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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九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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姑娘离开了这座城市,雅罗米尔却面对着一个灼热的夏天,这个夏天就象一条长长的,令人窒息的隧道伸展在他前面。一封写给姑娘的信(悲哀的,恳求的信)漂进了这条隧道,毫无痕迹地消失了。雅罗米尔想起了挂在他房间墙壁上的电话筒。啊,这个超现实主义艺术的物体如今具有了真正的意义:一个没有连接的话筒,一封没有回音的信,一次没有人听的谈话…… 整个夏天,女人们穿着凉爽的衣裙在人行道上漂浮,流行歌曲从开着的窗户涌到热烘烘的大街,有轨电车挤满了带着毛巾和游泳衣的人们,游船翻着波浪驶向莫尔道河,驶向南边,驶向群山和森林…… 雅罗米尔被抛弃了,只有他母亲的眼睛跟随着他,对他一直守信。但这也很痛苦——一双眼睛不断地刺探他的孤独,剥去他的遮蔽物。他受不了母亲的眼光,也受不了她的问话。他不断地逃离家。夜里很晚才回来,然后立即上床睡觉。 我们已经提到过,雅罗米尔不是为手淫而生,而是为伟大的爱情而生。然而,在这些日子里,他疯狂绝望地自渎,仿佛他想用这种卑劣可耻的行为来惩罚自己。自渎的夜晚后接着是脑袋抽痛的白昼,但雅罗米尔却差不多感到轻松了,因为头疼使他不去想到穿着夏天衣裙的女人的美,减轻了街道上歌声的色情诱惑,他那昏昏沉沉,没有感觉的状态帮助他度过了漫长的白昼。 没有收到姑娘的回信。要是至少有一封别人的信该多好啊,要是有什么东西能冲破空虚该多好啊!要是雅罗米尔曾把自己的诗寄给他的那位著名诗人至少给他写几行字该多好啊!只要几句赞扬的话!(是的,我们的确说过。雅罗米尔愿意用他所有的诗去换取他是一个成熟男人的自信。但是,让我们作进一步阐述:如果人们不把他看作是一个男人,那么只有一件事能给他一点安慰——至少应把他看作是一个诗人。) 他再次希望同那位著名诗人取得联系。不是靠一封普通信的方式,而是用残暴的诗意的方式。一天,他带着一把锋利的刀离开了家。他在一个公用电话问前面来回踱了很久,当他确信没有人在看他时,他走进电话间,割下了听筒,以后每天,他都要设法盗走一个,直到搞到了二十个听筒(在这段时间,姑娘和诗人都没有音信)。他把这些听筒放进一个箱子,把它包扎起来,在上面写上那位著名诗人的姓名地址,在角上写上他自己的名字。他激动万分地带着包裹到邮局去。 当他从邮局返回来时,有人在他肩膀上拍了一下。他回过头去,原来是他在学校的老朋友,看门人的儿子。雅罗米尔见到他很高兴(在他那单调乏味的沙漠上,任何事件都是受欢迎的);他怀着感激的心情交谈,当他了解到这位老同学就住在附近时,他便设法让他邀请自己去顺便访问一下。 看门人的儿子不再与父母一起住在学校的楼舍里,而是有他自己的一间公寓房子。“我妻子现在不在家,”当他们走进过道时,他对雅罗米尔解释。听到老朋友已经结婚,雅罗米尔表现得很惊异。“噢,真的,我已结婚一年多了。”他用一种自负、得意的口吻说。雅罗米尔感到一阵强烈的嫉妒。 他们坐了下来,雅罗米尔看见房间的那一头有一张儿童床,床上有一个婴儿。他意识到老朋友已经是一家之父,而他还是一个手淫者。 他的朋友从橱柜里取出一瓶威士忌。满满地倒了两杯。雅罗米尔突然想到,在他自己的房间里根本没有这种提神的食物,因为母亲会对此皱眉头的。 “这些日子你在干什么?雅罗米尔问。 “我跟警察在一起。”看门人的儿子说,于是雅罗米尔想起他生病在家的那一天,聆听着收音机里传来的人群激动的喧声。警察是共产党员有力的手臂,他的老朋友当时也许就与革命群众在一起,而他——雅罗米尔——却和外婆在家里。 是的,原来那些日子他的朋友的确一直都在大街执行重要任务。他谨慎但又自豪地谈到这件事。雅罗米尔感到有必要使他朋友明白,他们具有共同的政治信念。他对他讲了在黑头发男人公寓里的集会。 “那个犹太人?”看门人的儿子毫无热情地说,“如果我是你,我就会保持警惕!那是个真正的怪人!” 看门人的儿子不断使他困惑不解,他似乎总是走在前面一步,雅罗米尔急欲找到共同之处。他用悲伤的口气说,“我不知道你是否听说道。我的爸爸死在一个集中营了。这件事的确使我震动,现在我明白了,这个世界必须改变,彻底地改变。我知道我的位置在哪里。” 看门人的儿子终于点头表示同意;他们谈了很久,当讨论到他们的未来时,雅罗米尔忽然宣称,“我想要从政。”他对自己的话感到惊异;它们象是不假思索就冲出来了,象是武断地就决定了雅罗米尔的全部生活道路。“自然,”他继续说,“我母亲想让我学美学,或法语,或天知道的什么东西,但是我不可能喜欢这些。这些东西同生活毫无关系。真正的生活——是你所投入的那种!” 当他准备离开朋友的房间时,他感到这一天充满了决定性的顿悟。就在几小时前,他才寄走了一个装有二十个电话筒的包裹,认为这是一个大胆的、奇特的行为,是对一个著名艺术家的挑战,是一个徒劳而无结果的等待的象征信息,是对诗人声音的恳求。 但是,紧接着与老同学的谈话(他断定这个时间的选择决不仅仅是偶然)给他富有诗意的行为赋予了相反的意义。它不是一个礼物,也不是一个恳切的请求;不,他骄傲地把他对回信的一切徒劳的等待归还给了诗人。那些被割断的听筒是他忠诚的被破掉的头,雅罗米尔嘲弄地把它们送回去,就象一个土耳其苏丹把十字军俘虏的头送还给基督徒指挥官。 终于一切都清楚了。他整个一生都是在一个被遗弃的电话间里的一段等待,倾听着一个失灵的听筒,只有一个解救办法:尽快地走出这个被遗弃的电话间! “雅罗米尔,你怎么啦?”这个熟悉亲切的问话使他渗出了眼泪;他无地自容,玛曼继续说,“没关系,我了解你。你是我的孩子!我了解你的一切,尽管你不再信任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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