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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六三
纳夫塔却双手垂在怀中，静静地、不露锋芒地坐在那里。他说： 　　“我试图给咱们的讨论引进一点逻辑，您却以慷慨激昂的大道理作为回答。文艺复兴使世界上产生了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和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等等诸如此类的玩艺儿，这事实鄙人多少有些了解。不过，您那‘本来意义的’强调我却不以为然，因为您理想中的‘战斗的’、英雄的世纪已成为过去；这些理想早就死了，充其量今天还在作最后挣扎，将最后给予它们致命打击的拳头已经攥起。您自称革命者，如果我理解不错的话。可是，如果您相信未来革命的结果是——自由，那您就错啦。自由的原则早在十五世纪已经实现和过时。今天，一种教育学如果仍以启蒙的女儿自居，仍视自我的批判、解放、修养以及某些特定生活方式的瓦解为其教育手段，这样的教育学即使还能暂时取得论争的胜利，它的落后于时代则是明眼人不会有任何怀疑的。一切真正的教育团体历来都清楚，任何教育学实际上追求的无论何时都只有一个东西，那就是绝对命令，就是铁一般的约束，就是纪律、牺牲、自我否定，就是个性的泯灭。归根到底，以为青年喜欢自由意味着对青年缺少爱心，意味着对他们不理解。实际上，青年内心深处渴望着服从。” 　　约阿希姆听得挺直了身板。汉斯·卡斯托普面孔绯红。塞特姆布里尼先生激动得直捻他那漂亮的八字胡。 　　“不！”纳夫塔接着说，“时代的秘密和要求并非自我的解放和张扬。时代需要的、要求的和即将为自己创造的是——恐怖。” 　　最后这个词儿，他说得比先前的所有词儿都轻，身子也一动不动，只有他的眼睛片闪闪发光。三位听者全都打了个寒噤，塞特姆布里尼也不例外，只不过他很快就镇定下来，脸上露出了微笑。 　　“可我得请教请教，”他问，“有谁或者什么——您瞧瞧，我疑问太多，简直不晓得如何问起啦——您想让谁或者什么——我很不乐意说出您这个词儿——来支撑您的恐怖呢？” 　　“鄙人乐意效劳。我想我不会错吧，如果我假定咱们俩都一致认为，人类曾经有过一个理想的原始状态，一个不存在国家和强权、人人都直接做上帝的孩子的状态；那儿不存在统治者和服役者，不存在法律和刑罚，没有不义，没有肉欲的结合，没有阶级差别，没有劳动，没有财产，只有平等、友爱和道德的完美。” 　　“太好啦。我完全赞成，”塞特姆布里尼宣布，“我完全同意，只除去‘肉欲的结合’那一点；它显然任何时候都会有的，因为人是最发达的脊椎动物，不可能与其他生物有什么两样，也……” 　　“说得对。不过，我这儿是想肯定咱们对那个原始乐园，对那种不存在司法和直接受上帝控制的状态的原则一致的意见；这种状态因为出现原罪才消失了。我相信咱们俩还能肩并肩地再往前走一段，因为咱们俩都认为国家归根到底只是一个为了防止罪孽、反对不义而缔结的社会契约，并且视它为暴力统治的根源。” 　　“太好了，”塞特姆布里尼叫起来，“社会契约……这是启蒙思想，这是卢梭。没想到……” 　　“请别急。咱们在这儿也就要分道扬镳了。统治权和强权原本在民众手中，民众把立法权和整个强权委托给了国家，给了君主，从这个事实，您的学派得出的结论首先是民众有对君权革命的权利。而我们相反……” 　　“‘我们’？”汉斯·卡斯托普紧张地思索起来……“谁是‘我们’？待会儿我一定得找塞特姆布里尼问清楚，他这‘我们’是指谁。” 　　“我们这方面也许革命性并不比您差，”纳夫塔说，“我们得出的结论首先是给教会比世俗国家优先的地位。即使国家的反上帝性质不曾明摆着写在它的额头上，但只要指出一个历史事实，即国家乃顺应民众的意志所建立，而不像教会系神的创造，就足以表明它尽管还不完全属于作孽之举，却也是为了应急和弥补罪恶的缺陷才有的措施。” 　　“国家，我的先生……” 　　“我清楚，您对民族的想法是什么。‘祖国之爱和无限地追求荣誉高于一切。’维吉尔说过。您只不过用一点自由个人主义来修正他，这就叫民主；可您对国家的根本态度完全没变。它的灵魂——金钱，您显然不愿触动。或者您想否认，是吗？古代社会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因为它也笃信国家权利。基督的中世纪清楚地认识到了世俗国家固有的资本主义性质。‘金钱将成为帝王。’——这是十一世纪的一则预言。您能否认它字字应验了，生活也随之彻底遭到了败坏吗？” 　　“朋友，请说下去。我等着您告诉我什么是那人所不知的伟力，是那恐怖的实施者，已经等得不耐烦了。” 　　“一位资产阶级代言人的大胆好奇。若要问，就问问那已将世界置于绝境的自由的实施者，是不是这个阶级吧。出于无奈，我只能拒绝对您作出回答，因为对资产阶级的政治观念我不熟悉。您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民主帝国，是民族国家原则的自行提高，实现全球化，成为一个世界国家。这个帝国的帝王呢？我们知道他是谁。你们的空想令人害怕，然而——在这一点上咱们之间又达到了某种一致。因为你们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有某些超验的性质，真的，世界国家确实是世俗国家的超越，而咱们俩在相信与人类完美的初期状态相对应，在遥远的未来有一个完美的终结状态这点上，又一致起来了。自从上帝之国的创建者格利高里大帝时代起，教会就以使人类重新回到上帝的领导下为己任。教皇并非为他自己要求得到统治权；他所代行的专制，只是达到拯救目的的手段和途径，只是从世俗国家到天堂之国的过渡形式。您对这里的两位好学青年讲过教会的血腥暴行，讲过它残忍无情的刑罚——真是太愚蠢，须知上帝的激情自然不会是和平温婉的，格利高里就说过这样的话：‘那个在血面前收回宝剑的人，应该遭到诅咒！’权利是邪恶的，我们知道。可一旦天国到来，善与恶、彼岸与此岸、精神与权利的二元论，就必然暂时化解为一个将苦行与统治统一起来的原则。这就是我所说的恐怖的必然性。” 　　“实施者呢？实施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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