并不知道奥利夫·洛根是什么人，做过什么事——如果做过的话。

　　凭了这样奇怪地建立起来的名声，奥利夫·洛根登上了讲台。至少曾有两个季节，美国人拥到演讲大厅去见见她。她只不过徒有其名，衣着华贵。这些东西都不能持久，尽管一时可以凭这些东西每晚收费一百块钱。在二十五年前，她就在人们的记忆中消失了。

　　我从波士顿到各地演讲旅行时，经常遇到一些有趣的伙伴。在委员会的人把我送到旅馆，道声“晚安”以前，我经常有机会跟他们愉快地聊聊天，一起抽抽烟。各地总有个委员，他们身上别了绸布的符号。他们到车站来接我，派车把我送到演讲大厅。他们坐在讲台上我后边的那一排椅子上，颇有点儿乐师的味道。开头那阵子，他们的头头往往把我介绍给观众。不过，他们的介绍总是粗俗地吹捧一番，叫我很害臊，使我一开讲时就处于不利地位。这是很蠢的风气。没有必要非介绍不可。作介绍的人几乎总是头蠢驴。他讲的话总是一堆杂乱无章的粗俗的客套，还徒劳地想说得有趣些。因此，在第一个季度以后，我总是自我介绍——当然还是老一套的介绍词。作这种改变，委员会主席是不欢迎的。在本地大庭广众之前神气活现地一站，发表一个短短的可怕的演说，这是他生活的乐趣。不让他享受这个乐趣，他受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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