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罗旺斯的一年(16)_彼得·梅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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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六

三月　　春季到来农夫忙　　杏花怒放。白昼长了，黄昏的天空常常渲染成壮丽的粉红色波浪。狩猎的季节已过，猎犬拴好，猎枪束之高阁，等待6个月以后再用。葡萄酒需求量大增，勤劳些的农夫开始整地，散漫懒怠的这时候才慌慌张张地剪枝——这是十一月就该做的事。普罗旺斯人以一种难于言表的抖擞精神迎接春天，仿佛大自然给每个人都注射了一针兴奋剂似的。　　市场面貌急速改变。摊位上原本摆的钓鱼用具、子弹带、雨靴和清理烟囱用的长柄刷子等物，现在被各种各样形状狰狞的农具所取代；镰刀、铲子、锄头、耙子，还有农药喷洒器，如有野草或昆虫敢于威胁葡萄的生长，这些东西会洒下致命之雨，将它们消灭。　　繁花似海，新生的蔬菜遍野，咖啡馆把桌椅都摆到人行道上来。空气中洋溢着一种活跃而果断的气氛，少数特别乐观的人已经买了平底凉鞋了。　　散漫的工人　　与这份迫不及待的情绪相反的是，厨房改建工程停滞不前。受到初春信息的催促，工人像候鸟一样飞奔而去，留下几袋水泥、几堆沙子，作为必将重返的物证。总有一天，他们会再来，完成他们没完成的工作。工人突然消失，这现象全世界普遍存在，不过它在普罗旺斯更有明确的季节性。　　“每年的复活节、八月盛夏和圣诞节假期，本地一些别墅的主人会从巴黎、苏黎世、杜塞尔多夫等地逃来，过几天或几周简朴的乡村生活。而每当他们要来之前，他们总会想到，别墅稍加整修，假期才能圆满愉快；浴室里加装一套净身设备啦，游泳池边上架一支探照灯啦，花坛重铺花砖啦，给佣人房的屋顶换瓦啦。若缺少这些必要设施，他们怎能安享短暂的乡居快乐？于是他们慌忙打电话给本地建筑商和工匠，要“在我们抵达之前做好”——非做好不可。　　紧急的指令中暗示，立即动工的话，工资从优。速度最重要，钱不是问题。诱惑太大了。密特朗刚上任时的景况，大家记忆犹新；那阵子财政紧缩，有钱人都守着钱不花，普罗旺斯的土木工程清淡。这样的景况，谁知道什么时候又会来临？任务接下了，比较不唠叨的顾客且搁在一旁，伴着休眠的水泥搅拌器和未完成却遭遗弃的房间。　　面对此情此景，有两种反应方式；两种都不会产生立竿见影，但是其一可减轻挫折感，另一则只会增加。　　我们两者都试过。起初，努力扭转时间观念，依照普罗旺斯习俗，耐心等待时光流逝。享受阳光吧，何必像城里人那样心急火燎？这个月，下个月，有何不同？来一杯茵香酒，轻松一下嘛。这法子管用了一两周，后来我们注意到堆在屋后的建材逐渐变绿，长出野草来了。我们决定改变策略，要求工人订出一个确切的日期。这段过程给了我们一些教训。　　时间在普罗旺斯是极有弹性的一种商品，清楚明确的词汇不足以界定它的真实意义。“马上”可能是指今天不知道什么时候；“；明天”则说的是本周内不详何日。最富弹性的莫过于“半个月”这一语词了。也许是三星期，也许是两个月，甚至是明年，反正绝对不会是15天的意思。　　所以，我们学会在讨论期限问题时，要看对方的手势。普罗旺斯人直视你的眼睛，说明他本周一定敲你的门，开始工作，这时候他的手怎么摆是最重要的了。若是平直不动，或拍着你的臂膀，他星期二大概会来。若有一手提升到胸前，手掌向下，左右摇摆，你可把时间调整到周三或周四；摇摆得厉害，变成晃动时，他的意思其实是下星期，或天晓得什么时候，全看那些不在他控制之内的因素而定。这些否定式言语的手势，似乎出自本能，因此比言语更能透露实情。有时，手势之外还加上一句奇妙的词儿； “正常情况下” 。这是应用极广的托词，值得为它投保。“正常情况下”，那是说天没下雨，卡车没抛锚，姐夫或小舅子没把工具箱给借去……。普罗旺斯建筑工人好像把这句话当成盖在合约上的图章，而我们愈来愈对这句话抱着无限的疑虑和厌恶。　　虽然他们这么不守承诺，又从不肯打个电话说声能不能来，我们也只好忍气吞声。因为他们总是那么和善，那么开心；只要一开工，他们总是长时间卖力地工作，工作品质又极佳。评价起来还是值得等待。所以，我们渐渐有了点哲学素养，依从普罗旺斯人的时间作息。　　我们告诉自己，打从现在起，只要对于希望达成的事根本不抱希望；那么只要能达成一丁半点的成绩就会喜出望外了。　　田地风采　　福斯坦最近行为古怪。两三天来，他驾驶那辆铿锵作响的耕耘机，后面拖着一具金属肚肠似的奇怪机器，在整齐的葡萄藤之间穿行，那机器便向两边喷洒出肥料来。他不时停机下车，走向一块过去种瓜，现在长满野草的田地。他从这一头打量那块田，回到耕耘机，喷洒一阵肥料，又到那一头去研究它。他用脚步丈量，低头沉思，抓耳挠腮。　　趁他中午回家吃饭，我走过去看他到底在那儿发现了什么好东西。可是在我看来那不过就是一块休耕的瓜田，野草之外有一些去年用来保护作物的塑料薄膜破片，空空旷旷的半亩地。我想，福斯坦是认为地底下埋藏了金银财宝吧？我们已经在家屋旁挖出两枚拿破仑金币，而据福斯坦说，可能还有更多。可是农人不会把金子埋在耕作的田地中间吧？藏在石板底下或沉入井中不是更安全？此事大有跟跷。　　那晚，他偕同安莉来访，打扮得异乎寻常的整洁，仪表堂堂，白皮鞋、桔色衬衫，还带了一罐安莉烧的兔肉。啜了几口酒之后，他神秘地倾身向前：知道我们葡萄园里所产的酒——卢贝隆坡地的酒，即将获准拥有自己的品牌？他靠回去，缓缓点头，我们全神贯注聆听新闻，他说了好几遍“是呀”。显然，福斯坦说，酒价会提高，葡萄园的主人要赚大钱了。而且，葡萄种得愈多，钱赚得愈多。我们对此并无异议，福斯坦于是端起第二杯酒——他喝酒干净利落，总是比我预期的更早饮完——提出他的建议。他认为我们的瓜田可以作更经济有效的利用。　　在他啜一大口酒的当儿，安莉从皮包里取出一份文件，是政府发的许可证件，准许我们种葡萄。我们接过文件来看，福斯坦便在旁自责不该继续种瓜，说种瓜既费时又费水，夏天里还屡遭山上跑下来的野猪偷吃。就在去年，福斯坦的弟弟杰奇所种的瓜，就损失了三分之一。被野猪吃掉！好好的收成进了野猪的肚子！福斯坦对这痛苦的回忆猛摇头，一口喝下第三杯酒，才回过神来。　　他说，他已经计算过，不种瓜，我们那块田可以插1300枝葡萄藤。我和妻子互看了一眼。我们都喜欢酒，也喜欢福斯坦，而他则显然心意已定。我们同意改种葡萄，但在福斯坦走后也就没再去想这事。福斯坦是人类之中的反刍动物，做事从不匆忙冒进；再说，在普罗旺斯哪有什么匆忙完成的事情？也许明年春天他会着手进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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