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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六三


  纳夫塔却双手垂在怀中,静静地、不露锋芒地坐在那里。他说:

  “我试图给咱们的讨论引进一点逻辑,您却以慷慨激昂的大道理作为回答。文艺复兴使世界上产生了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和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等等诸如此类的玩艺儿,这事实鄙人多少有些了解。不过,您那‘本来意义的’强调我却不以为然,因为您理想中的‘战斗的’、英雄的世纪已成为过去;这些理想早就死了,充其量今天还在作最后挣扎,将最后给予它们致命打击的拳头已经攥起。您自称革命者,如果我理解不错的话。可是,如果您相信未来革命的结果是——自由,那您就错啦。自由的原则早在十五世纪已经实现和过时。今天,一种教育学如果仍以启蒙的女儿自居,仍视自我的批判、解放、修养以及某些特定生活方式的瓦解为其教育手段,这样的教育学即使还能暂时取得论争的胜利,它的落后于时代则是明眼人不会有任何怀疑的。一切真正的教育团体历来都清楚,任何教育学实际上追求的无论何时都只有一个东西,那就是绝对命令,就是铁一般的约束,就是纪律、牺牲、自我否定,就是个性的泯灭。归根到底,以为青年喜欢自由意味着对青年缺少爱心,意味着对他们不理解。实际上,青年内心深处渴望着服从。”

  约阿希姆听得挺直了身板。汉斯·卡斯托普面孔绯红。塞特姆布里尼先生激动得直捻他那漂亮的八字胡。

  “不!”纳夫塔接着说,“时代的秘密和要求并非自我的解放和张扬。时代需要的、要求的和即将为自己创造的是——恐怖。”

  最后这个词儿,他说得比先前的所有词儿都轻,身子也一动不动,只有他的眼睛片闪闪发光。三位听者全都打了个寒噤,塞特姆布里尼也不例外,只不过他很快就镇定下来,脸上露出了微笑。

  “可我得请教请教,”他问,“有谁或者什么——您瞧瞧,我疑问太多,简直不晓得如何问起啦——您想让谁或者什么——我很不乐意说出您这个词儿——来支撑您的恐怖呢?”

  “鄙人乐意效劳。我想我不会错吧,如果我假定咱们俩都一致认为,人类曾经有过一个理想的原始状态,一个不存在国家和强权、人人都直接做上帝的孩子的状态;那儿不存在统治者和服役者,不存在法律和刑罚,没有不义,没有肉欲的结合,没有阶级差别,没有劳动,没有财产,只有平等、友爱和道德的完美。”

  “太好啦。我完全赞成,”塞特姆布里尼宣布,“我完全同意,只除去‘肉欲的结合’那一点;它显然任何时候都会有的,因为人是最发达的脊椎动物,不可能与其他生物有什么两样,也……”

  “说得对。不过,我这儿是想肯定咱们对那个原始乐园,对那种不存在司法和直接受上帝控制的状态的原则一致的意见;这种状态因为出现原罪才消失了。我相信咱们俩还能肩并肩地再往前走一段,因为咱们俩都认为国家归根到底只是一个为了防止罪孽、反对不义而缔结的社会契约,并且视它为暴力统治的根源。”

  “太好了,”塞特姆布里尼叫起来,“社会契约……这是启蒙思想,这是卢梭。没想到……”

  “请别急。咱们在这儿也就要分道扬镳了。统治权和强权原本在民众手中,民众把立法权和整个强权委托给了国家,给了君主,从这个事实,您的学派得出的结论首先是民众有对君权革命的权利。而我们相反……”

  “‘我们’?”汉斯·卡斯托普紧张地思索起来……“谁是‘我们’?待会儿我一定得找塞特姆布里尼问清楚,他这‘我们’是指谁。”

  “我们这方面也许革命性并不比您差,”纳夫塔说,“我们得出的结论首先是给教会比世俗国家优先的地位。即使国家的反上帝性质不曾明摆着写在它的额头上,但只要指出一个历史事实,即国家乃顺应民众的意志所建立,而不像教会系神的创造,就足以表明它尽管还不完全属于作孽之举,却也是为了应急和弥补罪恶的缺陷才有的措施。”

  “国家,我的先生……”

  “我清楚,您对民族的想法是什么。‘祖国之爱和无限地追求荣誉高于一切。’维吉尔说过。您只不过用一点自由个人主义来修正他,这就叫民主;可您对国家的根本态度完全没变。它的灵魂——金钱,您显然不愿触动。或者您想否认,是吗?古代社会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因为它也笃信国家权利。基督的中世纪清楚地认识到了世俗国家固有的资本主义性质。‘金钱将成为帝王。’——这是十一世纪的一则预言。您能否认它字字应验了,生活也随之彻底遭到了败坏吗?”

  “朋友,请说下去。我等着您告诉我什么是那人所不知的伟力,是那恐怖的实施者,已经等得不耐烦了。”

  “一位资产阶级代言人的大胆好奇。若要问,就问问那已将世界置于绝境的自由的实施者,是不是这个阶级吧。出于无奈,我只能拒绝对您作出回答,因为对资产阶级的政治观念我不熟悉。您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民主帝国,是民族国家原则的自行提高,实现全球化,成为一个世界国家。这个帝国的帝王呢?我们知道他是谁。你们的空想令人害怕,然而——在这一点上咱们之间又达到了某种一致。因为你们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有某些超验的性质,真的,世界国家确实是世俗国家的超越,而咱们俩在相信与人类完美的初期状态相对应,在遥远的未来有一个完美的终结状态这点上,又一致起来了。自从上帝之国的创建者格利高里大帝时代起,教会就以使人类重新回到上帝的领导下为己任。教皇并非为他自己要求得到统治权;他所代行的专制,只是达到拯救目的的手段和途径,只是从世俗国家到天堂之国的过渡形式。您对这里的两位好学青年讲过教会的血腥暴行,讲过它残忍无情的刑罚——真是太愚蠢,须知上帝的激情自然不会是和平温婉的,格利高里就说过这样的话:‘那个在血面前收回宝剑的人,应该遭到诅咒!’权利是邪恶的,我们知道。可一旦天国到来,善与恶、彼岸与此岸、精神与权利的二元论,就必然暂时化解为一个将苦行与统治统一起来的原则。这就是我所说的恐怖的必然性。”

  “实施者呢?实施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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