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天故事汇 > 托马斯·曼 > 死于威尼斯 >  上一页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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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民群众感到兴趣的,是生动活泼而并不诉诸理智的通俗易懂的描写,但热情奔放、追求绝对真理的青年,却只是为作者提出的问题所吸引。阿申巴赫象任何青年人一样,是热衷于研究问题的,是信奉绝对真理的。他崇奉理智,在知识的土壤上辛勤耕耘,好容易收获了播下的种子;他摈弃神秘主义,怀疑天才,对艺术嗤之以鼻——不错,正当信徒们对他的作品欣赏不已、推崇备至时,他,这个青年艺术家,却对艺术的值得争论的性质和艺术技巧方面发表一些玩世不恭的意见,使二十岁的青年们大惊失色。

  可是一颗崇高活泼的心灵,在知识尖利而严酷的锋芒面前似乎会比其他事物面前更加迅速、更加急剧地萎缩下去。确实,青年们一心所追求的目标哪怕如何苦心孤诣,诚心诚意,与大师深邃而果断的决心相比,就显得浅薄可笑。大师对知识既排斥又抗拒,掉头不屑一顾,唯恐知识会使他的意志、行动、感情甚至激情(哪怕是最低限度)变得麻木不仁,一文不值。《不幸的人》那篇著名的小说,难道不是对当代风靡一时的那种颓废心理的谴责吗?小说体现出来的人物,是一个任凭命运播弄的软弱愚钝的蠢汉,由于昏聩无能,意志薄弱,竟把自己的妻子推入一个面容光洁的青年人的怀抱里去,在卑微的境地中了却残生。作者这里用怒不可遏的语言唾弃了受遗弃的人,对道德上的犹疑不决公然表达了他的深恶痛绝之情,对自作自受所招致的苦难不寄予丝毫同情。有一句婆婆妈妈的好心肠活,说什么“了解一切,就是原谅一切”,他认为这句话丝毫没有骨气,曾公然加以驳斥。这里所呈现的,或者已清晰地展示出来的,乃是“公正无私的品质重现的奇迹”。

  不久,这就明确地成为作者谈话的主题,而且带着某种玄妙的色彩加以强调。多么奇特的思路啊!莫非正是由于这种品质的“重现”,由于这种新的品德和严谨的态度,才使他在智力上有如此成就,因而人们从那个时候起观察到他的文风似乎过于华丽秀美,简洁明澈而又工整,使他的作品此后具有明显的、甚至是刻意模仿的名家大师和经典著作的风味?然而超出了知识界限、又为知识(它起阻碍作用和解体作用)所束缚的那种德行——难道它不是又把世界和人们的心灵看得过于简单化的一种倾向,因而也助长了恶势力,鼓励了那些该受禁止的和不合伦常的行径?这样,形式上不是有两重性了吗?难道“德行”和“缺德”可以同时并存——德行是教养的结果及表现,而缺德,甚至违反德行,则在本质上意味着善恶不分,而且力图使德行屈膝于自己无限而傲慢不可一世的统治权之下?

  不管怎么样,发展的本身就是一种命运;那么,博得广大公众同情和信赖的那些人,在行动方面为什么不该与那些默默无闻的人们有别呢?当一个伟大的天才艺成脱颖而出,能经常明确地意识到他才智的价值,但同时却装出出一副孤芳自赏的姿态——其实内心充满着无法排遣的痛苦与斗争——而且还设法让世人也知道他的才智和名声时,只有冥顽不灵的吉卜赛人才感到无聊,会发出嘲笑之声。

  此外,在天才的自我形成过程中,有多少喜怒哀乐和恶风逆浪啊!随着时间的推移,古斯塔夫·阿申巴赫的文章中有一些官腔和教训队的味儿,他后几年的笔调失去了敢想敢说的犀利风格和微妙清新的色彩,变得一本正经,精雕细琢,循规蹈矩,甚至有些公式化。象人们对路易十四的传统说法那样,这位年事渐长的作家在文体方面摈弃了一切普通的字句;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学校当局把他的一些著作选载在规定的教科书中。当一个刚即位的德意志君王在腓特烈大帝史诗作者的五十寿辰授以贵族头衔时,他认为受之无愧,并不拒绝。

  他辛辛苦苦地奔波了几年,在各处寻找安居的地方,后来才不失时机地选中慕尼黑作为他永久栖身之所。他住在那里,学到市民么对社会名流那种稀有的尊敬。他青年时代就和学者家庭出身的一位姑娘结婚,但婚后只有一段短时期的幸福生活,不久妻子就去世了。他身边有一个已婚的女儿,可从来没有一个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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