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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四
尽管此时烈日炎炎，但只要看一看森林中层次分明的褐红色的色调便可认出，冬天就快到了。当然，要是细看草地上的野草，它们会悄悄地告诉你真情。汉斯·卡斯托普刚到此地时，山坡上曾开满红门兰、耧斗菜、野丁香；如今，曾经装饰过山坡的这些野草再也看不到了。草地上只剩下龙胆紫和低矮的秋水仙。这说明，在地表炽热的空气中含有一定的清凉，它能使外表几乎晒黑了的卧疗病人顿感凉意彻骨，就像发高烧的病人突然冷得打哆嗦一样。 　　由于汉斯·卡斯托普不是自己时间的主人，所以他用不着监督时间的进程，无须划分、计算和命名时间单位。他并没有意识到十月已悄悄地来临，只是身体已有所感受：灼热的阳光里包含着清凉——这种新鲜而强烈的感觉甚至使他作了个烹调上的比较：他想起了他对约阿希姆说过的“出人意外的蛋卷”，即一种上边为热的鸡蛋沫、下边为冰淇淋的蛋卷。他常常说些出人意料的话，而且说得既快又流畅，声音里充满着激动，就像一个身体发热却打冷战的人在说话一样。不过，他多半沉默寡言，甚至有些孤僻，这是因为他的注意力虽然面向外部世界，但却只集中在一点上，所有其他的东西，不管是人还是物品，在汉斯·卡斯托普头脑里产生的雾中都已变得朦胧不清。这种雾，在贝伦斯顾问和克洛可夫斯基博士看来，定是他体内能溶解的病毒的产物；这一点，就连头脑迷糊的汉斯·卡斯托普本人也不否认。只不过认识本身并没有使他身上产生克服这种迷醉状态的能力，更不用说产生战胜它的愿望了。 　　因为这是一种自我陶醉，所以它不希望清醒，甚至觉得清醒是可恶的。它甚至战胜了试图削弱它的各种印象；为了保存自己，它不允许这样的印象发生。汉斯·卡斯托普知道并早就说过，舒夏特夫人的脸孔侧面并不好看，轮廓有些尖削，看上去似乎已不怎么年轻。怎么办呢？他避而不看她的侧面；要是她在远处或近处偶然向他转过脸孔的侧面，他索性就闭上眼睛；这使他感到痛苦。为什么呢？他的理智本该愉快地利用这个机会大显身手！可是，谁需要他这样做呢？……在这些美好的日子里，克拉芙迪娅再一次穿着白色的带花边的晨衣——天气暖和时，她才穿它，穿着这样的晨衣，使她显得特别妩媚动人。——到餐厅吃第二顿早饭的时候，她总是姗姗来迟，总是哐啷一声摔门而入，总是一高一低地抬起双手，微笑着把脸正对围桌用餐的病人，仿佛在亮相似的；这时候，汉斯·卡斯托普总是立刻兴奋得面色发白。他之所以如此心醉神迷，与其说是他看到了她迷人的外表，不如说她那的确诱人的外表强化了他头脑中的甜蜜舒适的醉意，使他的怡然陶醉感找到了辩护和养料。 　　像塞特姆布里尼那样的道德家，兴许会把这种缺乏意志的现象称为放荡或“放荡的一种形式”。汉斯·卡斯托普不止一次地回想起意大利作家关于“疾病与绝望”的言论；对这些言论，他要么觉得不可理解，要么装出似乎理解了的样子。他仔细观察克拉芙迪娅·舒夏特，看她松弛的脊背和朝前伸出的脖子。他发现，她总是很晚才来餐厅吃饭，既不向人说明理由，也不向人道歉，我行我素，目无他人。他发现，正是由于她缺乏基本的道德观念，出入餐厅时总是很响地开门或关门，在手里捏面包球，偶尔还咬咬指甲边儿——看到这一切，他心里突然产生一种模糊的预感：如果她有病——不错，她是有病，而且几乎不可救药，因为她有好几次不得不长久地住在这里——那么，她的疾病虽说不纯粹出自道德的根源，但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道德原因引起的，正如塞特姆布里尼曾经说过的那样，她的疾病不是她“懒散”的原因或后果，而是她的懒散本身。卡斯托普还回忆起人道主义者在谈到跟他一块儿静卧的“安息国人和斯基福人”时流露出的轻蔑神色；对这种自然、坦率、无须论证的鄙视和厌恶的神色，汉斯·卡斯托普早就心领神会。还在他刚到此地不久的时候，他端端正正地坐在饭桌旁，也曾从心底里涌起对那猛然关门的响声的巨大憎恶，甚至没有受到诱惑也去咬咬手指头——因为他手里正好拿着他的玛利亚·曼齐尼雪茄——他心里对这个细眯眯眼的外国女人的无礼行为十分恼火，但当他听到她试图用他的母语表达自己的意思的时，心中油然产生出了优越感。 　　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汉斯·卡斯托普的心理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现在，他几乎完全抛弃了原来的感觉；相反，意大利人倒成了他发怒的对象，因为他目中无人，自命不凡，瞧不起“安息国人和斯基福人”，而且他心目中的安息国人和斯基福人不单单指坐在“差劲儿的俄国人席”的病人，不单单指坐在那儿的两位俄国大学生——他们的头发蓬松，似乎没有穿内衣，用一种别人无法理解的、完全陌生的语言争论不休，显然他们除了用只有他们才懂得的语言进行争论以外，再也不知道用别的语言表达自己的意思；而他们自己的语言听起来软弱无力、枯燥乏味，使人联想起贝伦斯顾问新近所作的描写——没有肋骨的胸廓。不足为怪，这些人的修养和举止的确会使人道主义者产生优越感。他们用刀吃饭，把公用厕所弄得脏到无法形容的程度。塞特姆布里尼断言，他们当中的那位医学院高年级学生对拉丁语一窍不通，例如，他就不知道真空是什么。而汉斯·卡斯托普根据自己的经验，也不相信施托尔太太是在撒谎；她曾在吃饭时对人说，三十二号房间的那一对夫妇，每当早晨按摩员去为他们按摩的时候，总是还双双躺在床上。 　　就算这一切都是事实，但在“好样儿的”与“差劲儿的”之间毕竟还是存在着明显区别。汉斯·卡斯托普对塞特姆布里尼的做法不能不感到惊讶，因为这位共和制度和优良作风的宣传家傲慢而清醒地——尤其是他显然很清醒，尽管他也发烧，烧得头脑发昏——不分青红皂白地把这两桌不同的疗养客通通叫做“安息国人和斯基福人”。年轻的汉斯·卡斯托普非常清楚这不分皂白的嘲讽的含义；他甚至开始意识到舒夏特夫人的疾病和她的所谓“懒散”之间的内在联系。但是，他对塞特姆布里尼的态度，正如他有一次对约阿希姆说过的那样，起先是生气和不屑理睬，而后来突然地插进了“另外的与判断毫无关系的事件”，就使所有的道德准则、教育影响、雄辩口才以及有关共和政体的一切说教都对他失去了作用。不过，我们不禁要问——也许我们的提问正中塞特姆布里尼的下怀——使卡斯托普完全失去判断能力、剥夺了他判断的权利、甚至使他高高兴兴地自动放弃这一权利的可疑的突发事件，究竟是什么呢？我们问的不是这一突发事件的名称，因为每个人都知道它；我们想知道的是这一事件的道德性质；老实说，我们并不指望人们会对它作出非常乐观的回答。至于汉斯·卡斯托普，这一突发事件的确对他产生了作用，他不仅因此弃绝了判断，而且身体力行，开始效法舒夏特夫人的生活方式。以往，他总是端端正正地坐在桌旁，如今，他佝偻着身子懒洋洋地坐在那儿，觉得这样的姿势非常有助于减轻臀部肌肉的疲劳。此外，他试着仿效舒夏特夫人，进门的时候不是轻轻地慢慢地把门掩上，而是哐啷一声把它摔上，觉得这样关门既方便又自然。这种态度，从表达方式上看，和约阿希姆在火车站欢迎他时耸耸肩并无两样；这种态度，自从他到高山疗养院之后，时时刻刻都可以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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