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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七
佩鲁·德拉克鲁瓦上校在拉佛罗里达·德圣佩德罗·亚历杭德里诺别墅看到的已是将军临终前的一片混乱景象。整座别墅有如一艘随波逐流的船，没有权威照管。军官们休息无定时，困了便倒头而睡，不管什么时间，他们的脾气一触即发，大动肝火，甚至连处事谨慎周到的何塞·劳伦西奥·席尔瓦都拔出剑来对待雷韦伦多大夫的默默恳求。费尔南达·巴里加总是那样镇静，她总是高高兴兴地侍奉所有那么多随时等着就餐的人。士气低落到极点的人们不分昼夜地玩牌，根本不在乎隔壁屋子里垂死的将军会听到他们的大喊大叫。一天下午，当将军烧得迷迷糊糊躺在吊床上时，有个人站在平台上扯着脖子大嚷大叫。他是来讨帐的，无理地要为6块木板、225个大钉子、600个普通的小钉子、50个镀金饰物，10尺高级白棉布，10尺马尼拉丝带和6尺一般丝带收取12个比索23个生太伏。 　　那一连串的叫嚷声压倒了其他一切声音，响彻了整个庄园。雷韦伦多大夫正在卧室里给手部骨折的蒙蒂利亚将军换绷带，两个人马上意识到在打盹间的清醒时刻，将军肯定也会听到那讨价还价的声音，于是蒙蒂利亚从窗户里探出头去竭尽全力喊道：“别吵啦，他妈的！” 　　将军闭着眼晴阻止说：“随他们便吧，归根结底，怎么算帐都对我无所谓了。” 　　只有何塞·帕拉西奥斯心中清楚，将军无须再听下去便知道他们是由于为他的葬礼募捐来的一笔钱而争吵，总数为253比索3里亚尔3夸尔托。这次募捐是由市政府组织的，除了一些私人捐款之外，还从屠宰税和监狱费用中抽了一部分钱，用途是做棺材和建造坟墓。从那时起，根据蒙蒂利亚的命令，何塞·帕拉西奥斯负责禁止任何人进入将军的卧室，不管他的级别多高，有什么头衔和身份，一律同等对待。在守护病人时他对自己也是如此严厉，仿佛是他自己要死去似的。“如果从一开头就给我这样的权力，这个人会活到100岁。”他说。 　　费尔南达·巴里加想进入卧室。 　　“这个可怜的孤儿一辈子是那样的喜欢女人，”她说，“到了临死的时候不能连一个守在床头的女人都没有，那怕是象我这样又老又丑又无用的女人。” 　　她没有被获准进去。于是，她坐在窗前企图用她的安魂经来圣化垂死者说出的那些异教徒的胡言乱语。将军去世后，她靠公共施舍活了下来，终生守孝，直到她101岁去世时为止。 　　当星期三初夜时分，邻村马马托科的牧师带着圣餐来到的时候，她在道路上撒满鲜花，并领着大家唱哀歌。两队光着脚，身穿黑色粗麻长袍、头戴花冠的印第安妇女走在前头，手里端着油灯为牧师照亮道路，同时用她们的语言为垂死者祈祷。他们穿过费尔南达在前边为他们洒满花瓣的小道，在那如此撼人心扉的瞬间，谁也没有敢去阻拦他们。将军听到这些人走进卧室，便从吊床上欠起身子，用脸膊遮着眼睛避开灯光。接着，他朝他们大吼一声，把他们赶了出去：“把这些长明灯拿走，这简直像幽灵的游行。” 　　为了避免别的屋子里压抑的气氛把已经被宣判死刑的将军窒息死，费尔南多叫来了马马托科的一支街头乐队，在庭院里罗望子树下一直吹打了一天。将军对所奏乐曲的镇静功能反应良好，一再让重奏“圣三会修女”舞曲，那是他最喜欢的对舞，人们也喜闻乐见。过去，将军不管走到哪儿，都亲自散发这首舞曲的乐谱，所以它成了谁都熟悉的一首乐曲。 　　奴隶们停下了榨糖机，在窗户上攀缘植物的缝隙里长时间地注视着将军。他裹在一条白床单里，面容比死人还苍白、憔悴。他新生的头发支棱着，脑袋象个刺猬，一边听着乐曲，一边晃脑袋打着拍子。每听完一支乐曲，他都以在巴黎歌剧院中学会的惯常礼貌鼓掌欢迎。 　　中午，在乐曲的鼓舞下，他居然喝了一小碗肉汤，吃了几个西谷椰子粉团子和几块清蒸鸡。接着，他要了面小镜子在吊床上照了照，说道：“就我这样的眼神，我还不致于死。”本来人们对雷韦伦多大夫的所谓奇迹已经失望，此刻又使大家重新燃起了希望。然而，当他的病情看上去有所好转时，他却把萨尔达将军错当成在博亚卡战役之后被桑坦德将军于一天之内未经预先审讯便枪决了的38名西班牙军官中的一位。接着，病情又急转直下，再没有恢复过来。他用仅有的一点力气叫嚷着让把乐师撤得远远的，不要打扰他临死前的安宁。当将军恢复平静之后，他盼咐威尔逊起草一封给胡斯托·布里塞尼奥将军的信，要求他和乌达内塔将军和好，算是对他死后的一种纪念。以挽救陷入可怕的无政府状态的国家。他仅仅对他口授了这封信的开头：“在我生命的最后时刻，我给您写这封信。” 　　晚上，他跟费尔南多谈得很晚，第一次就后者的前程提出了劝告。他们曾有过共同撰写回忆录的计划，但是，由于这位侄子在他身边生活了这么长的时间，可以随心所欲地把它方便地写出来，让他的子孙后代既了解将军那些光荣的岁月，也了解他那些不幸的时刻。“如果奥利里没政变他们的想法的话，他会写点什么的。”将军说，“但他跟我写的将不会一样。”费尔南多当时26岁，后来他活到88岁，他的回忆录只是支离破碎地写了屈指可数的几页，因为命运之神使他如此幸运，让他失去了记忆。 　　将军口授遗嘱的时候，何塞·帕拉西奥斯一直在卧室里，但在那种象举行圣礼一样庄严的场合，不管是他还是别人都没说一句话。可是，到了晚上，在给将军洗澡以松弛他身体的时候，他请求将军改变遗嘱上有关他的决定。“我们一辈子受穷受惯了，所以什么也不需要。”他对将军说。 　　“事实恰恰相反，”将军对他说，“我们一辈子都富有，但我们什么也没有多余过。” 　　两个人的这两种极端的说法都有道理。在他的主人、将军的母亲安排下，何塞·帕拉西奥斯自幼便侍候将军。他没有被正式宣布解放，但一直浮游于文职人员的边缘，从没有给他定过工资，也没有为他确定过地位，他的个人需要一直和将军的需要结合在一起。他甚至连吃饭穿衣的方式都跟将军一样，而且比将军的简朴还简朴，将军不愿意把他扔下不管，让他既没有军衔，也没有退休养老证明，因为到他这个年纪，已无法开始新生活了。因此，没有别的选择，8000比索的条文不仅不能取消，而且是不能拒绝接受的。 　　“这是公正的。”将军最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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