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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七
他一年到旧金山来一次，脱掉了他矿工的粗布衣服，买一套十五块钱的现成衣服，帽子歪戴到耳朵边，在蒙哥马利大街上从容地行走，心满意足得像个国王一般。身旁时髦的人流不时投来嘲讽的一瞥，他全不在意，仿佛根本没有注意到。其中有一回，乔·古德曼、我以及其他一两个老熟人把吉姆带到交换银行的弹子房去。那是旧金山有钱的、时髦的年轻人玩的地方。时间是夜晚十点，二十张桌子同时开放，全占满了。我们在那里漫步，让吉姆能有充分的机会好好看看，欣赏欣赏这都市的著名的风光。 　　不时有年轻的花花公子对吉姆和他的服装说一两句挖苦话。我们听到了这些话，不过我们希望，吉姆这样自我陶醉，可能不至于发现这些话是冲着他说的。可是我们的希望落空了。吉姆马上警觉起来。接着，他想在人家说这种话的时候当场抓住他。他马上就抓住了。说话的是一个衣着讲究、身于魁梧的年轻人。吉姆朝他走去，站定了，下巴颏朝上，神情举止表现出了傲慢的架势。他郑重其事地说：“是冲着我讲的。你得道歉，要不就打一架。” 　　边上有五六个玩弹子的人听到他这么说。他们回过头来，把球杆往地板上一放，饶有兴味地等着瞧如何下场。吉姆的对手一声冷笑，说：“哦，真的吗？要是我拒绝，那又怎么样？” 　　“那你就得挨一顿打，好叫你改一改。” 　　“哦，是这样，我倒要看一看。” 　　吉姆的神情仍然严肃而沉着。他说：“我向你挑战。你必须跟我干一场。” 　　“哦，是吗？能不能请你定个时间？” 　　“现在。” 　　“那么急！地点呢？” 　　“这儿。” 　　“有意思。武器呢？” 　　“双管猎枪，上好子弹。距离，三十英呎。” 　　这是急需出面干预的时候了。古德曼把小傻瓜拉到一边，对他说：“你不了解这个对手，你这么干太危险。你仿佛以为他是在开玩笑，可是他并不是在开玩笑。他不是那号人。他是当真的。你要是拒绝决斗，他会当场打死你。你必须接受他的条件，而且得马上接受，要不就来不及了。要么接受决斗，要么道歉。当然你要道歉，有两条理由：他没有惹你，是你侮辱了他。这是一条。另一条，你自然不愿意杀死一个没有冒犯你的人，也不愿意自己给杀死。你道个歉，还得让他决定道歉该怎样措词。这得比你所能设想的道歉的话更加强烈才行。” 　　这个人道了歉，把吉姆说的话重复了一遍——他俩的四周围着一大群人在听着——那道歉的话，其措词跟古德曼所预料的完全一样。 　　我为吉姆悲痛。他是个善良而坚定的朋友，一个男子汉，一个慷慨的人，一个诚实而可敬的人，生就一个可爱的脾性。他自己不跟人家吵架，可是一旦吵到他头上，他就坚决奉陪。 　　【第二十八章】 　　我从“矿穴”回到了旧金山，一度给维吉尼亚《企业报》写些通讯，然后由萨克拉门托《工会报》派往夏威夷群岛写点关于糖业的东西。我在檀香山的时候，“大黄蜂”号快轮（中途起火）上的幸存者运到了。他们在一条小船上走了四十三天，食品只够十天用的。经过这番经历，瘦得只剩皮包骨了。我整天整夜地干，写出了一个完整详尽的报导，扔上了刚解缆的一条双桅纵帆船。这是发往加利福尼亚的唯一一篇详情报导。《工会报》给了我比一般报酬高出十倍的钱。 　　四、五个月以后，我回到加利福尼亚，发现自己已成了太平洋沿岸最著名的老实人。几家戏院的主人托马斯·麦圭尔说，如今是我发迹的大好时机——要趁热打铁——冲进演讲的阵地！我就这么干了。我宣布要就夏威夷群岛的事做一次报告。广告上最后一句话是：“门票一元，七时半开门，八时开始势将出现麻烦。”多么灵验的预言。麻烦的确在八时开始了。我发现面前只有一个听众。我吓得从头到脚几乎都瘫软了。这样持续了两分钟，真比死去还要难受。关于这件事的记忆是永远磨灭不了的，但是这事也有其积极的方面，因为从此以后，我面对听众再也不怯场了。 　　在幽默的领域里，重复的威力是很大的。几乎任何一个用词确切一成不变的习惯用语，只要每隔一段时间郑重其事地重复它五、六次，最后总是会逗得人家忍不住笑起来。四十年前，我在旧金山第二次试图作演讲时，曾有意识地证实这个道理。我第一次这样的演讲取得了成功，我很满意。然后，我准备作第二次演讲，但又有点儿怕，因为开头十五分钟并不幽默。我觉得有必要开头就让全场笑一下。这样一开始，就能和全场听众感情融洽起来，而不是听任场上逐渐凝聚起一种吹毛求疵的情绪。要是那样的话，结果就太糟糕了。我心里有了这个谱，便定下了一个方案，其大胆的程度，使我如今回忆起来，还觉得稀奇，我当初怎么竟有勇气这么坚持下来。五、六年来，旧金山给一件十分无聊、索然无味而又剎不住的趣闻害苦了，因为大家早已听腻了——腻透了。当时，仿佛不把这个发霉的趣闻给人家讲一讲，做人就没有了意义一般。我就决心在演讲时从这里开始讲起，并且一再加以重复，直到仅仅这样重复一下，便能够征服全场，引得他们发笑为止。这段趣闻写在我的一本书上。 　　在场的有一千五百人。由于我在一家报纸当了相当长时间的记者，他们之中有几百人我是认识的。他们喜欢我，他们不得不这样。他们佩服我。我知道，要是我捡起这件叫人讨厌的趣闻，并且那神气仿佛当作什么新奇的好事，那他们一定会难过，会失望，会从心底里感到难受。我开头描绘了一段我在横贯大陆的公共马车上第一天的遭遇，然后说： 　　“第二天，在大草原上，在一家小小的驿站上，有一个人走了进来，高高兴兴地随便闲聊了一会儿。他说，‘你要是爱听的话。我给你讲一件最好笑的事。霍勒斯·格里利①有一次经过这条路。他离开卡森城的时候，对马车夫汉克·蒙克说，他约定了要在普拉塞维尔作一次演讲，急着要赶路。汉克·蒙克挥起鞭子，车子开动了，走得飞快。马车一跳一蹦地往前猛赶，把霍勒斯上衣的钮扣全都颠掉了。到后来，他的脑袋穿透了马车的顶篷。他就向汉克·蒙克大声叫唤，请他赶得稳当一些——说他不像刚才说的那么急了。可是汉克·蒙克说，霍勒斯，你坐好，我会及时把你送到！——你们也敢打赌，他当然及时赶到了，可是他啊，给搞成了什么样子啊！’” 　　①霍勒斯·格里利：（1812-1872），著名新闻记者，政论家，反奴运动领袖之一。 　　我的声音很单调，讲得无声无色，没有强调哪一个字，讲得万分枯燥与无聊。然后我停了一下，显得自己非常得意，仿佛正期待着激起一阵笑声。当然没有什么笑声。也没有什么类似笑声的迹象。有的只是一片沉寂。举目望去，只见那一张张脸的海洋，看上去心里可真不是个滋味。有些人露出了受到侮辱的神色；有的显得很反感；而我的朋友们和熟人，则仿佛替我害羞；全场如一个整体，看上去好像服了呕吐剂。 　　我装得很窘，并且装得很像。有一阵子，我什么都没有说，只是站在那里，抚弄着双手，像是无声地求告听众们可怜我。有很多人确实可怜我——这我看得出来。但是我也看出了另一些人显出要闹事的样子。我马上开始又讲起来，结结巴巴地补充讲了些横贯大陆之行中的一些琐事。然后又引向那段趣闻，那神气好像自己认识到第一回没有讲好，第二次讲究点演讲的艺术，全场准包会爱听似的。场上看出了我正引向那段趣闻，愤懑的情绪十分明显。这时，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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