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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我出生于一个讲求道德、虔诚信教的家庭，在一位贤明而笃信宗教的牧师家庭中愉快地成长，从幼年起就接受了以后从没完全抛弃的原则和格言——有人说是成见。还在童年时我就独立生活，在爱抚的吸引下，在虚荣心的蛊惑下，为希望所诱骗，为形势所逼迫，当了天主教徒，但我仍然是个基督徒；不久以后，出于习惯，我的心对我的新的宗教产生了真挚的感情。华伦夫人①的教导和榜样加强了我的这份感情。我在乡间度过了青春年少时期，那里的孤寂生活和我全神贯注地阅读的好书，加强了我对深挚感情的天赋禀性，使我变成类似费纳龙式的虔信者①。在隐遁中所作的沉思，对自然的研究，对宇宙的冥想，都促使一个孤寂的人不断奔向造物主，促使他怀着甘美热切的心情去探索他所看到的一切的归宿，探索他所感到的一切的起因。当我的命运把我投进人间的急流时，我再也寻觅不到片刻间能悦我之心的任何东西。对往日温馨的闲暇的怀念始终萦绕心头，使我对身旁一切能为我博得名利的事物都感到冷漠和厌恶。我自己也搞不清究竟想追求什么，也不存多大希望，有所得的时候就更少，而当飞黄腾达的微光显现时，我又感到，当我得到我以为是在寻求的一切时，我一点也得不到我为之心向神往，然而并没有明确目标的那种幸福。这样，就在种种苦难使我感到我跟这世界毫不相干以前，一切就都促使我在感情上跟这个世界日益疏远。直到四十岁以前，我一直在贫困和财富之间、在正道和歧途之间摇摆不定，我有很多由习惯而产生的恶习，然而心中并无半点作恶的倾向，我随遇而安而缺乏理性所明确规定的原则，对我应尽的本分虽有所疏忽但并不予以蔑视，而且对这些本分时常也并没有明确的认识。 　　①卢梭于一七二八年三月与华伦夫人初次见面，一七三二年到一七四一年间，曾和她生活在一起。请参看《忏悔录》第一部第二至第六章。①费纳龙(1651—1715)，法国康布雷大主教、作家、教育家，主张寂静主义，认为应该像孩子热爱母亲一样只爱上帝，至于其他宗教仪式则都无所谓。 　　我从青年时期起就把四十之年定作一个界限，在这以前可以有各方面的抱负，作出一番努力来力求上进，并且决定，一到这岁数，不管处于什么状况，就不再为摆脱这一状况而挣扎，余生就得过且过，再也不为前途操心了。时候一到，我就顺利地把这一计划执行起来，尽管当时我的命运似乎还可使我获得更稳定的生活条件，我也放弃了，不仅毫无遗憾，而且引为乐事。我摆脱所有那些诱惑，抛弃不切实际的幻想，一心一意过慵懒的生活，让精神安静下来——这从来就是我最突出的爱好，最持久的气质。我摆脱了社交界和它的浮华。我抛弃一切装饰品，不再佩剑，不再戴表，不再穿白色长袜，不再用金色饰带，也不再戴精制头饰，从此只戴一副普普通通的假发，穿一套粗呢的衣服。更重要的是，我把使这一切显得重要的贪婪和垂涎从心底连根拔除了。我也放弃了那时我根本无法胜任的职务①，从此开始誊抄乐谱，按页取酬，这项工作我从来就是十分喜爱的。 　　①卢梭当时在法国财务总管弗兰格耶处担任出纳，经管金库(见《忏悔录》第二部第八章)。 　　我的改革并不限于外表。我感到外表的改革本身就要求另外一种显然更痛苦、但却更有必要的改革，那就是思想的改造。我决心把我的内心来一番彻底的严格的审查，并予以调整，使今后余生一直保持我死前希望保持的那个样子。 　　我心中出现了一场巨大的革命；另一个精神世界展现在我眼前；我开始感到人们的判断是何等的荒谬，然而我那时还没有预见到会成为它的牺牲品；文坛的名声像烟云一样刚在我头上飘浮，我就已经对它感到厌倦，越来越需要有另外一种成就；我想为来日的事业开辟一条比前半生更为可靠的道路——所有这一切都迫使我作一次早就感到有必要进行的彻底的检讨。我这样做了，对为做好这项工作所需的一切因素，只要是操之在我的，都毫无忽略。 　　正是在这一时期，我开始彻底脱离上流社会，开始对孤寂生活产生强烈的爱好，至今未衰。我所要写的那部作品①，只有在绝对隐遁中才能写出，它要求长期安静的沉思，而这是喧嚣的社交生活所不许可的。这就迫使我在一个时期内采取另外一种生活方式，后来觉得它是如此之好，因此，在迫不得已作为时不久的中断之后，总是一有可能就一心一意地把它恢复，而且毫无困难地做到心无旁骛；等到后来别人迫使我过孤独生活时，我就觉得，他们为了让我痛苦而把我流放，结果给我带来的幸福却比我自己争取的还多。 　　①指后来在一七六二年在《爱弥儿》第四卷中发表的《萨瓦助理司铎的信仰自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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