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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二
逻辑上的尴尬……为了打圆场，汉斯·卡斯托普便自作主张，好像引导谈话的方向是他的职司所在，提出了死刑问题来讨论。刑讯尽管废除了，法官仍然自有一套办法叫被告服输认罪。但死刑看来将永垂不朽，不可缺少。最文明开化的那些民族仍坚持保留着它。法国人企图以放逐取而代之，得到了惨痛的教训。当局干脆不知道除了砍掉他们的脑袋，还有什么别的办法能有效地处治那些“人形动物”。 　　他们不是“人形动物”，塞特姆布里尼先生纠正说；那是些人，跟他，工程师，以及发言者本身一样的人——只是这些人意志薄弱，成了不健全的社会的牺牲品。他讲到一个重罪犯人，一个杀死多人的凶手，属于检查官们在最后的公诉状中习惯地称之为“兽性的”或“人形禽兽”一类。这个人却在牢房的四壁写满了诗句，而且写得很不坏；这些诗句——比起他的检查官们偶尔心血来潮的创作来，不知要好多少倍。 　　这说明文艺是件有点特殊的事，纳夫塔反驳道。除去这点，塞特姆布里尼先生讲的情况毫无任何意义。 　　汉斯·卡斯托普说他估计对了，纳夫塔先生赞成保留死刑。在他看来，纳夫塔跟塞特姆布里尼先生一样也是革命者，只不过是保守意义上的革命者，保守的革命者。 　　塞特姆布里尼自信地微微一笑说，世界将会认真对待这种反人道的革命。纳夫塔先生在对文艺表示过怀疑之后，该坦率地谈谈他这革命是连最可鄙的反人道手段也不怕采用的吧。用这样的极端主义，不可能争取到追求光明的青年。一个以在所有文明国家取缔死刑为目标的国家联盟不久前刚刚成立。他塞特姆布里尼有幸也是该联盟成员。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会址尚待确定；不过人类可以相信，届时大会的发言者都会有足够的论据武装自己！他当即便引了几条论据，诸如误判误杀的可能性总是存在，永远也不应放弃犯人会改恶从善的希望，等等。他甚而至于引经据典，论证一个国家若不是旨在炫示暴力，而是着眼于使人变得高贵善良的话，那就不该以恶对恶。他先从科学的决定论出发抨击了“罪”的概念，然后否定了“惩罚”这个概念的合理性。 　　紧接着，“追求光明的青年”看见，纳夫塔如何一条一条地扭断塞特姆布里尼的论据的脖子。他嘲笑这位人道主义朋友对鲜血的恐惧和对生命的尊重，认为对个体生命的尊重只属于那些最平静无风的资产阶级时代，而在感情稍稍激动的情况下一旦有某种超出“安全”考虑的考虑，也就是非个人的和超个人的思想起了作用——这本是唯一符合人类尊严，在更高的意义上讲因而也是正常的状态——那就任何时候都不但会毫不犹豫地为更高的思想牺牲个体生命，而且还将要求个人志愿地为这种思想铤而走险。塞特姆布里尼先生的仁慈嘛，他说，只会导致生命失去一切沉重的和严峻的因素，只会阉割生命，连他那所谓科学的决定论也只能起这样的作用。可真实的情况是，“罪”这个概念并未因为有了决定论而被取消，相反倒增加了分量，并且变得更令人不寒而栗。 　　说得不坏。他是不是要求社会的不幸牺牲者老老实实地感觉自己有罪，相信自己走上刑场并非无辜呢？ 　　不错。罪犯自然会全身心渗透着犯罪意识。因为罪犯就是罪犯，不可能也愿意成为别样的人；而这正是罪恶的本性。纳夫塔先生将罪恶与功勋的概念从经验范畴提升到了形而上的范畴。他说，在行为和行动中自然是前定的因素起决定作用，无所谓自由可言，但存在中显然有自由。 　　人正好是他想要成为的那个样子，而且至死不会改变；他正是“为他的生”而乐于杀人，因此也就以他的生命作为偿还，这并不过分。他希望死，因为他已得到了最大的满足。 　　最大的满足？ 　　最大的。 　　大伙儿全都无言以对。汉斯·卡斯托普轻声咳嗽两声。魏萨尔把下巴撇到一边。费尔格先生连声叹息。 　　塞特姆布里尼先生温文尔雅地指出： 　　“大家看见了，有人就是这样拿他个人的情况去推论世人。请问，您能从杀人中得到满足吧？” 　　“这与您毫不相干。不过，我真要这么干了，我将当面嗤笑那个无知的人道主义者，他竟愿意喂我豆子汤直至我死。让杀人者比被杀者活得更久，这毫无意义。他们两人分享和共同保守着一个秘密，这个秘密将他们俩联系在一起；换一种类似的情况，两人还一样，只不过一个忍耐，另一个行动罢了。他们俩应该走到一起去。” 　　塞特姆布里尼冷漠地承认，他缺少理解这种死亡与凶杀的神秘主义的器官，也不稀罕有这样的器官。他毫不怀疑纳夫塔先生的神学天才——在这方面他无疑望尘莫及，不过却声明自己并不羡慕。一种无法克服的洁癖，使他远远避开刚才探索真理的青年所说的那种敬重苦难的环境。在那儿，显然不只对肉体的苦难是如此，对灵魂的也一样，简单地讲，德行、理性、健康都一钱不值，相反罪孽和疾病倒荣耀无比。 　　纳夫塔证实，德行和健康确实不是虔诚的状态。如果弄清楚了信仰与理性和道德根本没任何关系，他说，那就收获不小。须知，他补充说，信仰与生活毫无牵连。生活所依赖的条件和基础，一部分属于认识的范畴，一部分属于道德的范畴。前者系时间、空间和目的，后者指伦理和理性。所有这一切对于信仰来说不只是异己的和无意义的，而且是敌对的；须知正是它们构成了生命存在，构成了所谓健康，也就是市民的本性和庸俗平凡。而信仰世界，肯定是其绝对的反面，而且是绝对天才的反面。说到天才，他纳夫塔也不想完全否认天才在生活领域中存在的可能。有一种乐天知命的资产者，他们气魄宏大的市侩之风，他们出类拔萃的庸人习气，不可否认，也值得受到我等尊重。因为我们发现，他们那么倒背着手，挺胸凸肚，一副神气活现的样子，活脱脱成了无信仰的化身。 　　汉斯·卡斯托普像位教书先生似的举起食指。他说，他原本哪一方面都不想开罪；不过这儿显然谈到了进步，谈到了人类的进步，也就是在一定意义上谈到了有教养的西方的政治、共和制度和文明。对此他认为，生活与信仰之间的差异抑或如纳夫塔先生可能想说的矛盾，都可以归究到时间与永恒的矛盾上去。因为进步只存在于时间之中；在永恒里不存在进步，也不存在政治和辩论。在永恒里，人可以闭着眼睛不动脑筋，一切全凭上帝安排。这就是信仰和道德的区分，说得笼统一点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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