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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三
他一心想保卫这种尊严并且甚至在自己面前也如此，尽管这非常困难。须知，他已在高山疗养院的病人当中生活了近半年的时间。他逐渐察看了他们的生活和活动以及他们的习俗和观点，但是这些观察丝毫无助于他实现自己良好的愿望。只要提一提那两个十七岁和十八岁的被人称为“马克思和莫里茨”的瘦弱的花花公子就够了：他们俩晚上总是擅自外出，不是去打扑克就是和女士们在一起纵酒作乐，这已成了众人在背后议论的材料。不久以前，也就是新年后大约八天——读者们不应忘记，在我们讲故事的时候，时间已悄悄地不停地流走了——在吃早饭的时候，传出一个消息：按摩师早晨去给他们按摩，发现他们穿着弄皱了的出门穿的衣服躺在自己的床上。汉斯·卡斯托普为此也笑了。然而，这不过是对他的善良愿望的一种羞辱，而与来自育特波克的律师爱因胡佛的那些故事相比，它不过是小巫见大巫。这位律师四十多岁，蓄着尖尖的小胡子，手上长满了黑毛。一些时候以来，他取代那位已经康复的瑞典人坐在塞特姆布里尼的餐桌旁边。他不仅天天晚上大醉而归，而且有一次醉得回不了家，被人发现躺在草地上。这是一个危险的二流子，施托尔太太常指着一位在平原上已经订过婚的年轻女士讲，这女士有一次从爱因胡佛的房间里走出来，身上只穿着一件短而轻的皮大衣和所谓的革新裤子。简直太不像话——这不仅是对道德的亵渎，对汉斯·卡斯托普本人来说真是闻所未闻的事，是对他的精神上的种种努力的侮辱。 　　对于这点我还想补充说，要是不把弗伦茨辛·奥伯尔丹克小姐考虑进去，是无法认清这位律师的面目的。如前所述，奥伯尔丹克是位娇生惯养的姑娘，留着分头，头发梳得光光的，几个星期以前由她的母亲，一位来自小城市的外貌尊严的女士送上了山。弗伦茨欣·奥伯尔丹克到此地后作了第一次检查，结果证明患了轻微的疾病；患病的原因很多，可能是她犯了错误，可能是此地的空气不利于治疗疾病，而有利于疾病的发展，也可能是这位小姑娘卷入了某种阴谋诡计，因而情绪激动，损害了健康：她来后四个星期，发生了一件大家意想不到的事；她重新作了检查，回来后她走进饭厅，把她的小手提包抛到空中，用响亮的声音呼叫起来：“乌拉，我得在这里呆一年！”——整个饭厅顿时爆发出一阵荷马的笑声。可是十四天之后，流传着这样一个消息：爱因胡佛律师像流氓一样对弗伦茨馨·奥伯尔丹克动手动脚。顺便说说，流氓这个词，我们或者汉斯·卡斯托普都觉得非常恰当，因为对那些散布这一消息的人来说，它并不是什么新货色，不值得加以特别重视。从他们耸肩的神态中可以看出，这样的事情是两厢情愿的，只有一方愿意不可能发生。至少施托尔太太在这件成问题的事情上持这种态度。 　　卡洛琳纳·施托尔太太是个叫人难以忍受的女人，如果说有谁妨碍汉斯·卡斯托普真诚的精神努力的话，此人只可能是具有如此性格和癖性的施托尔太太。只要提一提她常犯的知识错误就够了。她把“垂死挣扎”说成“濒死苦闷”；要是她谴责某人无礼，就说“破了产的”。她对引起日食的天文过程的解释，简直是荒谬至极，胡说八道。看到地上的积雪，她会说这是“一种真正的能量”；有一天，她对塞特姆布里尼先生说，她正在读一本从疗养院图书馆借来的书，这本书与他有关，书名是《席勒翻译的贝内得托·切内利》！实际上却是歌德翻译的意大利雕塑家切利尼的自传。塞特姆布里尼先生听后大吃一惊，久久不能忘怀。 　　她喜欢使用惯用语，可都是些庸俗无味的老一套，使年轻的汉斯·卡斯托普受不了，总讲“这简直是到了极点！你简直想象不到！”什么的！而“极好的”这个词——它取代“出色的”和“优异的”这两个词长期在病人当中流行——被反复使用得完全失去了味道，不再流行了，她于是匆匆想出一个最新的词即“可怕的”，从此就认真地或讥讽地认为一切都是“可怕的”了，不管是雪橇路、面食还是她自己的体温，实在令人厌恶。除此之外，她最爱议论他人的长短，喜欢散布流言蜚语。她逢人便说，萨洛蒙太太今天穿着最昂贵的花边制的内衣，因为她要到医生那里作检查，要用她的精致的贴身内衣向医生们卖俏。这话在某种意义上是对的，汉斯·卡斯托普本人也觉得，检查的程序，不管它有无结果，总会给女士们带来愉快；因为她们借口检查，可以把自己打扮得花枝招展，以此卖弄风情。她担保说，来自波森的勒蒂斯太太被医生怀疑患脊髓结核，必须每星期到贝伦斯顾问的房间里接受一次十分钟的检查；在检查的过程中，她得脱光衣服在这位主任医师的面前走来走去。对于施托尔太太的这种保证，人们该说些什么呢？她的这种保证，就像她的不成体统的话一样，未必会有人相信。可是施托尔太太坚持自己的意见，愿对她所说的话发誓——尽管她很难向人解释，像她这样的可怜的女人，自己的事情已经够伤透脑筋，哪里还有闲情逸致去管别人的事情呢？自己的事已自顾不暇，为何还这般卖劲和强词夺理地宣传别人的事情呢？何况在这期间，她的体温曲线上升，她所谓的“软弱无力”也有所增加，使她感到灰心丧气，急得快要哭出来。每逢上饭厅吃饭的时候，她那总是吞声饮泣，龟裂、通红的面颊上满是泪水，用手帕蒙着脸嚎哭，以致贝伦斯打算把她送回到她的床上去，可是她却想知道贝伦斯在她的背后说了些什么，她的健康情况到底怎样，是的，她要面对实情！一天，她吃惊地发现她的床被人移动了，床尾朝着房门；这一发现差一点使她惊厥。周围的病人马上理解了她怒气冲冲和百般恐惧的原因，唯独汉斯·卡斯托普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她干吗要勃然大怒？为何床不应该像现在这样摆法？天呀，难道他真的不知道吗？她的床摆错了。 　　“床腿朝前了！……”施托尔太太绝望地大声嚷嚷，于是人们只得立即重新摆放她的床。床重新摆好后，灯光又落在她的眼睛上，依旧妨碍她睡眠。 　　所有这一切都是轻浮的，很少符合汉斯·卡斯托普的精神需要。最近几天在饭厅里发生的一桩骇人的突发事件，给年轻人留下了特别难堪的印象。一位新近来的病人，教师波波夫——一个干瘦和性情平和的人——带着他的同样干瘦和缄默的未婚妻，坐到了“好样儿的俄国人席”旁边。餐事正在进行，教师突然癫病发作，大叫一声——人们不止一次地描写过这种恶魔般的非人的号叫——倒到了地上，全身痉挛，在他椅子旁边拼命地拍打手脚，样子十分可怕、可憎。使事情更加复杂的是，当时正好上鱼，人们担心波波夫可能是鱼刺卡在喉咙里引起抽筋的。于是，出现了一场难以描绘的骚动。女士们，首先是施托尔太太，还有其他诸如萨洛蒙、勒蒂斯、黑森费尔德、马格努斯、伊尔蒂斯、莱薇和其他叫不出名字的太太女士似乎也不想落后于她，她们个个急得肝胆欲裂，以致有几位差一点变得和波波夫先生一样。到处是一片刺耳的尖叫声。到处可以看到由于激动而眯缝起来的眼睛、张开着的嘴和扭曲的上身。只有一位太太宁愿安静地昏厥过去。每一个正在咀嚼和吞咽食物的病人，被这突如其来的事件袭击，都噎得喘不过气来。一部分进餐者寻找靠自己最近的出口逃了出去，一部分甚至冲出了凉台门，尽管外面又湿又冷。可是，这次事故除了可怖以外，还让人感到某种有伤风化的成分，使大家不由自主地想到了克洛可夫斯基博士在不久前所作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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