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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了不起的叔叔(2)
当然，他的主要目标还是在政治方面。他很快被选进了马尼托巴议会。要不是省内政坛元老约翰·诺奎还在世的话，人们准会选他当省长的。尽管如此，没过多久，就连约翰·诺奎也成了爱·菲的座上食客，从而也就成了爱·菲的掌中玩物。我至今还记得在我还是小学生时他们南下多伦多时的情景：一群拥戴他的“西部人”，个个都穿着厚重的水牛皮衣，蓄的胡子像古代亚述人似的。爱·菲领着他们在国王大街游行，那派头俨然一个探险家带回一群野人。 　　自然爱·菲在政治上仍旧是保守的，不过他把调子唱得更高了。连那些他供奉着画像的老祖先他都还嫌不够，于是他又胡诌出了一个什么葡萄牙公爵（我们家一度有人在葡萄牙做过事），而且，他还通过某种继承权把爵位转授给了我的哥哥吉姆——他此时已到温尼伯，在爱·菲的办公室干活。在他的大豪宅里，在看完祖先的画像之后，他会对来客们说——用手掩着嘴悄悄地说：“想来真是奇怪，那两个人一死，孩子就是葡萄牙公爵了。”但吉姆从来不知道该杀的到底是哪两个葡萄牙人。 　　为了表明自己的尊贵，爱·菲还有一个提高自己的声望的高着，那就是时刻摆出一副随时会奉召奔赴重任的架势。假如有人问他：“您整个冬天都会呆在温尼伯吗，李柯克先生？”他的回答是这样的：“那主要要看西部非洲的局势如何。”就这样，西部非洲之说足以叫他们折服。 　　后来，马尼托巴的繁荣受挫。像我父亲那样的老实人一天之间就完蛋了。但爱·菲没事儿。马尼托巴的衰落反倒使他更出众了，就像大浪打来时把游泳好手托到高处一样。他一如既往地过着红火日子。我相信实际上他已彻底破产。但那对他没什么区别。没有现金，他可以赊账。他仍然拥有他那想象中的银行和那通往北冰洋的铁路。他的大豪宅里仍旧宾客盈门，商人们照旧为他付账。要是有人前去讨账，他会得到这样的答复：爱·菲的行动还没有决定下来，那主要视约翰内斯堡的局势而定。这样账又会拖上半年。 　　正是在这段时间我经常在东部见到他——他定期“东巡”，为的是给他的债主们造成他正在采取行动的假象。开始的时候一切都很顺利，他住旅馆可以赊账，买东西不用马上付钱，没钱还可以借到钱。银行家，尤其是乡镇的银行家，是他天然的坑害对象。他们一见爱·菲进门就会发抖。就像小野鸽见了老鹰一样。爱·菲的手段很简单，就像向乡巴佬玩碗底变豌豆游戏一样。一进那个银行家的小办公室，他就会说：“哟，你爱钓鱼，墙上挂的那根一定是绿心木钓杆吧？”（爱·菲对什么都能叫上名字来）。银行家一听就受宠若惊，立即喜盈盈地从墙上取下那根钓杆，还从抽屉内的盒子里拿出作钓饵的假蝇来给他玩赏。爱·菲离开的时候口袋里已多揣了一百元现钞。他没交任何抵押品，可一切借款手续已办得一清二楚。 　　他处理借贷、住宿费、车马费和购物款的方式也与此相似。他这一手使所有老板都不知不觉上了当。他买起东西来十分大方，从不过问价格。在买的过程中他从不提付款的事儿，一直到快要离店时候，他才好像刚想起来似的说：“顺便提一下，请尽快把账单给我开来，我可能要出远门。”他好像无意让老板知道似的，对我来上一句“旁白”：“亨利·洛奇爵士又从西非来电报了。”店老板以前从没见过他，以后也再见不着他了。 　　对付旅馆的做法有所不同。乡村旅馆当然是容易对付的，事实上容易极了。爱·菲有时候宁愿付现款结账，就像一个射击运动员不屑于射杀一只呆着不动的鹧鸪一样。但与大旅馆打交道就另当别论了。在即将离开的时候——就是说，当大衣、行李包之类准备停当，就只等出发的时候，爱·菲会到服务台要求结账。一看账单，他会突然热情洋溢地赞叹价格合理。“想想看，”他会用他那种“旁白”对我说，“和巴黎的格里隆大酒店的价格相比，这真是太便宜了！”这家旅馆的老板没法做这种比较，只会感到自己的旅馆档次太低了。然后他又会来一句“旁白”：“别忘了提醒我告诉约翰爵士，我们在这里受到的款待太好了，他下一个星期就要来这儿。”所谓“约翰爵士”，就是我们的省长，旅馆老板根本不知道他会大驾光临——他也不会来……接下来爱·菲会使出最后的绝招——“噢，让我看看……七十六块……七十六……你给我”——爱·菲的眼睛直盯着旅馆老板——“给我二十四块，以便我好记着给你汇整整一百块过来。”那老板的手打着抖，但还是把二十四元钱给了爱·菲。 　　这丝毫不意味着爱·菲是一个骗子，丝毫不意味着他不诚实，他那些账单不过是“缓期支付”而已，就像英国欠美国的债一样。他这一辈子从没干过也没想过要存心坑人。他的种种计谋都是在光天化日之下进行的——都是坦坦荡荡的。 　　无论在什么场合与人交谈，爱·菲都能投合不同谈话对象的口味。有一次我把他介绍给大学的一帮朋友，这些小伙子快要拿到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一切的学位了。在随便聊天的过程中，爱·菲转过头来对我说：“噢，顺便告诉你一声，你听了一定会高兴的，我刚获得了梵蒂冈的荣誉学位——终于得到了！”“终于”两个字撼人心魄——那可是教皇授予的学位，而且是盼望已久的啊！ 　　当然，这样的日子好景不长。渐渐地，他的信誉垮了，他不那么吃得开了。债主们变得强硬起来，朋友们也把脸扭了过去。渐渐地爱·菲潦倒了。他妻子去世后，他成了鳏夫，时常衣冠不整、步履艰难地蹈蹈独行在街上。幸亏他还有那么点不屈不挠的自信和达观信念，不然他可真是悲惨到家了。但即使是这样，日子对他来说也越来越难了。到最后，甚至连在酒吧里赊几个小钱也不行了。我的哥哥吉姆——那个“葡萄牙公爵”——告诉我说，有一次爱·菲竟被温尼伯一个终于醒悟过来的愤怒的酒吧老板撵出了酒吧。当时爱·菲带着几个朋友上那儿去，他张开五指高声说道：“李柯克先生做东，五位！”……酒吧掌柜当即朝他们破口大骂。爱·菲挽起一位朋友的手臂，说：“走吧，我担心那可怜的家伙是疯了！但我讨厌去告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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