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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八
“好的。”拉维克望着凯特·赫格斯特龙的身体，头在低处，身体横躺在手术台上，一种特仑德仑堡的姿势①。“她事先应该知道的。她应该自己表示同意。我们不能够轻易动这样的手术。你说我们能够吗？” 　　〔①特仑德仑堡的姿势：系施行手术时的一种姿势。病人仰卧在手术台上，头往下倾，成四十五度，两腿下垂于手术台的一端。因系特仑德仑堡所创始，故名。特仑德仑堡（1844—1925）为德国莱比锡的著名外科手术专家。〕 　　“根据法律是不能的。不过另一方面——我们已经开始了啊。” 　　“那是我们非做不可的事。我们没有用常规的手术刮宫，就不得不打开腹腔。这却是另一种手术。切除子宫，跟刮宫又不一样了。” 　　“我觉得她信任你，拉维克。” 　　“我说不上。也许是吧。不过她是否会同意呢？”他把白衣服上面那条橡皮围裙，用一条胳膊推推平。“尽管如此——首先，我要作进一步的检查，然后再决定要不要摘掉子宫。拿刀来，尤金妮亚。” 　　他把切口延伸到肚脐，将小血管钳住了。然后他把大血管用双头结挽住，拿起另外一把刀，割进了黄色的筋膜。他用刀背按住下面的肌肉，拉起腹膜，把它翻开钳住。“牵引器。” 　　助理护士早把东西准备好了。她将沉重的链条抛到凯特·赫格斯特龙的两腿中间，钩住了膀胱板。“纱布。” 　　“纱布！” 　　他把潮润温暖的纱布，用力塞进里面，将腹腔敞开，小心翼翼地应用着握钳。然后他往上瞅着。“瞧这儿，维伯尔——还有这儿——这条宽阔的韧带。这样厚实、坚硬的一大块。科赫尔钳子①也不能用。情况太严重了。” 　　维伯尔定睛瞧着拉维克指给他看的地方。“瞧那个地方，”拉维克说。“我们钳不住这些动脉。太脆薄了。它已经扩散到了这儿。没有希望的了——” 　　他谨慎地剪下了一小片。“布瓦松还在化验室里吗？” 　　“在，”护士说道。“我已经打过电话了。他正在等着呢。” 　　“好的。把这个送给他。我们可以等着他的检验报告。不会超过十分钟的。” 　　“叫他打电话来。”维伯尔说。“马上。我们把手术暂时停一停。” 　　拉维克直起身子。“脉搏怎么样？” 　　“九十五。” 　　〔①科赫尔钳子：系开刀时用以钳住肌肉或血管的坚实钳子。为科赫尔所创制。科赫尔是瑞士著名外科手术专家。〕 　　“血压呢？” 　　“一百十五。” 　　“好的。我认为，维伯尔，我们不需要考虑有或者没有得到同意就动手术的事了。我们已经没有别的办法可想啦。” 　　维伯尔点点头。 　　“我们得把它缝合起来，”拉维克说。“把胎儿拿掉，这就好些。缝合起来，什么也不说。” 　　他在那儿站立了一会，望着白罩单底下那打开的身体。刺目的灯光，使白罩单显得更白了，如同新降的雪，底下是裂开着的伤口那鲜红的坑穴。凯特·赫格斯特龙，今年三十四岁，任性、瘦细、褐色皮肤，她常锻炼身体，充满着生的意志——却给这破坏她肌体组织的、模模糊糊的、肉眼看不见的一丁点儿东西，判处了死刑。 　　他又朝那身体弯下腰去。“我们还得要——” 　　那个孩子。一条在暗中摸索着的生命，盲目的，仍然在分崩离析着的母体内生长。注定着要死亡的了。却还在哺饲着，吮吸着，贪婪地，一种渴望生长的冲动，那东西希望有一天在花园里玩耍，希望长大成人，做一个工程师，一个牧师，一个兵士，一个杀人凶手，总之是一个人，希望生活，希望受苦，希望幸福，希望粉身碎骨——那手术器械小心翼翼地探到了看不见的壁膜，找到了拦阻着的东西，便谨慎地把它剖开，把它取掉——让它结束。结束那没有意识的挣扎，结束那没有气息的呼吸，结束那没有来得及经历的快乐、悲伤和成长。现在什么也没有了，只有一丁点儿没有生命、没有生气的肉，淋漓滴落的血。 　　“布瓦松的报告送来了没有？” 　　“还没有。快了。” 　　“我们还可以等几分钟。” 　　拉维克后退了一步。“脉搏怎么样？” 　　他从罩单上面望着凯特·赫格斯特龙的眼睛。那双眼睛睁开着，朝着他瞧——不是一种模糊呆钝的表情，而是一种好像她已经看见了他，知道了一切似的。有一会儿工夫，他还以为她已经恢复神志了。于是他上前一步，却又停了下来。不可能的。他在想些什么啊。那是偶然的事：光线嘛。上了麻药，瞳孔对于光线是有这种反应的。“她的脉搏怎么样？” 　　“一百。血压，一百十二。降下去了。” 　　“时间越来越少了，”拉维克说。“布瓦松现在应该弄好啦。” 　　楼下的电话铃响了，传到上面，声音很轻。维伯尔朝门口望去。拉维克并没有朝门口看。他只是等着。他听到房门开了。进来的是护士。“不错，”维伯尔说。“是癌症。” 　　拉维克点点头，又回过身去工作。他把钳子和夹子拿起来，把牵引器也拿掉；还有纱布。尤金妮亚站在他旁边，机械地计数着手术器械。 　　他开始缝合刀口。轻轻地，有条不紊地，煞费苦心地，全神贯注，没有一点儿杂念。坟墓封闭了，一层层肌肉缝合起来，一直到最后的、最外面的一层；然后松开伤口夹，直起身来。“完工了。” 　　尤金妮亚踏上杠杆，将手术台放平，把凯特·赫格斯特龙遮好。沙赫拉扎德，拉维克想，前天，从曼恩蒲希去买来的一件衣服，你曾经快乐过吗，常常很快乐，我有点儿害怕，这是我做惯了的事情；让吉卜赛人演奏吧。他望望门上面的钟。十二点。正午。外面，办公室和工厂的门，这时候都敞开了，健康的人们从里面涌出来。午饭的时间到了。两个护士将担架车推出手术室。拉维克把橡皮手套从手上扯下来，走进盥洗室，开始洗手。 　　“你的纸烟，”维伯尔在另一个面盆里冲洗。“快要烧着你的嘴唇了。” 　　“是，谢谢。那么谁去告诉她呢，维伯尔？” 　　“你去，”维伯尔毫不犹豫地说。 　　“我们得解释给她听，为什么要开刀。她希望我们用常规手术拿掉胎儿。我们可不能把实际情况告诉她。” 　　“你一定会想得出一套理由来，”维伯尔相当自信地说。 　　“你是这样想的吗？” 　　“当然啰。到晚上还有一段时间可以让你考虑。” 　　“那么你呢？” 　　“我说的话她一句也不会相信。她知道你开的刀，她就要从你那儿听消息。要是我去告诉她，她只会怀疑。” 　　“说得对。” 　　“我仍然不明白，”维伯尔说。“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怎么会发展到这种地步。” 　　“这是有可能的。我但愿能知道告诉她一些什么就好了。” 　　“你一定会想得出来的，拉维克。一种囊肿啊，或是一种纤维瘤啊。” 　　“是的，”拉维克说。“一种囊肿，或是一种纤维瘤。” 　　＊ ＊ ＊ 　　那天夜里，他又到医院里去。凯特·赫格斯特龙正在睡觉。傍晚她醒来过一次，呕吐了一阵，挨过了难熬的一小时，随后又睡熟了。 　　“她问过什么事吗？” 　　“没有，”那个脸蛋红红的护士说。“她还在昏昏沉睡中，没有问过什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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