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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一
荷兰绅士佩佩尔科恩（续） 　　荷兰绅士佩佩尔科恩今年整个冬天都呆在“山庄”疗养院——包括还有后来的那些时间——一直呆到春天，以致最后还一同到弗吕拉山谷以及那里的瀑布作了一次相当令人怀念的郊游（塞特姆布里尼和纳夫塔也在内）……是最后吗？是说打那次郊游以后再没有多少时间了吗？——对，没有多少时间了。是离开了吗？——既对又不对。——既对又不对吗？别再故弄玄虚了！我们懂得要有耐心。除去那些并不高贵的跳死之舞者不说，齐姆逊少尉也死了。讲话含糊不清的佩佩尔科恩是被恶性疟疾夺去生命死的吗？——不，他不是这么死的。为何要这么不耐烦呢？万事总不是一下子就能说到头的，这是必须注意的生活和叙述条件。我们也许不想反对上帝规定的人类认识形式！我们至少得尊重这个故事允许我们安排的时间！反正也不会太久了，真有点儿手忙脚乱了。 　　或者，如果不嫌声音吵闹的话，可以说事情发展得已十分快！一只小小的时针计算着我们的时间，它迈着碎步，仿佛是在计量一秒又一秒，分秒也不让。然而，只有上帝才会知道它每走一步的含义。它毫不留情地、永不停顿地越过极点。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我们已在山上这个地方好多年了。它使我们头晕目眩，这是一场没有鸦片和大麻的恶梦。道德家将会谴责我们——我们有意用许多理智的光亮和有逻辑的洞察力来反对糟糕的模糊迷雾！必须承认，这不是偶然的。我们挑选了诸如纳夫塔先生和塞特姆布里尼先生的脑袋来和我们打交道，而不是让说话模糊不清的佩佩尔科恩包围我们——这当然会导致进行一番比较，它肯定会在某些方面，具体地说会在大人物这一点上得出有利于这个后期现象的结论，就像汉斯·卡斯托普自己思索的那样。他躺在楼上的小房间里，承认除了皮特尔·佩佩尔科恩外，正是上述两位先生校正了他可怜的心灵。 　　两位指导教师的谆谆教诲，使他成了“饶舌小儿”——国王在酩酊大醉时就是这么称呼他的，叫起来既动听又令人感到幸福。封闭教育学还把他和一个地地道道的大人物联系了起来。 　　这位克拉芙迪娅·舒夏特的旅伴——一个大人物——作为巨大干扰而出现，本身就是一个问题，汉斯·卡斯托普并没有因此而对自己的价值产生过怀疑。我们重复地说一遍，他没有怀疑自己对这样一个有地位的人的真诚崇敬和好感，虽说当时也表现出轻狂，仅仅因为对这个人和那个女人把旅费合在一起使用而感到不满。汉斯·卡斯托普在那个狂欢节的晚上曾向这个女人借过一支铅笔——这不是他惯有的作风。诚然，我们完全可以估计到，这个小圈子里的某些男人和女人会对他这种“无动于衷”产生反感，他们宁愿看到他憎恨和回避佩佩尔科恩，内心里把他说成是一头老驴和一个说话含糊不清的酒鬼，在他患上疟疾时不再去探望他，不去坐到他的床前和他聊天——总而言之，他们只是注意到他对谈话作的贡献，没有注意到伟大的佩佩尔科恩作的贡献——他以一个漫游学子的好奇心接受大人物对自己的影响。他这么做了。我们叙述这件事，完全不考虑会不会使人想起费迪南·魏萨尔来，他也曾殷勤地替汉斯·卡斯托普抱双排纽扣大衣。有人会这么想并不说明什么。我们的主人公不是魏萨尔，内心痛苦不是他的事情。他恰恰不是这样的“主人公”，也就是说，他对男性的关系不是由女人决定的。按照我们的基本原则，既不能把他说得比他本人更好，也不能说得比他本人更坏。我们认为，他会干脆拒绝这么做——不是自觉地和坚决地，而是十分幼稚地拒绝受为正义而斗争的传奇式影响去反对自己的性属——拒绝在这个范围内为有益的教育经历而斗争。这一定会使女人感到不快。我们深信，舒夏特夫人就对此非常气愤，曾随口说出过这种或那种尖刻的意见—— 　　对此我们还将谈及——就是针对这一点的。不过，也许正是这种性格成了教育学合适的争论对象。 　　皮特尔·佩佩尔科恩病得很厉害——在他到达那天晚上的赌博和豪饮之后，这也就不足为奇了。几乎所有参加那天长时间而又十分劳累的聚会的人全都身感不适。汉斯·卡斯托普也不例外，头痛得非常厉害，但它并没有阻止他去探望昨天那位主人的病情。他在二楼的走廊上遇见了那个马来仆人，让仆人去向佩佩尔科恩通报，立即得到了他的准许和欢迎。 　　他穿过那个把舒夏特夫人卧室隔开的小会客室，走进荷兰人的双寝室室，发现这个房间非常宽大，家具富丽堂皇，设备齐全，与“山庄” 　　普通客房完全不同。这里有丝绸罩面的安乐椅，弧形腿的桌子，地板上铺着地毯，床也不是那种白色的病床，而是非常华丽的抛光的樱桃木床，包有一层锃亮的黄铜，没有床顶，也没有床幔和吊钩——只有一方汇合成华盖的小小穹顶。 　　佩佩尔科恩躺在其中的一张床上，红绸面的羊毛毯子上放着书籍、信件和报纸，戴着高高耸立的角质眼镜，正在阅读《电讯报》。位于他身旁的那张椅子上放着咖啡具，还有一只已喝完一半的红葡萄酒瓶—— 　　那是昨天晚上的低等烈性酒——放在床头柜的一堆药瓶边上。使汉斯·卡斯托普稍为吃惊的是佩佩尔科恩没有穿白衬衫，而是穿一件长袖羊毛衫，手腕处扣上了纽扣，颈项处没有领口，在这个老人宽阔的双肩和隆起的胸脯处显得平整而合身。他那躺在枕上与众不同的脑袋垫得高高的。这副装束使他不再像个有产者，其外貌很像普通的劳动人民，部分也像一个已梳理整容完毕的待殓死人。 　　“无论如何，年轻人，”他一边抓住眼镜的长腿摘下眼镜，一边开口说道，“请原谅——肯定不是如此。正好相反。”汉斯·卡斯托普在他床前坐了下去，对他表示了关切之情，为他良好的健康状况深感惊讶——虽说那并不是真正钦佩的感情，只是他的正义性迫使他不得不有这种感情——继而是亲切愉快的交谈，辅之以佩佩尔科恩出色的不连贯的话语和最有力的手势。他看上去并不太好，脸色黄黄的，精神不振，相当痛苦。他在天亮前发了高烧，热度挺高，是疟疾发作，其后果不单是虚弱无力，还有醉酒后难受的头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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