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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一
这是一位个子矮小的淡黄色头发的女子。由于昼夜不眠地守候在亡夫身边，她头发散乱，面孔憔悴，疲惫不堪。她用手帕捂住嘴和冻红了的鼻子，用领子朝上翻起的厚呢大衣紧紧裹住身体，因为房间里很冷。暖气供应停止了，阳台门大开着。两位年轻人低声地对她说了一些在此情况下需要说的话，然后按她的指点穿过房间朝死者的床前走去——他们俩踮着脚，一步一鞠躬地朝前走，最后在死者的床边停了下来，各自摆出符合于自己性格的姿势：约阿希姆军人一般沉着，半低着头，像是在行军礼；汉斯·卡斯托普毫无拘束，陷入了沉思，两手交叉放在胸前，头歪向一边，脸上露出听音乐时的那种表情。奥地利人的头用枕头垫得高高的，床尾上的双脚在被子下突了起来，以致他的身子，这个生命的长期发展和反复的生殖循环的结果，比平时显得更加平坦，几乎像木板那样平坦。在靠近膝盖的地方放着一个用花和枝条编成的花环，从花环中伸出来的棕榈枝触到了交叉放在凹陷的胸部上的那双又大又黄和瘦骨嶙峋的手。谢顶的头同样黄而且瘦，脸上的鼻子高高地隆起，颧骨凸出，橙黄色的小胡子看上去像灌木丛，浓密得使灰色的胡子拉碴的面颊更加显得凹陷。两眼有点不自然地紧闭，汉斯·卡斯托普想，定是医生或护士将它们捏拢的，而不是自然地闭上的；人们把这种举动叫做对死者的最后爱抚，尽管它更多的是幸存者的意愿，而不是死者的意思。总之，人死后必须及时地闭上眼睛，否则，肌肉里的肌球蛋白进一步形成，就不可能再闭上眼睛，死者只好睁着眼睛强直地躺在床上啦。为了造成奥地利人仿佛睡着了的假象，人们及时地让他合了眼。 　　汉斯·卡斯托普在这些事情上早有经验，他不止一次地经历过这种场面，所以遇到情况时像行家一样练达和自在。尽管这样，他还是虔敬地站在死者的床旁。“他看上去好像在睡觉。”他满怀同情地说，尽管事实上存在着很大的区别。然后，他按照常情小声地和死者的妻子交谈起来，向她询问她丈夫的患病经过和最后几天的情况，还打听了她丈夫临终的情形以及运送遗体回喀恩滕的时间。他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表达对死者及其夫人的同情，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表现自己精通医学和伦理道德的学问。寡妇说话带奥地利口音，慢吞吞的，鼻音较重。她不时地大声抽泣。使她感到惊异的是，两位年轻人对别人的痛苦表现出如此热烈的同情。汉斯·卡斯托普向她表示，他们的表兄和他本身也是患者，至于他本人，小小年纪就不得不站在亲人们临终的床旁，是个父母双亡的孤儿，几乎可以说已经习惯于死亡。她问卡斯托普选择了什么样的职业。 　　他回答说，他“曾经是”工程师。“曾经是”工程师，为什么呢？他曾经是工程师，因为他的疾病和在此地高山疗养院里遥遥无期的逗留完全打乱了他的计划，也许甚至会成为他生活中的转折点——此时约阿希姆用审视的目光吃惊地看着他。——那么，他的表兄干什么呢？他想在平原上当兵，现在是后补军官。啊，她说，武士当然也是一种职业，它使人习惯于一本正经；一个士兵应该时刻想到随时可能与死亡接触，要是他提早目击一下死亡的情景，只会大有好处。她向这两位年轻人说了一番感谢的话；她那友好和矜持的态度，鉴于她悲惨的处境和她丈夫留下的一大笔氧气费，不能不引起表兄弟的深深尊敬。他们俩返回了自己的楼层。汉斯·卡斯托普对这次访问和交谈过程中获得的印象显然感到满意，因为它们振奋了他的精神。 　　“愿灵魂安眠。”他说，“愿土地给你轻松的生活。主啊，请赐给他永恒的安宁。你瞧，当事情关系到死亡或死者，或当人们面对死者说话的时候，拉丁文又开始有用了；在这种情况下，它是正式的语言，因为人们感到，死亡终究是件特殊的事情。然而，人们用拉丁文向死亡表示敬意并非出于人道主义的礼节，你知道吗，死者的语言并不是有教养的人们的拉丁文，它具有完全不同的精神，也许可是说具有完全相反的精神。死者的语言是宗教的拉丁文，僧侣的行话。中世纪的时候，宗教的拉丁文就像从地里冒出来似的闷声闷气而又单调凄凉的歌唱。塞特姆布里尼一点也不喜欢它，它对人道主义者、共和主义者和像他这样的教育家丝毫也没有用处；它具有另外的、有别于世上所有的精神方向的精神情绪。我认为必须弄清楚这些形形色色的精神方向，或者说得更正确些，搞清楚这些不同的精神情绪。有虔诚的和自由的精神情绪，它们各有自己的长处；我之所以反对后者，即反对塞特姆布里尼所代表的自由的精神情绪。主要是因为它以为自己独占了全部人的尊严，这是一种夸大了的精神情绪。虔诚的精神情绪同样是人的尊严的体现者，它以自己的方式促使人们做大量的好事，促使人们保持规规矩矩的态度和高尚的礼仪，看来甚至好于‘自由的精神情绪’，尽管它把自己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人的弱点和罪孽上；在这种精神情绪中，关于死亡和腐烂的思想无疑起到重要的作用。你曾经在剧院里看过席勒的《唐·卡洛斯》吗？你还记得在西班牙宫廷里的那个场面吗？我还记得，腓力浦国王穿着一身黑衣服，胸前佩带着袜带勋章和金羊皮勋章，步入宫廷；他慢慢地脱下帽子——这帽子有点像我们欧洲人的圆顶礼帽——然后把它举到头的上方，并对在场的西班牙高级贵族们说：‘重新戴上你们的帽子，我的贵族先生们！’或者说了此类的话。应该承认，他的话听起来非常庄重，完全谈不上是任性和放荡的习俗，恰恰相反；而王后却说：‘在我们法国不是这样的。’不用说，腓力浦国王的话在她看来过于准确和迂腐，她喜欢更快活些和更人道些。可是，谁的话更合乎人情呢？国王和王后都认为自己的话更合乎人情。在我看来，无论是西班牙的敬畏神灵还是庄严恭顺、循规蹈矩，都是人道的一种非常可敬的表现形式；而另一方面，人们又可以用‘合乎人情’这句话掩盖任何的懒散和拖沓。你应该承认我的话是对的。” 　　“我承认你的话对，”约阿希姆说，“我当然也不能忍受拖沓和任性，得有纪律。” 　　“是的，你是作为军人才这样说的；我承认，在军队里人们懂得这些事情。那位寡妇言之有理，你们的职业使你们养成了严肃认真的习惯。你们随时都必须估计到最严重的情况，估计到随时都可能死亡。你们穿制服，它不仅紧身，而且整洁，有上浆的领子，使你们显得气概威严。然后，你们有等级制度，懂得服从，你们讲究礼节，互相行礼；一切完全按西班牙精神进行，纯粹出于虔诚的感情，这一点我基本上还能忍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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