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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
怀疑与思考 　　礼拜二，我们的主人公上山来已经整整一个星期。早上散步回来，他发现房里摆着一份账单，他第一周费用的账单，像商号文书似的制得清清爽爽，装在一只淡绿色信封里，天头上印着图画——那是“山庄” 　　的疗养大楼，很使人产生向往——左边的装饰是以窄窄的直行摘印着宣传小册子中的一段话，还用斜体字着重提到“按最现代的原则施行心理疗法”。账目本身系手书，不多不少，总共正好一百八十法郎，分别是伙食加治疗每天十二法郎，住宿每天八法郎，此外在“入院费”项上为二十法郎，房间消毒费十法郎，再加上洗衣服、供应啤酒以及头天晚上喝的葡萄酒等等零星费用，刚刚凑足那个整数。 　　汉斯·卡斯托普与表哥一块儿逐项加了一遍，提不出什么异议。 　　“是的，我没有接受治疗，”他说，“可那是我自己的问题；它反正包括在膳食费中，我不能要求退还，再说又如何退法呢？至于消毒嘛，他们确实捞了一把，因为要将那美国女人熏出去，不可能喷掉十法郎的H2CO。不过整个说来，我得讲，我认为考虑到所提供的服务这并非昂贵，倒是便宜。”于是，还在用第二次早点之前，他们就上“管理处”结账去了。 　　“管理处”在楼下。在餐厅另一边，沿着走廊经过存衣室、厨房和餐具间走去，就肯定会看见一道门，更何况门上还挂着块醒目的瓷牌。 　　进门以后，汉斯·卡斯托普饶有兴味地将院里这个经营管理中枢窥视了一番。确实是间真正的小账房：女打字员正在工作，三位男职员也伏案写着什么；在里边一进房间中，一位有着主任或科长尊严的先生坐在一张不靠四壁的椭圆形办公桌前，对进门来的主顾只是从眼镜片上冷冷地、公事公办地瞅了一眼。人家在窗口前接待他们俩，换了单子，收了款，给了收据。在此过程中，他们始终保持认真谨慎、一声不响乃至顺从谦卑的态度，就像年轻德国人把对当局和官厅的尊重扩大到了对任何写字、办公的场所一样。然后出了房间，在去进早餐的路上，以及随后一整天，他们俩谈了一些“山庄”的机构设置情况；约阿希姆作为常住客和知情人，回答了表弟提出的一个又一个问题。 　　宫廷顾问贝伦斯怎么也不是疗养院的所有者和主人——尽管人们很可能产生这样的印象。在他的头顶和身后存在着一些看不见的力量；这些力量以机构的形式出现，只在一定程度上显现出自身的面目：一个董事会，一个股东会，当它们的成员许是不错的，约阿希姆以名誉担保；尽管付给医生们的工资很高，经济管理的原则也再自由不过，股东们每年仍可以分得丰厚的红利。也就是说，宫廷顾问并非一位独立不倚的汉子，只不过是个代理人，是个职员，是一些更强大的力量的亲信。诚然，他是这类人中的头号人物和最高代表，是全院的灵魂，对于整个组织都有着一定的影响，管理处也不例外，虽说他作为主任医师，对院里经营管理的具体事物自然是超脱的。他出生在德国西北部，据说多年前来任这个职位既违背他的心愿，也与他志趣不合：他是他妻子硬拖上山来的，可她的遗骨早已安息在达沃斯村的公墓里——公墓风景如画，在右面山坡上紧靠谷口的地方。她是个很可爱的的女人，尽管根据贝伦斯住宅中到处摆着的照片以及墙上挂的他这位业余画家亲手绘制的油画判断，她是高傲的，而且弱不禁风。她在为他生下一男一女两个小孩以后，柔弱的身子发起烧来，便来到山上，可是不出几个月便体力耗尽，一命呜呼。 　　人们说，贝伦斯原把她当作上帝，所受的打击就太沉重了，有一段时期不只郁郁寡欢，简直成了个怪人，常在路上吃吃吃地傻笑，一边手舞足蹈一边自言自语，引起了过往行人的注意。后来，他没回自己的老家，而是留在了此地：显然是因为不想与妻子的坟墓分开，但起决定作用的较为实际的原因却是他自己也染了点儿病，按照他的科学的观点，他干脆就属于这里。于是他便定居下来，作为一位医生，作为与那些他要照料的疗养客同病相怜的人；像他这样的医生并非置身事外，从健康人自由的立场与疾病作斗争，而是本身就带着它的征候——这是一种奇特的情况，但绝非个别，本身无疑既有它的许多优点，也有它的可悲之处。 　　医生与病人亲密无间的伙伴关系显然值得欢迎，常言道只有受苦者才能成为受苦者的领袖和救主。可另一方面，一个本身就受到暴力奴役的人，他是否还可能具备战胜暴力所必须的真正精神力量呢？自己就不自由，还能解放他人吗？一位生病的医生以简单的直觉来判断已属悖论，是一个矛盾现象。他关于疾病的专业知识，会通过切身的经验而得到丰富和提高呢，还是更多地被搅混和扰乱了呢？他无法与疾病划清界线，受着它的牵制，不能坚决与它作斗争。即使再小心慎重，也不能问，一个本身就属于病人的人，是否真能关心为他人治愈疾病，或者至少是不让他们病情加重，就跟一个健康人那样…… 　　在与约阿希姆东拉西扯地讲“山庄”疗养院及其医务主管时，汉斯·卡斯托普以自己的方式谈出了上述疑虑和部分思考。可约阿希姆却指出，压根儿没谁清楚贝伦斯自己今天是不是还有病——多半他早已经痊愈了。他在此地开业已是很久以前的事——他自行开过一段时间诊所，很快就以敏锐的听诊师和可靠的气胸师出了名。后来，“山庄”将他弄到了手，从此他便很快与疗养院化为一体，难以分开……那儿，在大楼西北翼的后边，是他的住宅——克洛可夫斯基博士的家离得也不远——那位老派贵妇人似的护士长，塞特姆布里尼狠狠挖苦过而汉斯·卡斯托普才只匆匆见过一面的那位，就是她在操持老鳏夫小小的家务。此外，宫廷顾问身边便没有任何人了。他的儿子在德意志帝国的大学里念书；女儿已经出嫁，嫁给了瑞士法语区的一位律师。小贝伦斯有时假期回来探望父亲，约阿希姆住院期间已见过一次。这下子，约阿希姆讲，院里的女士们大为激动，体温升高了不说，还因争风吃醋在静卧厅中酿成许多吵嚷和争斗，与此同时，克洛可夫斯基的心理分析室门前便特别拥挤…… 　　为了便于助理大夫从事个人的治疗活动，专门辟有一个房间；这个房间跟大检查室、实验室、手术室以及透视室一起，都设在照明良好的大楼地下室中。说是地下室，因为从底楼通下去的石台阶确实使人产生这样的印象；但是产生这印象的基础却几乎完全是错觉。首先，底楼本身相当高；其次，大楼整个都是依山建在倾斜的地基上，“地下室”中的那些大房间朝着前面，可以看见花园和山谷，只是由于石台阶的作用和影响，这些情况才被人忽略了。因为人总以为下了台阶就到了低于地面的地方，不知道在下边仍处于地面上，或者准确地讲充其量也只低于地面一二英尺。——一下下午，汉斯·卡斯托普陪表哥到“那下边”去量体重，上述情况就使他产生了一个滑稽可笑的印象。地下室中像所有医院似的明亮而洁净；一切都包裹在白色之中，门全闪着白色的漆光。 　　克洛可夫斯基博士诊室的门也如此。门上面用图钉钉着这位学者的名片，要进去还得下两级台阶，因此使人觉得里边是间贮藏室什么的。门开在从上边下来右侧的走廊尽头，汉斯·卡斯托普在过道上走来走去地等候约阿希姆时，对这扇门特别注意。他也真看见谁走了出来，是一位他最近碰见过但还不知道名字的女士，一个额前覆着头发卷、带着金耳环的玲珑娇小的女人。只见她低低地弯着腰爬那两级台阶，一只手拽着裙子，另一只戴着戒指的小手拿手绢捂着嘴，同时却抬起一双大而苍白的眼睛茫然凝视空中。她那么迈着急促的碎步，衣裙窸窣地奔向楼梯，可到了跟前又像想起什么似的突然停住，调过头重新奔跑起来，一直弯着腰，捂着嘴，消失在了“贮藏室”里。 　　在她进去的一瞬间门敞开了，看得见里边比外面白色的走廊上暗得多：显然，这地下室中像医院一般的明亮到不了里边去。汉斯·卡斯托普发现，在克洛可夫斯基的心灵分析室中，笼罩着一派半明不暗的神秘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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