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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二
25 　　公审的日子来临了。我镇静地出庭，但群众的表情使我深感悲伤。我从中找不到任何支持，任何同情。我认为，在这样的场合，我至少应当看到尊重的表示，那是陷入不幸和遭到隔离的人所需求的。但所有的脸上只流露出一种粗野不逊的好奇心。平民出身的姑娘们大惊小怪地高声谈论我的美貌和年轻。一大批属于贵族或金融界的妇女在旁听席上展示华丽的服饰，似乎赶来过节。众多的僧侣在百姓中间露着光头，唆使他们反对我；从挤得紧紧的行列里不时传来“强盗”、“渎神的人”、“野兽”等叫骂声。当地的名流们懒洋洋地倚靠在荣誉席上，用低级下流的语言议论我的激情。我以对人生深恶痛绝的平静态度听到并看见这一切；如同一个旅客抵达旅程的终点，心力交瘁、无动于衷地望着那些为了一个更远的目的地而忙乱地重又动身的人。 　　公审煞有介事地开始了，各个时代的法官行使职权时都有这个特点。我的审讯记录是简短的，虽然向我提出的关于我生平的问题多得不可胜数。我的答复使好奇的公众的期望意外地受挫，大大缩短了审讯的时间。我使自己不越出三种主要答复的范围，其内容是不变的。第一，对于一切有关我的童年和教育的问题，我回答说，我决不是走到被告席上来控诉别人的。第二，对于涉及爱德梅、我的感情的性质、我同她的关系等问题，我回答说，德·莫普拉小姐的品德和声望不允许对她跟任何一个男子的关系的性质提出哪怕最简单的疑问；至于我的感情，我没有必要向任何人说明。第三，对于目的在于使我承认我的所谓罪行的问题，我回答说，我甚至不是无意的肇事者。通过极其简短的答复，我扼要讲述了直接先于这次事件的某些情况；但是感到应当为爱德梅也为我自己隐瞒曾经使我心神不定的纷乱的冲动，我以坠马来解释我之所以离开她的原因，以我认为有必要去追我的马以便重新护送她来解释别人发现我和她躺着的身躯远离的原因。不幸的是，这一切都不明不白，也不可能清楚。我的马跑开的方向与我所说的方向正好相反，而在我知道出事之前别人看见我的狼狈模样，用坠马解释也是不够的。他们尤其盘问我干吗同堂妹待在树林里，不像我们本来表明的那样去追随猎队。他们不愿相信我们确实是在命运指引下迷了路。他们反驳说，不能设想命运会像一个有理性的人，端着枪正好在加佐塔楼守候爱德梅，趁我转身走开五分钟的时候向她射击。他们硬说我不是施展诡计，就是使用暴力把她带到那个偏僻的地方，企图强奸她，后来或者出于没有得逞的报复心，或者由于担心罪行败露而受到惩罚，就决意杀人灭口。 　　法庭听取了所有有利于我或不利于我的证词，老实说，只有马尔卡斯一个人可以被看作真正在为我辩白。其他有利于我的证人只是确认，一个“很像莫普拉家族”的僧侣有关期间曾在瓦雷纳转悠，出事那天晚上甚至好像躲起来了，从此以后未再露面。这些证词不是在我怂恿下作的，我声明也不是应我请求而作的，这使我感到不胜惊异，因为我从上述证人中间看到几个当地最正直的人。但这些证词只在真正关心真理的埃先生的眼里才有分量。这位推事提高声音问，怎么没有责令若望·德·莫普拉先生出庭同这些证人对质，既然他已尽力通过一些证书让人确认他不在现场。这项异议仅仅被一阵愤慨的窃窃私议声接受。不把若望·莫普拉视作圣徒的人虽然不算少，但他们对我是冷漠的，到这儿来只是为了看一场戏。 　　当苦修会会士从人群中突然站出来时，伪君子们的兴奋达到了顶点。他一边装腔作势地放下风帽，大胆走近旁听席前的栏杆，一边说他是个应受蔑视的可耻罪人，但在这个人人该追求真理的场合，他认为自己作出坦率、爽直的榜样是义不容辞的责任，他甘心接受一切可以使法官们作出明断的考验。听众中传来欢欣雀跃的声音。苦修会会士被领进证人席，与证人们对质。证人们毫不迟疑地一致宣称，他们见到过的那个僧侣与这个人穿同样的衣服，外貌像一家人一样，远看颇为相像，但并不是同一个人——在这一点上他们已不存在丝毫怀疑。 　　这次事件的结果对苦修会会士来说是一次新的胜利。没有人想到，既然让人们表现得那么正直，那就很难相信他们没有真正见到过另一个苦修会会士。这会儿，我记起神甫与若望·德·莫普拉在富热泉边初次会晤时，后者曾向他三言两语地提起，他有个“教友”跟他一起云游，在古莱农庄过夜。我认为应当把这件事告诉我的律师。他去同坐在证人席上的神甫低声商议；神甫对这个情况记得很清楚，却不能进一步补充任何细节。 　　轮到神甫陈述了，他以焦虑的神情朝我转过脸来，眼里充满泪花。他慌乱地回答程式化的问题，声音微弱得几乎听不见。他费了很大劲儿控制自己，终于说了下面这番话对实质性问题作证： 　　“我正待在林中时，骑士先生求我下车，去看看他女儿到哪里去了；爱德梅从猎队走开已有相当长的时间，引起他的不安。我跑得够远的，在距加佐塔楼三十步的地方发现贝尔纳·德·莫普拉先生处于张皇失措的境地。我刚听见一声枪响，注意到他的卡宾枪没有了；他已把它扔掉（发射过了，像已证实的那样），就在几步路之外。我们一起跑到德·莫普拉小姐跟前，发现她身中两弹躺在地上。另外一个人比我们先赶到，这时正守在她身边；只有他能把从她口中听到的话告诉我们。我见到她时，她已失去知觉。” 　　“可您已从这个人口中一字不差地听到那些话了，”法庭庭长指出：“据说，在您和这个叫做帕希昂斯的有文化的农民之间存在着友谊的联系。” 　　神甫犹豫了，问良心法在这儿是否与诉讼法相矛盾；法官们是否有权要求一个人泄露别人交托给他的秘密，让他违背自己的誓言。 　　“您曾在这儿以基督的名义宣誓说真话，全部的真话，”对方回答：“该由您判断这个誓言是否不比您以前可能起过的誓言更庄严。” 　　“不过，如果我是在保证不泄漏忏悔内容的情况下接受这个秘密的，”神甫说，“您就肯定不会劝我泄漏它了。” 　　“很久以来，”庭长说，“您已不再听任何人忏悔，神甫先生。” 　　听到这种不合礼仪的提醒，若望·德·莫普拉喜形于色——一种恶魔似的喜悦，使我想起从前我所熟悉的他那副模样，一见痛苦和眼泪就乐不可支。 　　神甫从这次小小的人身攻击引起的气恼中找到他本来缺乏的勇气。他垂下眼睛呆了片刻。他们以为他受辱了；但他重新抬起头来时，他们看见他眼中闪耀着一种教士的既狡黠又固执的光芒。 　　“全面考虑之后，”他以非常温和的口气说，“我认为，我的良心命令我保守这个秘密；我会这样做的。” 　　“奥贝尔，”王家律师狂怒地说，“看来您不知道法律会对您这样表现的证人处以什么刑罚。” 　　“我不是不知道。”神甫的口气越发温和了。 　　“您总不见得想尝一尝吧？” 　　“需要的话，我就服刑好了，”神甫回答，一丝难以觉察的。矜持的微笑和一种极其完美的、庄重的姿态使所有在场的妇女都深受感动。 　　妇女们总是高尚而美好的事物的优秀鉴赏家。 　　“好极了，”检察官又说。“难道您坚持这种沉默的方式吗？” 　　“可能。”神甫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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