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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
阿尔贝托把会做的试题解答完毕之后，望了巴亚诺一眼：黑人正咬着下唇刷刷地写着。他极其小心地环视一圈教室：一些人拿笔在离开纸面几毫米的空中晃动着，假装在答题。他把考卷重新看了一遍，又答了两道题，那答案是似是而非的。从远处隐隐约约传来一点声音。士官生们在座位上不安地动起来。空气变得紧张了。有个肉眼看不见的东西，飘浮在这些埋头答题的脑袋里，似乎是一团温暖而不可捉摸的东西、一片乌云、一个无影无形的怪物、一阵露水在洒过。怎样才能使中尉的警惕性放松一点呢？怎样才能躲开他的监视呢？ 　　甘博亚笑了。他停住脚步，站在教室中央，双臂交叉；奶油色的衬衣里，显出发达的胸肌。他的目光扫视着全班，仿佛在野战演习中指挥他的连队穿越沼泽和草地、攀登岩峰那样，只需一个简单的手势、一下短促的哨声就够了。 　　他手下的士官生看到其他连队的官兵最后被包围、被伏击、被歼灭时那副激怒恼火的神情，感到十分得意。面对那占据山头和峡谷以及控制着滩头悬崖的无形敌人，甘博亚异常镇定而无畏；在早晨的阳光下，他戴着闪闪发亮的钢盔；当他指着一段高墙，下令“小鸟们，飞过去！”的时候，一连的士官生便像流星般地冲出去。他们高举着明晃晃的刺刀，心头充满了无限的勇气，朝一片农田冲去。当他们脚下无情地践踏着禾苗的时候，“啊，假如这是智利人或厄瓜多尔人的脑袋，那该多好啊！若是靴底下能溅出鲜血来，入侵者都死掉，那该多好啊！”他们跑到高墙脚下，气喘吁吁，喊声不迭；接着，把步枪往身后一背，伸出发胀的双手抓住砖缝，身体贴住墙壁笔直向上爬去，两眼紧盯着渐渐接近的墙头，随后便曲腿弓腰纵身而下。落地后，只听到一片叫骂声和胸口与太阳穴里热血沸腾激荡的声音。这时甘博亚却已经站在他们前方一块几乎难以立足的岩石上，呼吸着海风，又在计划着什么了。士官生们有的蹲着，有的卧倒，大家全都注视着甘博亚，似乎生死都取决于他那两片嘴唇。突然，他目光一扫，生气地发现小鸟已变成了昆虫。“散开！怎么能像臭虫那样挤在一块。”昆虫们急忙爬起来，向四面散开。那千疮百孔的野战军服随风飘荡，一块块补丁好像伤疤一样地外露着。他们回到泥沼中，混杂在草丛里。但是眼睛依然顺从而哀求地望着甘博亚，就像在那个可诅咒的黑夜，中尉扼杀“圈子”时那样。 　　“圈子”的诞生是随着士官生的生活一道开始的。他们脱掉便服，一个个被校内的理发师推成光头，穿上了卡其军装。然后，在哨子和吆喝声中，全体崭新发亮地首次集合在操场上。四十八小时以后，就发生了那件事。那是夏季的最后一天。海滩被炭火般的阳光暴晒了三个月之后，利马的天空蒙上了白云，城市进入了昏昏欲睡的时期。他们来自秘鲁各地，以往素不相识，现在集合在一起，站在那陌生的水泥建筑物的门前。加里多上尉高声宣布说，他们已经结束了老百姓的生活；他们要过三年军队生活；在这里他们要成长为真正的人；军人的生活是由三个要素组成的：服从、勤劳和勇敢。但是不久以后，就发生了那件事。那是吃罢学校的第一顿午饭后，当他们终于摆脱了军官和准尉们的监护走出饭厅的时候发生的。那时他们正混杂在四年级和五年级的士官生中间，略带恐惧、好奇甚至有些好感地望着那些高年级的学生。 　　那时“奴隶”独自一人正从饭厅的楼梯下来，向草地走去。突然，两只铁钳似的大手抓住了他的胳膊。一个声音在他耳旁说：“跟我们走！狗崽子。”他露出一丝微笑，顺从地跟他们走了。在他周围，很多早晨刚刚认识的同学也被拦截，随即带过草地，向四年级的寝室走去。那一天没有上课。从中午到吃晚饭，三年级的狗崽子在四年级学生手中待了八个多小时。“奴隶”不记得是哪个班什么人把他带走的。只记得那个房间里烟气腾腾，站满了穿军装的人；只听到阵阵笑声和喊声。起初进门的时候，他嘴边还挂着微笑。突然，他的背上重重地挨了一击，扑通一声摔倒在地。他一个翻身，脸朝上躺在地上。他想坐起来，但是不行，有只脚踏在他的胸口上。十张陌生的面孔像欣赏小虫似的望着他。他们的身影挡住了天花板。有个人说： 　　“先用墨西哥民歌的调子唱一百遍‘我是一个狗崽子’。” 　　他已经吓呆了，唱不出来。两只眼睛好像要夺眶而出，喉咙里干渴得要烧起来。胸口上那只脚在逐渐加大压力。 　　“他不想唱。这狗崽子不想唱。”那个声音说。 　　于是，那些面孔便张开嘴巴，朝他啐起来。不是啐一次，而是许多次，使他不得不紧闭双眼。唾啐一停，那个像轴承一样滚动的无名声音又一次响起来：“用墨西哥民歌的调子，唱一百遍‘我是一个狗崽子’。” 　　这一次他服从了，用《在那边牧场上》的调子，喉咙嘶哑地唱出命令他唱的那句话。那是很不容易的事。去掉原来的歌词，那和谐的旋律霎时变成了难听的尖叫。但是，对他们来说，这好像无关紧要，他们认真地听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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